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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真的「無法」趕走色情？
台北市警察局長廖兆祥在台北市議會中答覆議員質詢時說，他不能履行市長所做於半年內將色情趕出台北市住宅的保證。他的理由是：第一，法令不完備，罰則太輕；第二，全世界到處都有色情，非台北獨有。
社會現場
人人活在茫然中 — 解禁後的新秩序：（一）
近四十年來，台灣的上空首度飄滿了興奮、迷惘和焦慮，卻沒有答案。 民眾說：「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企業界人士說：「為什麼沒有執行的時間表﹖」 觀察家說：「這個社會變得我都不認識了。」 學者說：「我不知道國家的目標在那裡﹖」 反對人士說：「政府缺乏誠意，新政策仍是換湯不換藥。」 憂心秩序者說：「我不知道公權力讓步的底線在那裡﹖」 大家認為應該提出答案的是政府，但是官員們似乎並不同意。他們說： 「我們一切順應民意，順應時代潮流。」 「這是過渡期間必有的現象。」 「我們準備的時間不夠，人手也不足。」 「上級政策不明顯，不知道執行的底線在那裡﹖」 「民眾不應太過依賴政府，要自己負起責任。」 找不到標準答案，人們開始以行動試探來摸索答案。 於是，街頭上有擾亂、騷動，機關門前充斥請願、抗議、示威，商業辦公大樓裡有人默默計劃各種經濟脫法行為，政府機構忙於應付突發事件。 明顯的現象是： ●「開放」本身及其所帶來的問題，都以加速度進行中。 ●開放政策方向明顯，但目標及精神意義，規劃欠嚴謹，執行態度消極。 ●開放政策導致社會現有的約束力全面降低，卻並未誘發出相對的責任感。 開放似乎成了「新教條」。但開放為什麼使人人迷茫﹖開放後的新秩序應如何才能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