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直擊亞洲六強　中日韓港新台 — 年輕人才比一比

　這群還在就學的Young世代，五年後步入社會，十年後成為社會中堅。他們的表現，某種程度將決定你我的未來。究竟，亞洲六強裡，哪一國的大學生能在未來帶領國家往前邁進？能把國家推上國際舞台？

中韓學生，耐力最夠

　亞洲六強的大學生各有特色，但中國與韓國學生，來勢最為洶洶。

　不久前的一個清晨，一群清華學生搭著吉普車，登上海拔四千多公尺的雪山峰頂，青藏高原的東端，黑水。

　頂著平頭、一身長袍的李希光是這堂寫作課的老師，他曾是哈佛大學研究員、《華盛頓郵報》記者、現任清華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把學生帶到最遠、最底層的地方體驗貧窮，是要訓練學生的勇氣、胸懷、獨立思考與合作能力。「大學就是要培養社會各階層的領導人，學生需要這些能力，」他眼神銳利，一字一句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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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在月光下的蒙古草原，或在太行山下，騎著馬上課，那一幕，學生永遠不會忘記，」李希光解釋，學生親身體驗居民的生活、一星期不洗澡，還要想辦法克服大自然給的挑戰，他們要學會合作。

　在中國的大學操場上，偶爾會發現帶著自信、穿著皮鞋踢足球的男孩；凌晨五點，天際猶暗，北大學生拿著字典啃著一字一句的英文，伴著未名湖的水波，聲波迴盪在微涼的空氣裡。

　中國學生土法煉鋼的毅力，像極了台灣五年級生三十年前面對的環境；一九七○年，台灣的人均所得不到一千美元，與中國現在的一千三百美元相去不遠。

　若把視線再往北拉到人均所得與台灣相似的韓國，學生的堅忍，也叫人佩服。

　西安，霧靄濛濛，一群首爾（漢城）大學與高麗大學的學生，漫步在麥田野花與泥土芬芳，他們揮汗、植樹、覆土。

　到中國大陸西安去種樹？這行為一點兒也不傻，一位韓國學生解釋，中國北方沙漠化若持續嚴重，風沙將直接撲向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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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到韓國的大學裡上課，講台上的教授像父親一樣，不斷提醒學生，「韓國的未來就靠你們了。」走過韓戰、金融風暴的上一輩，在痛苦掙扎下給韓國帶來嶄新的未來，讓這一代的青年想得遠、絲亳不敢懈怠。

　和韓國學生談起未來，各個興緻高昂地把「BeSeTo」掛在嘴邊。「BeSeTo」是北京、首爾、東京三個城市的英文縮寫，意思是，韓國未來要做中國與日本溝通的橋樑，成為東北亞金三角的一環。

　為了達到目標，中、韓學生在物質與精神上都能吃苦。

　即便在新加坡、香港、日本，這些人均所得在兩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國家，年輕人也被政府、媒體提醒著要走出自己的小世界，關懷腳下的土地，與社會、國家做聯結。

　過去香港學生給人自利、獨善其身的印象。但香港回歸大陸後，它的優勢，因中國新起的人才與市場，不斷淡化。以前不屑說中文的港生都開始努力講一口京片子，他們甚至徹頭徹尾收起過去的自我，稱自己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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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七，站上街頭、以怒吼抗議日本竄改歷史的隊伍中，五成是港大、科技大學學生，他們還高聲唱著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是認同，也是務實。他們嚮往「北上」、前進中國發展。

　新加坡與日本，則不斷提醒學生走出舒適圈、離開熟悉的環境，到外地與世界探索。

台灣學生 快閃一族

　坐在敦南誠品書店，日本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的二村太郎順暢交雜著中文與英文接受訪談，遇到不懂的詞彙，立即做筆記、查電子字典。

　二村太郎來台灣兩年，生活簡單。白天工作，週末補習中文、英文，還和網友進行語言交換。他每天七點二十五分準時起床，八點四十分進公司，工作至晚上八點。

　太郎數次提到日本大學生日益嚴重的惰性，但和台灣年輕人的生活習慣一比，他的評價是，「你們喜歡Easy Life。」

　雖然不同國家學生間的差異很大，很難將一國的學生做歸類；但大家一般的印象是，台灣大學生普遍想追求快樂、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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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台灣學生普遍獨善其身，對公眾事務的關心，常是一下子熱度，成了快閃一族。

　不久前，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在一場公開演講中提及時下年輕人都只有「想開咖啡店」的企圖。

　許多征戰世界的台灣成吉思汗們，也心有戚戚。他們覺得台灣年輕人如果以目前的方式持續生活與學習，「未來是滿黑暗的。」

　「大學應該教給學生正確的工作態度與熱忱，那是day to day的養成；大學要把學生能力引導出來，才能走上國際與人競爭，」花旗銀行消費金融台灣區總經理管國霖語重心長。

一種鼓舞年輕人做夢的風氣

　事實上，中、日、韓、港、新的新世代都稱得上是「Me Generation」（唯我獨尊的世代），但他們卻勇於夢想、而且跳脫個人層次，帶著「We Group」（我群）的理念，思考國家與社會未來。

　因為，他們知道人不可能單獨存在，青年們要看到社會更美好、國家有未來。

　年輕人勇敢做夢的重要關鍵，是社會提供了願景與價值的引導，政府努力建立制度。

　願景，不是憑空而來。從中國、新加坡到韓國，學者、政府官員，甚至媒體等社會中堅，都努力為年輕人樹立典範。

　清華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董關鵬，三十歲，已身經百戰。從小在中國鋼鐵城鞍山長大，一路進了北大、留學英國劍橋，拿了兩個碩士，是俗稱的「海歸派」。

　這群「海歸」來勢洶洶，一個接著一個，用新觀念、新視野，觸動年輕人的末梢神經。

　以董關鵬為例，他二十六歲那年，就被當時遼寧省省長、現在已高升為商務部部長的薄熙來招聘為鞍山市外經外貿局副局長。之後，二十多個省份起而仿效，收納海歸人才。

　曾在英國BBC工作的他，與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掀起中國的傳播革命，遊說政府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顛覆中共政府以往保守作風，學習面對世界、面對媒體。目前他們為二十個省、培育了四千位發言人。

　而上海近年冒出兩百多家IC軟體設計公司，多數是大陸海歸派創業。雖然創業失敗的多，但影響所及，創業成了中國大學生另一種生涯選項。

　復旦光華管理學院學生李紹東，四年前，在校方協助下，開設復旦第一家校園禮品店，年收入一百萬人民幣。李紹東畢業後就想「創業」。「我肯定不會在外商公司做一輩子，再怎麼做都是幫人打工，」說起話來充滿幹勁。

　國際化程度最高的新加坡也很緊張。從領導人到媒體都在耳提面命，要學生出外闖盪。晚上八、九點扭開電視，帶狀節目裡，許多是創業的成功故事。

　儒教文化扎根最深的韓國，則把對大學生的期許，轉化成一個個可傳頌的故事。

　像一台不斷播放音樂的留聲機，「黃博士」的故事在韓國大學生間流傳。黃禹錫是首爾大學教授，他的幹細胞研究使一位癱瘓婦女重新站起來，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

　「我們希望像黃博士，用技術幫助需要的人，」一位韓生說。在韓國，教育不只是「家事」，也是官員、學者、企業家的大事。韓國情報通訊部部長陳大濟會親自回學生郵件，讓學生感到鼓舞。

　社會先創造氛圍，讓學生做大夢、把自我的價值極大化。政府則努力打造可供夢想實現的環境。

　亞洲六強一致的策略，就是「人才國際化」。

　二十年前的台灣，海外留學菁英從國外帶回第一手新知回台；即便沒出國的大學生，也能透過國際貿易儲備外國經驗的能量。

打造國際環境，給學生刺激

　但台灣這一點優勢正在被取代。

　這幾年，亞洲六強都努力打造國際化校園；各國知道，世界愈來愈小，學生的觸角要廣，才能進到亞洲市場、全球市場。

　只是，對於大學生的照顧與投資，台灣並無法與它國競爭。各國投注在每位大學生的經費，日本三十六萬，韓國二十五萬、中國大陸二十萬。台灣，平均只有十四萬新台幣。（表四）

　若把亞洲六強的名校拿出來比一比，六強中，台灣校園的國際化程度最弱。

　新加坡的國際化比例最高，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有高達三一％的國外留學生；東京帝大也有七％，中國清華三％，台大外國留學生比例不到一％。（表五）

　「沒有足夠的英語教學與課程、又沒有吸引人的中文教學，為什麼別的國家要來你這兒留學呢？」一位台灣國立大學教授不客氣批評，台灣喊國際化校園是喊假的。

　不只各國政府努力向國際化邁進，各國菁英也很努力學語文，到國外留學或學習。在最新的托福成績中，台灣在亞洲六強排名第四，比韓國、日本要好，但與中國的分數卻足足差了三十五分。（表六）

　從出國留學人數來看，中國、韓國出國留學生近來增加最多；南韓在過去五年間，增加四萬名留學生，目前預估有十六萬。中國也有近三十萬，而台灣僅有六萬人，每年人數在減少。（表七）

　一位從北京返台度假的企業家就感嘆國家的人才政策說，「我很懷疑政府真的重視人才。」

　《天下雜誌》走出台灣，現場觀察其他亞洲國家大學生的學習、想法、夢想，拼湊出台灣這一輩年輕人未來競爭對手的輪廓。

　每個社會當然有自己的問題與教育的難題。像中國大陸的過度競爭，造成不少學生人格的扭曲，與偷竊、作弊等庸俗化問題。而日本學生也出現蹺課、懷疑生命意義的迷失現象。

退一步，把空間留給夢想

　也有不少人批評整個亞洲的教育，缺乏創意，無可救藥地鼓吹生產與競爭。但這些缺點，無法遮蔽台灣教育的問題。在別國學生的眼中，台灣的學生「很友善」。而一旦問到這些亞洲學生他們未來最大的競爭對手，台灣學生卻在對手的雷達螢幕中消失。

　台灣社會缺少的，是讓年輕人想像的寬度、沈思的空間、實踐理想的環境。

　台灣的大學也少了一種，教年輕人看長、看遠，鼓勵勇於冒險、發揮潛能、努力完成目標的文化。

　在《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這本書裡，書中得了絕症的老師，展開與學生的對話，記錄他對生命的體悟與觀察。

　大意是，「我們整天忙著以自我為中心，關心事業、家庭、賺錢、還貸款，忙著千頭萬緒的瑣事，讓自己一天過一天。我們不習慣退後一步，冷眼旁觀自己的生活。」

　或許，當台灣的大學生，退一步看看其他國度年輕人的生活價值時，也許會開始問自己，「我要的是這樣嗎？」

　這將是台灣年輕人夢想起飛的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