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化．個體化　新彈性社會

　二月中旬一個晴朗的下午，一位五十多歲、樸素斯文的婦人，穿著深藍色上衣、白色運動長褲、白色運動鞋，蹲在地上，拿把菜刀「剁剁剁」：把翻堀出來的土塊剁碎。在她四周，幾十個與她作同樣打扮的中年女子，用各種各樣的工具做同樣的事。另外幾十個中年男子，則做搬石、運土等更粗重的工。
　這裡是南投縣中寮鄉爽文國中的校園，九二一大地震後由佛教慈濟功德會認養重建，校舍已經快完成了，花園則剛開始依建築師的規劃整建，慈濟發動大批會員去做苦工。
　「用菜刀我比較順手，」搗土如切菜的師姐有點腆靦地解釋。對於女性會員，慈濟人都以「師姐」稱呼。這天輪班的師姐主要是慈濟台中教師聯誼會的會員，園藝工作自然不是她們的專長。
　「我們是人海戰術，」另外一位師姐笑著說：「我們不會做，可是人多，大家輪番來。」
　「你問我，台灣的希望在哪裡，」攝影家阮義忠深思地在椅子上往後一靠，嘴角噙著他特有的微笑說：「我告訴你，就在慈濟。」
　一九九九年底，正當多少次行遍全台的阮義忠，在灰心失望下決定「再也不拍台灣」的時候，偶然開始接觸慈濟，受邀以相機為慈濟捐建的「希望工程」校園重建做紀錄，結果拍出「尋找希望的種子」系列作品，真誠的圖和文感動了許多人，也豐富了他自己的生命。
　慈濟的壯大反映出台灣社會向善的心，說明了台灣社會力的流動。因此，面對未來，面對世界潮流的衝擊，也許可以拿慈濟所呈現的社會面貌，來分析台灣的處境與應對能力。

一大批人一起變老

　未來二十年，全世界在社會方面的最大關切，圍繞著「人口」二字。
　首先是人口的老化。
　在人口學上，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所佔比例超過總人口7％，便是高齡社會。據聯合國估計，到二○二○年代中期，全世界除了非洲外，都將進入高齡社會，已開發國家老化尤其嚴重。
　以日本為例，現在每七個人裡面有一個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二十年後會增加為五個人裡面有一個老人。歐洲、北美，情況差不多。
　台灣的老化程度僅次於這些先進國家，目前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8.6％，已經是高齡社會，二十年後這個比例更將達到13.8％，相當於日本今天的情景。
　慈濟功德會的成員以中年人為主，今年二月在爽文國中搬石運土的慈濟會員們，二十年後幾乎全部都將屬於或即將屬於「老人」一族。
　社會老化的原因之一，是美國人所謂「戰後嬰兒潮」、日本人所謂「團塊世代」，一大批人要一起變老。在台灣，也有這個現象：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一整代人，在二○一五年以後漸次進入傳統退休年齡。
　老化的原因之二，是壽命大幅延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平均壽命已經由四十五歲延長到六十五歲，已開發國家更延長到七十五歲。這個數字，未來二十年還會繼續上升。在台灣，目前男性平均預期壽命是七十二歲，女性是七十八歲，二十年後，男女大約各再添兩歲。
　活得比平均數長的老人自然很多，因此老人中還有更老的人，稱為「老老」（old old，七十五歲以上）；至於六十五歲到七十五歲的，只能算是「少老」（young old）。台灣目前百歲人瑞不超過一千人，二十年後會增加到四千多人。
　本來「長江後浪推前浪」，應該會被人潮撲倒消失的老輩，現在挺立不倒，成了沙洲。幾十年積存下來，數量可觀。聯合國一九九八年估計，八十五歲以上的人口，全世界已經有兩千六百萬，五十年後可能增加六倍，變成一億七千五百萬。

早退或延退？

　「桑榆晚景」的夕陽餘暉，看來會拖得愈來愈長。面對與一生工作期差不多長的晚年，瀕老的中年人應對方式卻截然相反：提早退休或延後退休。
　退休這件事，現在大家覺得理所當然，其實是一九三○年代以後才有的新制度。以前的人，一輩子工作到做不動為止。
　一九五○年代以後，歐美國家的退休金及健康保險制度愈來愈周到，一般人開始覺得早點退休，領養老金，去打高爾夫球、海灘上曬太陽，蠻好。
　很多政府的制度也鼓勵公教人員提早退休，台灣就是如此。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寬政就說，他發現五十五歲退休對他最有利：他可以領最高額的終身俸，再到私立大學去教書，領全額薪水，等於有兩份收入。
　國營企業中華電信的員工，和公務員一樣，五十歲就可以退休領最高額終生俸，如果再到民間企業去找份工作，也是一樣等於領雙薪。就算找不到另一份工作，在家不做事便最高可領兩萬多元，在兒女都已長大，經濟負擔減輕的情況下，也是許多人何樂不為的選擇。
　至於民營企業，四、五十歲就想退休的人也愈來愈多，尤其是主管階層。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稱此現象為中年危機：「從事相同的工作太久，他會退步、感到厭煩、喪失所有工作中的樂趣，成為自己以及周遭所有人的負擔。」
　人生的逆境，例如錯失升遷機會、家庭發生變故，會讓人早萌退意；然而事業成功，有時也成為早退的動機。
　一位學者在三十多歲時便升任台灣大學教授，理應意氣風發，但幾年後他向妻子慨歎：「我從中學時便立志要當台大教授，現在當上了，我還有什麼奮鬥的目標？不如早點退休，去釣魚吧。」
　他的妻子也在四十多歲時辭去民營公司的主管工作，去當義工。她說：「我們這一代的問題就是選擇太多。我們的待遇夠高，到中年以後覺得存的錢夠用了，就不想勉強自己為五斗米折腰。」現在她做一份兼職工作，上班時間隨意，最大的嗜好是在陽台上澆花。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希望能延後退休。住在洛杉磯的一位五十五歲華裔工程師，因為結婚晚，兩個女兒都還小，又有房屋貸款的壓力，很盼望他服務的公家機構修改規定，讓他七十五歲才退休。
　九十二高齡的杜拉克則從社會全體的角度，主張把退休年齡延後到七十九歲。他說，現在的工作者多半從事的是知識工作，體力耗損不大，到了六十五歲仍然身強體健、活力充沛，沒理由不借重他們成熟的技能與智慧。「以現代人的壽命和健康情況而言，七十九歲相當於一九三六年（美國開始實施全國性退休計劃那年）時的六十五歲，」杜拉克說。

退休是換一種方式工作

　不過在台灣，曾任人口學會會長的陳寬政教授對此頗多保留。他認為，台灣的戰後一代主要仍是藍領階級，終身辛勞，「那些碼頭工人，四十歲背就已經快斷掉了，你還要他延後退休？」
　其實，提早退休和延後退休這兩個相反的潮流，將會同時壯大：歐美國家的趨勢是，體力、腦力容許的話，你可以繼續做下去；但是，今後的退休也不表示不工作，只表示換一種方式工作。像那位台大教授的妻子，做義工、做兼職工作，都可以隨自己的體力與興趣調整，她相信就可以一直做到做不動為止。
　退休後再創事業第二春，也是必然的趨勢，不過方式不只一種。一位五十二歲的半公營企業中階主管，最近提早退休，在家灑掃讀書三個月後，構思出好幾種創業方案，不過他不打算自己當老闆，而是慫恿朋友出頭，他做夥計。他說：「我就那麼幾個退休金，年紀也老大不小，禁不起風險。我只要跑跑腿，有點事做就可以了。」
　同樣的理由，志願工作者會愈來愈多。英國財經作家麥克瑞（Hamish McRae）形容這像是回到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那時候有許多貴族紳士靠祖產過活，一生不用工作，因此出錢出力，投身社會服務，形成今天西方社會的志工傳統。現在，提早退休的人，經濟環境都相當好，身體又還不錯，想做點事，又不願正式投入職場，最好的奉獻方法就是做義務工作。
　「衣食足而後知禮儀，倉廩實而後知榮辱」，志願工作是富裕社會的產物，台灣以前無此傳統，現在卻漸漸普遍。
　嘉義有著名的「嘉邑行善團」，屏東林邊有村里義工隊，台北市士林區的雙溪河濱公園花團錦簇、整齊清潔，附近居民組成團體打掃維護之功不可沒。其他的社區公園，也往往豎有「某某人認養」的小牌子，讓利用公園的人不能不感念這些人的持續付出。小學裡的義工媽媽，則早已成為社區中溫暖可靠的象徵。
　台灣最大的志工團體莫過於慈濟功德會。除了一百多萬有效會員抱持善念以義工方式做功德外，慈濟內部層級的升遷，更以「做了多少小時的義工」來決定。這樣的團體動力對台灣社會的影響極其深遠。

生育率低於替換率

　人口老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生育率大幅降低。
　一個國家的人口會增加或減少，完全看女人生不生、生幾個孩子。每個女人如果平均一輩子生二．一個孩子（比二稍微高一點，以彌補夭折或意外死亡的人口），總人口便會充分完全替換。比這個平均數低，人口便會減少；比這個高，人口便會增加。
　整個歐洲（包括前蘇聯）、北美、日本，三十年來生育率都低於替換率。雖然天主教教廷至今反對墮胎、反對避孕，但是就在「天子腳下」的義大利，尤其是北部一些比較富裕的城市，例如波隆那（Bologna），一九九九年的總生育率已經下降到0.8。在地球另一端，一九四八年便率先通過墮胎合法化的日本，總生育率也降到1.3。
　東亞的台灣、中國大陸、新加坡和南韓，多年來婦女總生育率也都低於二。以台灣來說，自一九八三年起，生育率一直低於二。
　今天的中年人幾乎每人都有好幾位兄弟姊妹，一家四、五個手足算是普通。但是這些中年人，自己卻通常只有兩個甚至更少的孩子。這表示，當中年這代的人口，像日本人所形容的，成團塊狀向上移動時，在下方支撐他們的子女輩，卻像幾根疏疏落落的柱子，顯得孤伶單薄。

女性有了選擇權

　杜拉克認為，人口老化的問題我們可以處理，女性不生孩子才是大問題，因為，沒有今天的孩子就沒有明日的工作人口。美國財經專家皮特森更說，像日本和義大利這些生育率特別低的國家，根本就是走上「集體自殺」的道路。
　學者一致指出，生育率降低的原因有二：避孕藥的發明和女性加入工作行列。換言之，是女性有了選擇權。有些男性對此一事實很感酸苦：
　Am I unwise
　To open up your eyes
　To love me?
　「我開啟你的雙眼
　學會愛我，
　是我的不智吧？」
　比吉斯合唱團（Bee Gees）的歌，很能夠形容這種高高在上的男性心情。
　生育率最低的日本和義大利北部是兩個很有趣的例子。
　在台灣也廣泛使用的「單身貴族」一詞，是從日本傳來。日本社會學者山田撰文指出，在這個以男尊女卑著稱的國家，未婚而有職業的女性住在父母家裡，賺的錢自己花，又不需要分擔很多家務，經常買衣服、上餐廳、出國旅遊，過著像是「貴族」的生活。但是如果結婚，就得要辭職在家當保母兼管家婆，沒有自己的零用錢可花；而丈夫則夜夜應酬遲歸，週末還忙著加班。在這種強烈對比下，拒絕婚姻是很多日本女性的合理選擇。
　義大利有異曲同工的故事。北部的都市化程度較高，女性就業的比例日益提升，可是義大利的丈夫們沒有改變觀念，仍要求妻子下班回家後操持一切家務。
　「女性在了解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之後，決定必須放棄一些東西。而孩子就變成那個必須要放棄的東西，」皮特森引述《紐約時報》的報導說。美國社會分析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則推斷說，在義大利這個天主教國家，婦女請求離婚不易，因此「選擇少生孩子，以維持自主權」。

青年不婚，老年離婚

　不過，「集體自殺」之說畢竟只是聳聽的危言，任何國家在一個世紀內，都還不至於真的發生滅種危機。眼前值得擔心的是，生育率降低所反映的「家庭」的質變、「婚姻」的退流行。
　人口學教授陳寬政指出，傳統亞洲女性的完婚率在九成五以上，而歐美女性的完婚率則低於八成五。
　可是近年來，台灣女性正逐漸向歐美女性看齊，終身不婚的比例愈來愈高。行政院主計處發布的最新統計指出，台灣三十到四十歲的女性，未婚率從一九九○年的9％跳升到二○○○年的20％，五個裡面就有一個未婚。
　相對的，台灣的離婚率十年來逐年上升，從一九九○年的千分之一一．三五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千分之二．二三，遙遙領先日本、香港、新加坡，高居亞洲第一。而且，結婚多年的老夫老妻離婚的比率增加很快，結婚愈久，愈多人想要離婚；教育程度愈低者，離婚率愈高。
　離婚率的攀升，其實也是高齡社會的特徵。
　以前的人壽命短、生育多，最後一個孩子養大之後，沒幾年夫妻當中便至少有一人辭世，還來不及「相看兩厭」。現在孩子生得少，壽命卻延長，退休又早，兒女離巢之後，不太老的夫妻忽然發現偌大的世界只剩兩人單獨相對，而前面的路途還很漫長。做丈夫的如果不識相地拿出老式派頭，頤指氣使，就很有可能被真正的一家之主──太太──給開除掉。「我不想繼續忍受他，」很多中老年女性以這樣一句話來總結婚姻。
　慈濟功德會的精神領袖證嚴法師常常告誡女性會眾，「厝內先顧好」，再出來服務社會，又鼓勵她們「理直氣和」地去「改變你身邊的人」。換一個角度看，大部份台灣女性在家庭內的處境，並不比日本或義大利的女性更好；而她們的教育程度和就業機會則有增無減，所以她們的不婚率與離婚率，至少在未來二十年內仍然是看漲不看跌。
　完婚率降低加上離婚率升高，造成兩個結果：獨居人口增加和單親兒童增加。
　在單親兒童方面，台灣的比例不像歐美那麼高：從一九九一年的約5.6％增加到一九九八年的約7％，但在絕對數字上，一九九八年共有四十五萬多名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父母未婚、單親，或雙親皆不在而由其他親長撫養。這樣的數字已相當可驚。
　而根據歐美的研究，不管是什麼原因造成廣義單親家庭，這樣的家庭因為收入來源較少，通常較為貧困﹔在這樣家庭長大的孩子則因為受到的關注不夠，或照顧者情緒不穩定，傾向於：一、犯罪率高；二、學業成就低。

獨居的晚年

　至於獨居人口，未來也是持續增加的走勢，一人家戶的比例從一九九○年的約12％，將增加到二○二○年的約22％。換言之，二十年後，台灣社會上會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家戶是一人家戶。
　許多營建商已經注意到這個趨勢，近兩年，十幾坪的「商務小套房」（serviced apartments）或二十坪左右的小公寓，成為台灣房屋市場上的時興產品。
　獨居者中，比較值得社會關注的是六十五歲以上的高齡獨居者。一一九九○年，高齡獨居家戶僅佔全部家戶的3％，到二○二○年，根據陳寬政估計，這個比例會增加一倍以上，達到6.5％。
　這樣的高齡獨居者，也許未婚或離婚，也許喪偶而無子女，也許有子女而選擇獨居。
　另一種呈上升趨勢的家戶型態是「僅夫妻同住」。同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兩相廝守」的老年夫妻。
　如果與高齡獨居者合併計算，這兩種高齡家戶佔全部家戶的比例，將從一九九○年的不到5％，增加到二○二○年的超過10％。
　日本，居住在三代同堂家庭中的老人佔老人總數的三分之一，美國，則只有1％。目前台灣四、五十歲的一代，教育程度愈高，受西方的影響愈大。
　有子女的，在談到自己的晚年時，十有八九都說：「自己會照顧自己，不想去打擾、拖累子女。」

女性的不可承擔之重

　能夠說這樣話的人，財務上應該都有相當的把握。另外一種房屋產品於是應運而生：只租不賣的高級老人公寓。堪稱高級旅館的設施與服務，定期醫療檢查，押金七百萬至一、兩千萬台幣，外加每月萬元左右的清潔服務費，十五年到期歸還押金或續約。對於不想倚賴子女或沒有子女可倚賴的中高收入老人，是一個不錯的新選擇。
　但是不夠富裕甚至貧困的老人呢？軍公教人員和國營企業有退休金，可是民營企業目前只有15％提撥基金為員工退休作準備。陳寬政強烈主張，立刻開始強制民營企業提撥員工退休基金，而且這基金要像勞保一樣，員工換工作時跟著走，到退休時結算。這樣的話，等於每個人為自己的退休生活預做儲蓄。否則，二十年後勢必要效法歐美，以社會福利制度來普施救濟，那就等於用將來納稅人的錢來養活全社會的無準備老人，對納稅人並不公平。
　西方學者羨慕亞洲家庭傳統，希望能仿效。美國財經專家皮特森就主張灌輸下一代「孝順的義務」觀念。
　其實在亞洲，事情也不一樣了。家族在「窄化」，從傳統的金字塔型變成細長柱型，家家都是單傳，沒有姊妹妯娌可以分擔，以後，孝順會變得很沈重。
　何況，一直到現在，家庭裡照顧人的責任差不多全落在女性肩頭。慈濟功德會的「委員」，七五％是女性，她們就是終身扮演照顧人的角色。慈濟大愛電視台的廣告中，穿著深藍色旗袍、梳著髮髻的溫婉中年女子，正是她們的最佳寫照。她們在扮演賢妻良母、孝女順媳之餘，竟然還能優雅地向全社會的苦難者伸出援手。
　不過，不能期望今後繼續由女性一肩承擔。任何人都看得出來，女性愈來愈不「傳統」了，而且往後只會繼續前行，不可能走回頭路。憤怒的老人和感受威脅的男性可能會歸咎於女性主義或女權運動、性解放或傳播媒體，但其實，是知識的全球化與生活的現代化，不可避免地帶來民主的普及和深入。
　「民主」，並不是一個僅限於政治的概念。民主的基本原則是人人平等，人人有相等的權利與義務，於是有了相互尊重。

日常生活的情感民主

　英國學者紀登斯用「純關係」一詞，來形容伴侶、親子與朋友之間，基於平等而發展出的坦誠互信關係，他稱之為「日常生活的情感民主」。
　「在改善生活品質上，」紀登斯說：「我認為情感的民主和政治民主一樣重要。」在二十一世紀，長輩不能把子女的孝順視為理所當然，男人不能把妻兒的尊敬視為理所當然，就像國家不能把人民的忠誠視為理所當然。別人的情感要靠「贏取」而來，以傳統壓人、以權威懾人、以暴力服人，得到的只是空殼，大家都不快樂，沒有生活品質可言。
　在二十一世紀，「家庭」與「婚姻」的內涵或意義已經是舊瓶裝新酒，跟以前完全不同。如果抱持與以前相同的期望，必定會有不能滿足的落差。
　德國的社會學者貝克夫婦，則把整個社會轉型的現象用「個體化」一詞來涵括。個體化不是自私，它代表選擇的自由，也代表對自己負責：獨立、流動的個體，既會順應環境而改變方向，也會批判、糾正自己的決定。
　家庭的變遷並不只是一個私人問題。英國財經作家麥克瑞預言，未來二、三十年，男女經濟平等的趨勢，將會對社會造成莫大的衝擊，世界各國都要努力尋找減輕其負面影響的方法。如果成功，則不僅社會和諧，經濟也會繁榮發展；否則，就得耗費大量資源，去處理家庭破裂所造成的兒童受苦、犯罪率升高以及貧窮人口增加的問題。這樣的國家，自然沒有多少資源去做別的事。
　老化、長壽、不婚、離婚、少子、獨居；個體化、獨立自主、自由自在、各負其責……。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注定孤獨。每個人比以前更像是一座孤獨的島。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徐志摩的詩，八十年後讀來竟有新的感受。不過，現在追求的是有積極意義的孤獨，是民主社會裡清明的自我覺醒、對等的夥伴關係，用來替代攀附式的倚賴、牢籠式的黏連。
　面對二○二○的未來，人人追求高品質的個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