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在苦難中推動中國

　當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剎那，台下熱烈鼓掌的群眾認為中國的前途就此一片光明。四十年後的今天，一位加拿大籍的中國問題專家在訪問中國大陸後感慨萬千的說：「為什麼一個制度可以把一個國家弄到這個樣子？就算是執政者有心破壞也很難弄到這樣糟！」
　面對問題重重的中國大陸，所有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禁都會問：「中國的希望在那？」
　
撕去嘴上的封條
　
　「中國的希望在知識分子！」像絕大多數的受訪者一樣，曾任上海市長的汪道函毫不猶疑的把中國的希望寄託在知識分子身上。
　台灣的知識分子在解禁後獲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伸展空間，每個人莫不躍躍欲試，希望能把握機會大展身手。而在海峽彼岸，曾經是白樺筆下「你們在我們嘴上貼滿了封條，我們在自己的腦袋上掛滿了問號」的大陸知識分子，也不再甘於沈默，開始動手撕去嘴上的封條。
　三月初，一群中、老年的知識分子，走出埋首幾十年的研究室和書房，上書執政當局：「我們這些長期戰鬥在科研、教育、文化第一線上的老年和中年知識分子，本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以赤誠的愛國心，懇切地向你們提出如下建議……。政治民主化（包括法治）是經濟改革和整個現代化事業的必要保證，只有實現民主化，人民才能充分發揮主動性和積極性。」
　一向不太管政治的科學家，這是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對政治發表意見（大部分是大陸科學界的一流學者，其中九人是中國科學院的「院士」）。發起人之一的許良英，現年六十八歲，是科技史專家，他說：「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當了二十年農民。我這一生，像毛澤東講的『五不怕』我都經歷過了，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覺得在這時候，不表示我們的意見，是對不起我們的國家，對不起我們的人民，對不起我們的青年。」
　
首次爭取新聞自由

　
　不讓前輩專美於前，一千多位大陸中青年的記者和編輯也破天荒的走上街頭，向中共當局爭取「說真話」的自由。
　而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抗議的年輕大學生，更不惜以自己正值春花燦爛的生命，來換取中國民主的春天早點到臨，「在這陽光燦爛的五月，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流在身後了。」「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中國的希望，就在老、中、青知識分子的一波接一波的「絕地反攻」的行動中，露出了曙光。
　集體行動之外，有更多個別的知識分子在大陸的各個角落默默工作，將一點一滴的新血注入中國老朽的軀體。他們有的將新作風帶入陳腐的官僚體系中，有的為企業注入新活力，有的則以口和筆傳播新觀念。
　
不讓鬚眉

　
　五十歲的北平副市長吳儀，代表著大陸新一代技術官僚的一種典型。在進入北平市政府主管對外經濟及工業部門之前，這位蓄著短髮、說話簡潔有力的女強人，是有四萬多職工的燕山石油化工公司的負責人。憑著在國營大企業工作二十年的經驗及拚命的幹勁，吳儀在去年初的北平副市長的選舉中，由十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為七位副市長中的唯一女性。 這位魄力不讓鬚眉的副市長，一上任便將企業追求效率的精神帶入市府。以往外商在北平申請投資案件，必須經過層層關卡、到處蓋章。吳儀見狀後馬上成立一個外商投資中心，使外商申請投資在一個窗口就能夠完成。
　
　吳儀至今單身，每天以辦公室為家，這位自認有牛一般幹勁的女「官員」，卻對政府前些時提倡以刺激消費來增進生產的政策不以為然，「餡餅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她語重心長的說，「如不經過艱苦工作，只知道追求高消費，國家不可能富裕。」
　像吳儀這樣受過高等教育、作風開明的「官員」，在大陸的官僚體系已日漸增多，尤其是「副手」位置的，例如副省長、副市長，上海副市長劉振元也是其中一員。
　
投筆從商

　
　三十六歲的陳子明，是一個書生從商典型，雖然是十幾家企業的老闆，但在他不修邊幅、穿著起皺西裝的身上，看不太出來「企業家的派頭」。
　這位曾是天安門事件、民主牆時代的民主健將，為何多年後會走上自己曾經唾棄的「資本家」的道路？「有了經濟實力後，才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曾經被視為「反革命分子」而坐過牢的陳子明，深深體會到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無法真正獨立，就是因為在經濟上無法自立。
　所以他的事業有營利，也有非營利性的。印刷廠、小型電話交換機廠、汽車玻璃廠、對蘇貿易、城市信用社，這些都是賺錢的，賺的錢來養活北平社會經濟研究所以及中國民意調查中心，「我們需要有真正客觀的、民間的學術調查研究。」在經商之餘仍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陳子明，為了使民意調查真正做到客廳，不惜花費鉅資，引進美國密西根大學的調查方法，並在全國建立龐大的調查網。
　文化大革命時代，和同年齡的所有大陸青年一樣，十八歲的陳子明被下放到內蒙古，身為大隊長的他，「為了提高生產，我把馬克思理論、毛澤東思想都讀爛了，並且實際用到生產上，結果一點辦法也沒有，自己反而成為被鬥爭的對象，」這段實際經驗使他徹底領悟「社會主義救不了中國」，但是他仍然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因為「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已經有很大一批進入各國領域，開始起作用了，他表示，這批人進入政府、企業、學術界，甚至也進入軍隊中。」
　和陳子明有同樣的的想法，以企業資助學術研究的例子在大陸日益多見，像有「中國ＩＢＭ」之稱的四通電腦集團，就成立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首都鋼鐵也成立研究與開發公司，致力研究改革理論。
　
口誅筆伐

　
　大多數的大陸知識分子是散布在文化教育界，以「口誅筆伐」來促進國家的改革和進步。
　以「報導文學」聞名於世的劉賓雁，在被打為右派、被迫封筆二十餘年的種種苦難打擊下，始終不曾對共產主義的優越性產生過懷疑，只是認為由於缺乏批判、監督才產生了許多錯誤，「中國最大的一個困難，是總把問題掩蓋起來，我們必須打開蓋子，面對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因此身為一個記者、一個作家的他，有責任把社會的陰暗面及問題揭發出來，讓中央領導了解到問題所在，從而糾正錯誤。
　這位共產主義忠實信徒的苦心，顯然不為中共領導人所欣賞，在八七年將這位有四十四年黨齡的共產黨員踢出黨門。不過，六十四歲的劉賓雁對中國前途的樂觀依舊不減，「因為我對中國人民有信心。我們的人民聰明勤勞，而且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死亡、苦難和不幸鍛鍊出一種力量，推動社會向前。」
　
黨是衣食父母

　
　在中國大陸，像劉賓雁這般「熱愛」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已不多見。同樣以「報導文學」著名的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就是這少數中的一個。不過身為高幹子弟的戴晴，際遇要比劉賓雁幸運的多。父親是「革命烈士」、義父是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戴晴自培養精英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學院畢業後被分到軍工部門工作，因此文革時並沒吃到苦頭。
　這位「喝共產黨奶水長大」的子弟，眼見共產黨日漸腐化、漸失民心，心著急得很，於是棄武從文，轉行到光明日報當記者，希望能以揭露官僚主義的腐敗來鞭策共產黨自我改革，免於走上毀滅之途。
　性子急，說話像機關槍一樣的戴晴，只要看到任何可以促進社會改革的事，她都會義不容辭的參與，所以她寫文章為冤死的知識分子平反，帶頭簽名要求中共當局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辦雜誌為知識分子開拓說話的空間，以及為內蒙的傷殘兒童募款等，閒不下來的她說：「我只是在做鋪磚的工作，希望為中國打點好基礎！」
　大陸的知識分子雖然信仰不一、專長有別，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都很「愛國」。只是，「國家」並沒有以相等的愛回報他們。身繫中國未來希望的知識分子，目前正處於極大的困境中。
　有「中國沙卡洛夫」之稱的方勵之曾經指出，中國大陸最大的悲劇，「莫過於知識分子沒有應有的地位，知識分子沒有獨立的意識和價值標準，更沒有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
　要成為獨立社會力量的先決條件是要有獨立的經濟力量。在共產制定下，黨是知識分子的衣食父母，知識分子享受何種待遇，是由黨來決定。例如，人民日報總編輯可享受「部長級」的待遇，北大校長是「局級」的待遇。知識分子的地位、價值，就決定於他「官階」的高低。
　
知識分子跌停板

　
　「官階」使知識分子失去了獨立的地位，卻也沒有換得較佳的物質待遇。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教育文化藝術和廣播電視事業」職工每月平均收入為一一三•五元，比平均水準低一○•二元。在生活及工作的重擔下，許多知識分子英年早逝，據統計，大陸高級知識分子的平均壽命為五八•五歲，比大陸人口的平均年齡六十八歲少了近十歲。
　更可悲的是，在目前「全民皆商」的風氣下，知識已淪為廉價商品，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全面跌停。
　「上面叫我們自己找飯吃，好吧！大家都去搞錢去弓，」曾任交通大學校長的范緒箕激動不已，所以他必須到校外找企業合作，否則研究經費就沒有著落。現在想從事不能生財的基礎研究已不太容易。
　
星星之火

　
　不過，能做和本行相關的「生意」已經算很幸運。許多中小學老師只能不顧老師尊嚴，靠賣冰棒、茶葉蛋、麵包、汽水給學生來「創收」。
　著名的科學家錢學森曾沉痛的指出：「過去我們不尊重知識、不尊重知識分子，使我國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這個歷史教訓，千萬不能忘記。」
　不論上面的領導者能否記取教訓，大陸的知識分子在當了四十多年的「工具」後─革命時幫忙共產黨打天下，現在幫忙實現「四個現代化」─今天終於開始要爭取一點主導的地位。大陸的知識分子正為中國未來的希望點燃一些星星之火，這些火花可能燎原，也可能熄滅，就看中共的執政者給不給他們燃燒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