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沒有期限：25歲還在當大樓管理員，他44歲時才成為《富比士》發行人

升上高中後，我試著加入田徑隊，重新拾回一點尊嚴。長跑有利於瘦小的孩子，他們可以將他們的憤怒轉化為疼痛忍受著。我一英里（一．六公里）跑四分三十六秒，不算太差；但我們學校的田徑隊是州冠軍，我的成績只能排在隊上第四名，教練似乎沒當我是一回事。我高三時的學業成績在五百二十一名同學中只能排第九十四名，在校平均成績則為三．二分，是進階數學班裡最糟的。

看來平庸就是我的命運。我讀離家只隔三個路口的二年制大學，在經濟學、微積分和化學等科目都學得很吃力。我參加越野賽，居然還贏了；但我們學校的田徑隊很小，參加的也是最弱的聯賽，畢竟我們是人煙稀少的美國中西部二年制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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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得以轉學到四年制大學，還要歸功一個好笑的錯誤。我的一千碼室內賽跑成績是二分二十一秒，只能算是還好而已，只夠參加全國二年制大學的室內運動會。但因為那是全國性的比賽，所以被史丹佛大學的教練注意到，而他誤把那當作是一千公尺賽跑的成績，以為我有在全美大學聯賽上叱吒風雲的機會。換言之，我的速度比他所以為的要慢了十%。雖然這個十%不足以讓我贏得田徑獎學金，卻讓那位教練打電話請招生組忽略我在二年制大學不起眼的成績和SAT測驗分數，而是把我視為有望在全美大學聯賽出頭的中距離賽跑選手（後來我在校內比賽跟他聊天時才得知這個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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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要說：我善用這個天外之喜，稱霸田徑賽場，還贏得羅德獎學金──可是並沒有，我浪費了這個大好機會。我的成績依舊不見起色。我和美式足球隊員選一樣的課，因為我（正確地）認為他們有些人會選最簡單的課，也就是俗稱的「米老鼠課」。儘管如此，我的成績頂多也只拿到B，只有電影美學課拿了A減。畢業後，我的室友個個胸懷大志，紛紛繼續攻讀法學所、化工所和神學院，我則當去警衛、洗碗工和打字員。後來我終於在《跑者世界》雜誌擔任了七個月的編輯助理，這才真正開啟了我的職涯之路，但我工作時恍神又偷懶、跟同事起爭執、拼錯選手的名字，在被炒魷魚前就先行辭職不幹。之後幾個月，我會趁在酒鋪值夜班時偷酒喝，醉醺醺地工作；下班後開福特老車回殘破的公寓，半路在便利商店買垃圾食物打發早餐。

在一個寒夜，某個屈辱讓我對自己的一無所成有了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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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天色已黑，我走出警衛室，開始每小時例行的巡邏工作。我穿著美國保全公司的制服，黑長褲，短袖灰襯衫，胸前口袋別著閃亮的徽章，像是購物中心的警衛，只是我的警衛室位在北聖荷西一處貨車出租場。我沒帶武器，只拿著一個冰球形狀的大消防鎖，巡視這個四周有圍欄的租車場。我得把鑰匙一一插進圍欄上十來個檢查箱裡，證明有我每小時都有妥善地巡邏。

突然間，暗夜的某處傳出一陣狗叫聲。那是大狗的叫聲，目的是在示威，一直叫個不停。我拿起手電筒環顧四周，想知道聲音來自何方，原來是隔壁伐木場裡有隻羅威納犬。

這時我猛然想到：隔壁伐木場請的保全不是人，而是一條狗。這就像是一記當頭棒喝。

我二十五歲，史丹佛畢業。幾個月後，同樣二十五歲的賈伯斯讓蘋果公開上市，改變電腦產業，荷包滿滿；而我則窮途潦倒，隔壁同事還是一條狗。

這就是二十五歲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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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一切改變了。二十六歲時，我的頭腦開機了──對，我真這樣覺得。我在一家研究機構找到寫技術文件的工作。二十九歲，我結婚了。我跟朋友創業，我們的公司後來成為矽谷頂尖的公關公司。三十四歲，我與別人合辦矽谷的第一份商業雜誌。三十八歲，《富比士》請我創辦一份科技雜誌。

四十四歲，我成為《富比士》的發行人，展開演講生涯，到全球各地演講。四十六歲，我學會開飛機。四十九歲，我以自己的飛行探險為題，寫出一本暢銷書。我五年級時的夢想是闖出名堂，而這夢想正在實現。

回顧當年，我職涯的轉捩點是在二十多歲下半。那些年，我不知怎麼地，忽然從國中開始的漫長沉睡裡醒了過來，二十九歲時才開始覺得自己的大腦終於能夠完整運作。我以《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取代電視新聞；我讀意識形態相異的政治雜誌；我能夠用直覺與邏輯思考，並能分辨兩者的不同；我能寫句子、寫段落、寫整篇文章；我學會規畫並經營自己的事業；我能夠預測生意機會、寫企畫書，還能妥善應對比我更為年長和成功的人士。

整個新世界在我眼前打開了。

本文摘自先覺出版《大器可以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