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偉大」企業家？ — 洛克菲勒、卡內基、松下幸之助、王永慶……

　「我不選擇做一個普通人，我有權與眾不同。我尋找機會，而非安穩，我不希望在國家的照顧下，成為一個有保障的國民，那將被人瞧不起，使我痛苦不堪。我要冒經過精算的風險，要夢想、要創造，要失敗，也要成功。」這是兩百三十四年前，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在美國獨立革命中，為鼓勵殖民地人民群起反抗暴政所寫的《常識》。這段話，後來被拿來當成企業家的誓詞。
用最廣的定義，每一個向政府註冊登記公司的負責人都是企業家，在台灣，總共有五十八萬三千多個企業家，他們貢獻台灣十八兆六千七百多億的資本額，並且雇用了八百多萬勞工。

從崇商到反商
想像一個沒有企業家的世界。
根據《公司的力量》紀錄片總導演任學安估算，沒有公司，過去四百多年間，改變人類生活的一六○多種重要創新，有八成不會發生。沒有他們，全世界八成以上的人口將失去工作。沒有他們，全球生產總值將只剩下六％。
他們的權力和影響力，甚至超過國家。在全球一百大經濟體中，他們創造的企業包辦五十一個，國家只有四十九個。
《經濟學人》前駐華盛頓辦公室主任、專欄作家伍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就曾經形容，企業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組織之一，人類許多劃時代的革命與創新，都在企業完成。企業家是人類文明進展的重要推手，在許多調查中，最受崇拜、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多半由他們奪魁。
但是，金融海嘯後的這兩年，無論在台灣或全球，企業家這三個字，味道變了，貪婪掠奪、冷血裁員、惡質競爭、工安不斷……，負面形容詞如影隨形。
回顧歷史，重返典範，探索本初，是重建企業家形象的第一步。
早期創業家都非富裕出身，卻憑著大膽冒險、勇於創新、不斷學習，奠定富可敵國的基業。
被喻為人類歷史第一富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二十四歲以四千美元創業，蓋了一間煉油廠。他對成本錙銖必較，提煉一加侖原油的成本，可以計算到一分錢的千分之一。洛克菲勒不斷購併競爭對手（三十三天內，吞下二十二家對手），壟斷美國九成以上的石油，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擁有十億美元身價的超級大亨。
是鋼鐵大王卡內基送的一瓶紅酒，讓洛克菲勒學會，做生意不一定你死我活，而是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強的人，並且和他們合作，互利共存。卡內基家境清寒，自幼失學，自發學習電報，一路當上鐵路主管，三十幾歲創立鋼鐵公司，他深刻體會，經商不是零和遊戲，而要讓大家共榮共存。
台灣戰後崛起的第一代企業家，如新光吳火獅、台塑王永慶、台南幫的吳修齊、吳尊賢兄弟，也都只有小學學歷，或一圓、或四圓、或兩百圓，刻苦創業，立下至今仍左右台灣經濟的家業，他們也捐錢做了很多慈善事業。作家陳柔縉在《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中稱讚這些台灣典範企業家，他們都有生意和語言能力與日本商社往來，並常常閱讀日文書報，吸收新知。這種勤奮樸實的精神，永遠值得傳頌與學習。

企業不是利己，要利他
真正讓這群典範企業家風範長存的，並不是他們累積超過千億甚至上兆的財富、擴及全世界的事業版圖，而是他們改善人類生活、對社會產生的積極正面貢獻。
洛克菲勒始終相信，他公司存在的目的，是為窮人提供用油，而且是又便宜又好的油。在他掌控石油行業的十年中，美國日常用油價格降低八○％，成為人人都負擔得起的消費品。
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獲得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亞洲英雄，原因是在他的全力投入下，電腦價格不斷下降，不再是有錢人或是大企業的奢侈品，徹底改變往後人類的生活。
這群企業典範傳承的另一種偉大使命，是確立了創辦企業的目的，不只是為了利己，更是為了利他。
洛克菲勒和卡內基都堅信，單靠財富，無法滿足個人成就感，他們的財產都用在修建或資助博物館、音樂廳、樂團、大學、醫院、圖書館，改善整體社會的生存環境。洛克菲勒終身不菸不酒，從賺第一份薪水開始，就固定捐一○％給教會，他認為自己只是在替上帝保管財富，所有財富都要用在公共事業。
卡內基也在一次捐贈儀式上直言，自己面對上帝的最終審判時，將會得到無罪判決，因為「在我的努力下，這個世界已經比我最初認識它時更美好。」

松下幸之助：經商必須讓三方得利
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十六歲在大阪電燈公司當學徒，從大阪最熱鬧的商業中心船場商人那裡，體悟到經商必須三方得利：買方得利、賣方得利、社會得利。松下幸之助提到，企業的使命是：將產品和服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地輸送給大眾，生產得愈多，產品就愈便宜，大眾就愈能得到實惠，生活就愈幸福。也就是說，企業家最高的檢驗標準，並不是為股東和創業家創造多少利益，而是回報社會。
今年，台灣企業家商場得意，但在社會人生場上，卻日漸失色。從輿論上，政府大降營所稅，企業家「被圖利」了。徵收農地開發工業區，企業家「被特權」了。工安事故接連爆發，企業家「被包庇」了。就連施振榮也觀察到，台灣社會近來的反商情結，他提醒，企業家要消弭社會的誤解，必須時時反省初衷。

施振榮：企業要為社會存在
「我為什麼要成立公司？是為社會而存在，我經營企業就是要對社會有貢獻，我做的事情要對世界有貢獻，我的出發點內含了社會主義。」施振榮是《天下》最受尊崇的標竿企業家常客，他「以資本主義為手段，社會主義為內涵」的「非主流」思維，三十年來不曾改變。
中國中央電視台今年播出了十集《公司的力量》紀錄片，以歷史的縱深，回顧公司在人類歷史上的創造與貢獻。總導演兼總撰稿任學安為了製作這齣紀錄片，走訪八個國家、九大國際頂尖商學院、十五家全球大企業領袖、一百位資深學者。任學安體會，「一個沒有企業家的國家是貧弱的，一個不能誕生偉大企業家的時代是缺乏創造力的。當企業家的慈善成為一種反哺社會的集體行為時，事實上便形成了對貪婪的社會平衡。」
任學安在財經頻道工作十七年，接觸無數中國與跨國企業，他在接受《天下》專訪時總結，創辦企業首先是為了生存、賺錢，但這只是初級的目標，當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要成為行業的領導者時，就必須成就偉大，這時候它要提供員工穩定持續的就業機會，也要體現社會責任。問題在於，「企業家有沒有成就偉大的心理準備？」
這也是台灣企業家走上全球化舞台後，最該追問自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