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維帝公司總裁班尼戴迪：與變化同速的生存

對於九○年代，西方世界與西方企業都滿懷憧憬。
東歐歷史性巨變帶來的陶醉感，加上似無止盡的成長前景，讓許多人深信世界經濟的新黃金時代即將到來，未來十年內，政經將更趨穩定，全球系統日益整合，世界成長漸趨平衡。
事實上，這樣的預測與現況完全脫節。八○年代的信心與樂觀早被焦慮與悲觀取代，各方利益衝突之嚴重，眼看就要局限發展契機。
政經氣候的驟然轉變，是歷史的進程在承平時期不尋常急遽發展的結果：冷戰結束，東歐走向民主多元化與市場經濟，德國統一，蘇聯瓦解，戈巴契夫倉促下台。
西方的變化同樣迅雷不及掩耳。波斯灣勝利不到一年，美國總統在尋求連任時遇上始料未及的困難，布希一度空前的個人聲望在數月之間跌至谷底。一年前專家警告，油價會漲到每桶一百美元，波斯灣戰事告一段落，還有人保證油價絕對不會低於二十七、八美元，如今，產油國想要保持每桶一七、八美元都有困難。
再以資訊科技業為例，一年前，沒人會料到硬體產品價格在十二個月內，跌落四成，也不會有人料到電腦業頭號巨人IBM會嘗到有史以來的首遭敗績，損失四．四％的營收。
變化速度快，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特徵。事件在每個地方勢如破竹地發生，而間斷與矛盾又加深了不定與混亂的感覺。商界在市場中再也找不到任何可靠的參考指標，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意外隨時都會上門。面對這種變化速度，企業必須同速運作，才能生存、求榮。

同速運作趕上變化

成功的首要條件便是迅速－－迅速了解變化，配合市場新需求，實施正確的組織架構、產品與銷售策略。政治提供了一個當機立斷的好例子：德國的統一。德國政府在機會出現時抓住了機會，稍有延誤，歷史的發展可能就是另一種走向。
冷戰時代的結束，解除了美蘇對峙，以及對峙形成的僵硬國際架構。如今政治與經濟選擇的自由既已恢復，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因為不同經濟、種族和文化利益而生的衝突。尤其是在歐洲，這股地域主義與種族敵意的爆發，程度既深又廣。自八○年代開始積極進行的整合工作，很可能即將因區域和國家衝突而中斷，損失也將難以估計。在達成統一與內部整合以抗衡其他兩大區域－北美和遠東－之前，歐洲絕不能停下來。
我身為歐洲企業家，對這種情勢深感憂心。歐洲整合的步伐必須加快，才能趕上各種發生中的變化。歐洲不能坐視自己的工業基礎逐漸惡化，個別國家各自處理問題的方法更是行不通。
今天的歐洲有許多好企業，都有正確的策略與組織，具備必要的技術與管理知識。但是，歐洲的工業卻受挫於全球競爭，因為它沒有一個強大、有效而充分整合的大陸系統來提供支援。
要尋求支援，首先必須要有一套真正的歐洲工業策略：一套經由市場取捨而產生的果敢抉擇和決策。重要的一點是，工業策略並非保護主義的同義字，它是為工業作取捨，每個政府或多或少都會作這種取捨，但是以全歐而言，看不到任何全面性、協調過的經濟與工業策略。
歐體委員會有必要儘速作出選擇，採取明確的行動培植對歐洲最具策略重要性的工業。定義工業策略對於歐洲整合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單一市場計劃與貨幣統一。
因為，沒有強大工業基礎的歐洲，形同沒有未來。
到目前為止，所謂的歐洲經濟政策只是紙上談兵，少數幾個達成具體決策的例子只嗅得到官僚的陳腐，毫無策略性視野，更有一些個例全為投合遊說團體所好，無益於歐洲的整體工業。
歐洲經濟政策的諸多缺失，也造成個別國家各自為政的工業政策。現今歐洲各國工業成長策略的標準迥異：從法國的干預主義、義大利的國家主義，到英國與德國不同程度的放任主義。
這種歧異正是弱勢歐洲的徵兆——一個無系統的歐洲，每個政府只顧追求自己短期的國家目標，而且經常誤以為保護就是支持工業成長，長此以往，這種國家策略難免失敗。

弱勢歐洲的徵兆

所以歐洲急需強大的工業策略來為它作具體選擇，同時為它訂出一套全面的工業成長策略，以達成兩項重要目標：第一，加強並凝聚全歐的工業基礎；其次，促進歐洲成為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系統」。
要形成一套綜合的、市場導向的歐洲策略需要多種工具：建構泛歐基礎建設與服務網的大型計劃；聯合的研究與創新計劃；獎勵歐洲企業聯盟。每種工具都應有明確用途，對於歐洲認定對未來歐洲最具有策略重要性的工業，尤其需要給予優先行動的方案。不僅如此，想要讓歐洲生生不息，還需要再次工業化（Re-industrialization），並且要創造一個區域系統（area system）。因為有了系統，商業才能強化；當商業獲得強化，系統也因此強大。
推動這些措施需要勇氣。近代史上，個別歐洲國家都曾在面臨難關時，展現不凡的勇氣：德國和義大利面對戰後重建的龐大難題；法國和西班牙脫離獨裁統治；還有今日的匈牙利和捷克力圖重振工業國家的定位。
歐洲國家就是必須以這種重建與重生的精神，邁向九０年代。歐洲必須以強大工業基礎所建立起來的強大系統來應付內部的國家主義運動、除工業化與成長等問題，同時還要面對東歐、回教和第三世界貧窮國家對西方文化、社會與經濟所造成的挑戰（及威脅）。這個系統必須扮演一個類似日本在遠東，或美國在美洲的角色。
我們需要冒險的文化；要有求變的欲望，拒絕以個別國家方法解決問題的勇氣，對於歐洲難題的危機感，還有去除情結後的新歐洲企業精神，並且願意在歐洲以外的世界裡攜手合作和競爭。
我相信，在九０年代全球硬仗中，上面這些道德、文化特質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技術知識、原料來源與資金。也必須是以這樣的精神與文化為基礎，歐洲系統（system Europe）這個超級競爭者才有未來與成功。（吳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