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十八年,台灣正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政府開始推展各項基礎建設,包括對汽車有關鍵影響力的高速公路。
那是一個經濟平均年成長率一○%的年代,八十萬輛的摩托車穿梭城鄉,三輪車消失在街頭巷尾;農村女孩開始到工廠上班,電視從黑白進入彩色……。
就在這轉折點,裕隆創辦人嚴慶齡預見台灣經濟快速成長,日後對於商用卡車需求量勢必增加,決定成立一家商用卡車公司。
但是,裕隆的技術合作夥伴日產並不贊成。日產不希望裕隆在轎車領域未站穩前,又開闢新戰場。
嚴慶齡心意已決,只好另覓合作對象。為了不違背與日產的合約,於是由台元紡織出面,與日本三菱汽車簽定技術合作合約,催生了國內第一家商用卡車公司——中華汽車。
台元紡織董事長吳舜文,順理成章成為中華汽車董事長。又是一個吳舜文自喻「從天上掉下來」的董事長,落到她肩上。
嚴慶齡繼創辦台元、裕隆之後的第三個小孩——中華汽車,坐落在布滿茶樹及楊梅樹的桃園縣楊梅鎮。
當年的中華,相較於同在桃園的裕隆汽車工程中心,幾乎沒有聲音,沒有知名度。員工回答家人、親戚、朋友「在哪裡工作?」經常面臨尷尬的場面。對方一聽中華汽車,總是回答:「中華汽車,我知道,就是中華賓士,賣Benz的公司,很有名。」
沒有社會殷切期望,沒有媒體的大幅報導,反而給了中華犯錯、改革而終至成功的安靜空間。
「中華可以說是完全在他們自己的方法下成長,他們的團隊精神,到現在我都覺得很好,」吳舜文以「適當授權、唯才是用」八個字,詮釋她在中華的角色。
民國六十二年正式開工、去年歡度二十五週年慶的中華,在吳舜文的支持下,成為年產十萬輛以上,包含轎車、小客車、大貨車全車系的台灣第一大汽車廠。
從數字看,中華去年銷售創下十萬六千輛新高,佔有市場二六.九%,比第二名裕隆汽車多出五.五%。其他三名依序是國瑞、福特、三陽,市場佔有率都在二○%以下。
今年才過三個月,中華繼續熱賣,前兩個月的營業額,已經達到一百三十億三千萬,又比去年同期增加八%。
創業維艱
這樣的成果,得來不易。在中華成立的年代,裕隆集團內的台元紡織和裕隆汽車,力量也很薄弱,無法提供太多幫助。吳舜文對中華,就像早年的台灣家庭,因為資源不足,「母親總是拿大孩子的衣服給小的孩子穿一樣,人才、設備、廠房,總沒辦法樣樣齊全、樣樣新,」吳舜文回憶。
草創初期,中華只生產大卡車「復興號」和小卡車「得利卡」,製造過程沒有所謂的自動化生產,只有「手工業」,貨真價實的「純手工打造」。
中華第一部小卡車「得利卡」,就是在這種克難的情況下誕生的。
「得利卡」車身,是現在採購科工作的張 添,憑著之前在春源鋼鐵工作的經驗,敲敲打打修改出來的。
裝底盤的時候,沒有自動化的夾治具,沒有高架把它們吊高,而是現場同仁兩人一組,在「一、二、三、翻」的口令聲中,合力把底盤翻過來翻過去。
塗裝過程的第一道底漆——「噴紅丹」,是人工噴的;車子烤爐是用人工藉著軌道拉進去,烤爐則以一盞盞的日光燈代替。車身點焊太深的,打歪的、鈑金被碰凹的,都由人工補土,補完了再用水磨平,接下來一道道的噴烤過程,也都靠手工完成。
當時的簡陋,其實是台灣汽車工業的共同狀況。中華總經理蘇慶陽很不好意思地說︰「那時候做好的車,開一開,門還會掉下來。」
平常噴漆室的溫度約攝氏五十度,一般的溫度計拿進去都會衝破。通風的馬達轟隆轟隆,整漆化學藥劑氣味非常刺鼻。現場員工沒有戴面罩,而用長紗布蒙住口鼻,露出的皮膚塗上當時最流行的「雙喜牌」護膚油,類似現在的曼秀雷敦。
就在這種艱困的大環境下,民國六十一年,出身台南,成大機械系畢業的林信義,懷著汽車大夢進入中華。「我也塗過雙喜牌護膚油,」林信義回憶年輕時的經驗。
二十六歲的林信義,進中華之前在生產活塞的正道工業做事,正道的第一條生產線就是他設計的。
到中華的第二年,林信義又到南部機車廠二年,深入研究引擎、車身、焊接等工作。然後回到中華,參與機械加工鑄造、化工、橡膠、塑膠等生產技術。這段深入現場的基層經驗,成為日後他掌握現場技術及現場人員心理的寶貴資產。
民國六十三年這一年,中華年生產量才七百八十輛,如果以二百六十個工作天計算,平均每天只生產三輛車。資深同仁都記得,當時員工經常無法正常領薪,年終獎金都是由台元和裕隆向銀行擔保借來的。
後來,吳舜文將台元紡織財務經理徐賡九,調任中華汽車總經理。徐賡九在位的八年,奠定了中華早期的規模,拔擢許多年輕人擔當重任,林信義也是其中之一。
因為表現優異,徐賡九將林信義推薦給董事長吳舜文。「我是從他當採購部副理,才開始有接觸。那時候覺得他做事認真,實事求是,」吳舜文回憶,當年對這位年紀相差三十三歲年輕人的第一印象。
民國六十八年,中華汽車楊梅廠黑道橫行、紀律鬆弛,吳舜文決定將三十三歲的林信義升為楊梅廠長,希望他大刀改革。林信義原有疑慮,他不怕辛苦、不怕黑道,只怕「大刀」砍到一半被收回,變成赤手空拳。
吳舜文保證︰「如果你做了廠長,我就只聽你的報告,其他人的報告我都不聽。」
從此,新廠長林信義以強勢的風格,推動合理化整頓。
建立制度化
改革第一步是建立制度。
紀律鬆弛的楊梅廠,產量不多,但有浮報加班費的惡習。品質管理部專員張恩漢記得,大家沒做事也報加班,白天一群人在工廠聊天,或出去玩,把應做的產量留到晚上兩小時來做。
「我們還有值日生,晚上留一個人幫大家打卡,這樣也能拿到加班費,」張恩漢接著說。
林信義開始制定各種制度,嚴格執行工時管理。包括導入生產績效獎金,超過預定進度就可以拿生產獎金,但獎金必須扣掉加班費。工會理事何光生回憶,績效獎金讓大家覺得「做得越多,領得越多」。
短短一年後,員工平均薪水就從每月一萬零三百七十元,增加為每月一萬七千元。產能由一萬輛變成將近兩萬輛,工廠由六百五十人減為五百人。
改革的第二步是執行紀律。當時林信義天天穿球鞋在工廠盯進度,員工私下稱他「一陣風」、「大哥大」。林信義更叫得出工廠四百多人的名字,了解每個人家裡的狀況。
一清專案前,中華工廠裡有很多道上弟兄,早期任用幹部採取「用流氓管流氓」的政策,以為可以鎮壓住現場,沒想到卻引進更多流氓。
由於林信義管得太嚴,盯得太緊,竟遭人持刀攔截。「還有人跑到他台北的家鬧事,當時是我趕快跑去警察局報警。他今天的成就,是用生命換來的,」中華副總經理宋清國回憶當時情境。
林信義遭受威脅,仍不為所動,隨著一清專案掃出流氓,中華的「大哥」也日漸蕭條。民國七十年,中華接著導入制度的品質及生產管理。隨後二十年,林信義不僅歷任協理、副總經理、總經理、副董事長,並且將中華一次又一次推向高峰。
林信義將中華汽車的成功,歸結為企業改造的成功。也就是一九九二年,美國管理學者韓默(Michael Hammer)所提出「企業再造(Re-engineering)」的觀念。雖然企業再造的名詞在台灣引起狂熱,但大部份企業都功敗垂成。林信義則以中華的實際經驗指出,「企業改革失敗率偏高的原因是,只注重硬體忽視軟體,太過忽略組織人性面的考量,使改造流於形式。而且缺乏溝通與協調,沒有妥善處理組織中抗拒的力量。」
中華汽車在因應環境變革中,見招拆招的、湊巧的體現了「企業再造」的精髓,主要原因是關照了「組織人性面的需求」,並擴散到整個汽車工業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
傳染性與煽動力
林信義對人性面的深刻體察,首先就表現在溝通與協調能力上。
認識林信義的人都說他有一股沸騰的精力,也是社交長才。
他說話具有傳染性與煽動力,總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經常使得其他一級主管相對失色。雖然他經常想把機會讓給別人,但是媒體依然習慣將鎂光燈照在他身上。
「他很能掌握現場的氣氛。如果是對個性海派的獅子會員演講,他唱作俱佳,如果對中規中矩的高級公務人員演講,他語調就謙遜,」一位跟隨他參加大小演講活動的公關表示,他講同一個故事,會看對象、場合不同,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懂得溝通。
他有群眾魅力,但是大家又很敬畏他。害怕不是來自於他的脾氣,而是他的精明。對於任何人與事瞭若指掌,使人無所遁形,形成壓力。
「你不要看他是副董事長,你就是耍不過他,什麼雞毛蒜皮的事,他比誰都曉得,」中華汽車副總經理吳海說。
林信義不只懂管理,他的個性中有一種江湖聰明。「他從基層一直打上來,對於每一個環節、每一個人的名字、每一個人的個性,每一個場子的關係都非常清楚,」從一個新加入者來看,吳海感觸特別敏銳。
同樣的話,也出現於千里外日本人的口中。「他到日本來,每一個辦公室都會走動,每一個人他都認識與了解,就像熟悉的朋友。到台灣來,我又驚訝,他對台灣零件廠商情形的了解,超過採購部主管,」日本三菱常務取締役近藤義輔表示。
近藤指出,這樣的特質很適合領導汽車工業。因為汽車是一個高度整合的工業,一部汽車由八千到一萬五千個零件組成,牽涉幾百家衛星廠商,「領導汽車工業的人,必須有高度整合能力,」近藤說。
和資訊產業不同,清一色的國際化、懂英文、受高等教育的工作人才,而汽車工業所接觸的機械、塑膠、鈑金、車燈、活塞,都是散落在全台灣典型的中小企業打拚起來的。
要整合協調這麼多歧異的企業文化,讓不同利益者,甘心合力完成一件事,林信義的原則是「讓大家都贏」。
「你一定要明白別人需要什麼,愈了解他的困難在哪裡,愈能坐下來一起解決。只站在自己的立場砍別人,別人會不服氣,什麼都為對方考慮,對方心裡會有感覺,」林信義說。
這一套「為別人服務,讓大家都贏」的精神,林信義將它扎扎實實地推展到整條企業價值鏈的每個環節。不論媒體、主管的政府單位、企業所屬的社區、上下游廠商,甚至員工,都因此和中華互蒙其利。
大家都贏
跑汽車線的記者都知道,要資料找中華。中華影印每天與汽車業相關的所有報紙,作成簡報,限時郵寄到每一個記者手上。「中華把記者都寵壞了,」一位競爭對手表示。
即使是政府部門,林信義的做法也讓官員印象深刻。
經建會主委江丙坤在經濟部長任內的著名政績,是減少對日貿易逆差。當時江丙坤召集各行領導人共商對策,林信義上了一份建議案,以提高自製率要求日本增加採購。因此工業局在民國八十年發布「促進汽車製造商外銷能力及增加對日輸出要點」,具體規定對日本技術母廠及中衛體系廠商輸出零組件金額,必須佔自日本採購零組件金額的一定比率。這項方案實施七年以來,台灣回銷日本汽車的零組件已達四百億元,光是去年就將近九十億元。
江丙坤並如法炮製要求家電、百貨、電器等與日本關係密切的行業。「我就是從那個建議案開始,對林信義印象深刻,」江丙坤到今天仍津津樂道。民國八十六年,江丙坤還私下幫林信義報名參加國家品質獎個人獎,也獲得評審委員肯定而得獎。
前任經濟部長蕭萬長組閣時,更有許多人建議邀請林信義擔任人事行政局局長,但林信義並未動心。林信義以杯子理論詮釋人看到自己公司的都是缺點,看到別人公司都是優點的人性,「人只注意自己茶杯裡面的茶垢,老是覺得別人茶杯真漂亮,端起別人茶杯,才發現裡面不是那麼回事。」他接著說,最重要的是「人應該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建議好的的人才應該送到政府,林信義多次被延攬入閣,他都拒絕,下次希望吳董事長同意,」江丙坤在中華汽車二十五年慶時說。吳舜文笑著說:「我從來也不問他,他也從來不問我可不可以去。他就是後來告訴我,他不會去,可見他完全不動心。」
吳舜文接著用和尚、廟和香火比喻適才適所的重要:「我跟林信義講,一個人能夠找到一個地方可以發揮才能,也是一個運氣。這個地方有你這個人來幫助,是這個地方的運氣。就像和尚和廟一樣,廟很大,沒有和尚,沒有香火,也沒用。有了和尚沒有廟,也沒用。所以和尚、廟和香火都很重要。」
總統府資政吳伯雄也曾在公開場合說︰「林信義是我成大的學弟,我和他一、二十年的交情,他表現對公司、對長輩、吳董事長的忠心,誠如其名,有信有義。他對每一個人很誠懇,所以每一個人都認為林信義對我最好,我和桃園縣的呂縣長都有這樣的感覺。」出身桃園世家的吳伯雄,指出位於桃園楊梅的中華汽車,一直是企業敦親睦鄰的好榜樣,對員工、對社區公益盡心盡力,獲得地方人士的尊敬。因此林信義的關係不僅是對中央政府,對地方桃園縣政府及地方人士一樣禮數周到。
對內或對其他關係,他總是能順利化解衝突,完成工作使命。
提攜衛星廠
就像對下游衛星體系,中華跳脫過去中心廠對衛星廠喊價砍成本的方式,盡力輔導公司,讓他們降低成本,利潤自然回饋中華。
位於新竹湖口工業區的協祥機械,就位在中華汽車新竹廠旁邊,二十多年來,隨著中華汽車成長,已經成為員工四百多人、營業額十四億的企業。
二十多年,只做國瑞汽車及中華汽車生意的協祥,比較兩者明顯的差異:國瑞汽車總是計劃生產,以月為單位,讓協祥的生產線比較穩定;而中華汽車為了快速反應市場需要,每六天就隨時更動需求,造成協祥備料的庫存。中華的材料及半成品的備料,平均是國瑞的一.一倍。
「但是中華的好處是,讓你有自主研發的機會,」協祥董事長高山健表示。做國瑞的生意是進口外件,在國內組裝,但是中華考慮協祥想要技術生根的渴望,「只要提案,能夠達到中華的要求,是有機會做生意,」協祥董事長高山健指出,雙方誠心誠意要達成國產化的目標,降低成本。
正道工業執行董事林明德,也以自身的經驗指出,為了扶植正道的研發能力,三年前中華在正道尚未研發出一種鍛件(汽車零組件)前,就決定停止進口。當時讓正道感到強大的時間壓力,也迫使正道以破釜沈舟的心情,「把本件拚出來,」林明德說。如此,中華不但減少對進口零件的依賴,也減少日圓升值可能產生的衝擊。
栽培幼獅
中華不僅對企業第一代用心,也用心栽培第二代。
台灣衛星廠大多是家族企業,未來都會由第二代接班。中華組織衛星廠的第二代聯誼會「幼獅會」,定期讀書及聚會。前年更由中華副總經理宋清國領軍,到日本參觀汽車工業,包括三菱及三菱衛星工廠。「幼獅會很重要,要讓這些第二代彼此認識、彼此學習,以後他們都會接班,影響公司的永續發展,」宋清國說。
中華採購部門並為衛星工廠統一採購。例如鋼板部份就統一向日本新製鐵及中國鋼鐵購買,可以降低成本,增加談判籌碼。如果遇上供不應求的景氣循環,因為採購量大,中華的統購也會被日本新製鐵與中鋼優先考慮。
其實衛星工廠都知道,做中華的生意,利潤扭得很緊,並不會比其他廠商好。就像台南的東陽集團董事長吳炳德說的,中華對衛星廠的要求是「品質要好又要便宜,其實利潤最不好。」但是中華很熱於助人,就像東陽和水菱株式會社技術合作的儀表板,就是中華居中牽的線,對於技術權利金的部份,「中華還幫忙殺價,」吳炳德笑著說︰「只是後來也回饋給中華了。」
與三菱協商
不僅是對衛星廠,對技術母廠三菱也如出一轍。
以這次中華汽車亞洲技術中心為例,三菱對於移轉技術有許多疑慮,三菱擔心裕隆集團整合之後(裕隆與中華),由於日產的財務及經營狀況比三菱稍好,中華會切斷與三菱的關係,靠攏日產。
林信義向三菱提出保證,三菱是中華汽車最重要的夥伴,會維護三菱的利益。但如果三菱不能提供資源,移轉技術,幫助中華研究開發,中華不排除向外尋找合作對象。「保留這樣的權利,沒有做而已,」林信義預留伏筆。
林信義並透過日產的高階主管向三菱說明,在全球競爭之下,只有本土化,才能生存,必須要策略分工,才能制勝,因此,日產對裕隆有較大的支持。林信義巧妙地透過日本人與日本人溝通,化解阻礙。
三菱最後表示︰「我們對中華的支持,一直是超過日產對裕隆,現在也不會落後。」
這種「讓大家都贏」的原則,也落實到員工身上。林信義指出,在台灣,老闆和員工互不信任的例子很多,像勞資間的拔河意識,老闆要員工先賺錢,有了利潤再分給員工;員工認為老闆應該先改善待遇和福利,他們才要努力工作。這種沒完沒了的對峙,最後必定是兩敗俱傷。
而中華解開勞資之間的兩難,就是公開而透明的「利潤分配」。中華設計一套與公司營業目標密切結合的年終獎金、分紅制度,公司賺得愈多,員工就分得愈多。
有關年終獎金及薪水的分發方式,中華在每月的十二日,公布上個月的盈餘,每年的一月十二日公布去年的財務總報告。大至總經理,小至掃地的歐巴桑,每個人都知道,每位員工多賺一萬元,就加發一天的年終獎金。大家有一個共識,「寧願加班,也不願加人來分年終獎金。」
民國八十年中華股票上市後,中華就開始賺大錢的黃金時期,以高年終獎金著稱。但那也是員工最拚命的時期,加班成為一種「必要之惡」。許多中華員工表示:同事及家人經常抱怨加班太多、工作太忙,另一方面又深以中華為榮,對中華又愛又怨。曾任工會理事長的廖火全,常常只看到睡在床上的孩子,「不知孩子長多高,只知孩子長多長,」廖火全說。
林信義善於在不同的關係中掌握利益,但最高原則是關係中的每一個人都獲益,而不是擠壓他方獲取自我利益,這也表示關係中的每一方都必須付出,才能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中獲益。在每一次的衝突中,林信義逐漸建立他的信用。
善於溝通的企業文化及動員上、中、下游的能量,林信義帶著中華汽車在每一個成長的瓶頸點,挑戰自己,促成大躍進式的成長。
三次大躍進
回顧中華的三次大躍進,第一次是民國七十五年,以成為商用車霸主為目標。當時中華汽車的銷售量一直盤旋在二萬輛,無法突破,一年獲利不過二、三億。在董事長吳舜文首肯之下,大手筆花下十三億元,說服日本三菱汽車共同開發引擎,也與裕隆汽車工程中心聯手開發車身與底盤,全新改造商用車威利。
民國七十七年,由國人自行研發設計的第一款商用車——中華威利,由楊梅廠生產線緩緩駛出,在場貴賓及員工夾道歡迎。
這部空間大一點、車身長一點、造型炫一點的威利,推出第三年就賣了六萬,達到損益平衡,也讓中華在五年之內成為商用車霸主,佔有八成以上的市場,銷售量從二萬輛攀升到七萬八千輛。直到今天,威利仍然是金牛級產品,去年是國內十大暢銷車中,唯一的商用車。
第二次大躍進是從商用車轉進轎車,也是從生產轉行銷的第一戰。民國八十一年下旬,中華決定導入代號E-Car的1600cc轎車。九年前,中華曾經推出800cc小型車「多利」失敗,大家心有餘悸,但是台灣商用車市場已經飽和,戰場狹隘,只有國內轎車市場的四分之一(大約十三萬輛),造成中華成長的瓶頸,一直無法突破十萬輛。
吳舜文也認為,原有商用車的定位,對中華汽車的長遠發展並不公平,她說服裕隆汽車的董事會後,放手讓中華及裕隆的汽車在市場上直接競爭。「中華不搶,別家車廠也會搶,」吳舜文說。
中華曾經有一次小轎車失敗的經驗,因此抱著破釜沈舟的心情,再度進攻轎車市場。「如果失敗,以後就兵敗如山倒,如果成功,以後的路就是康莊大道,」張恩漢和一批有經驗的現場幹部,全部調回楊梅廠,全力衝刺。
當時的行銷業務副總經理蘇慶陽指出,過去汽車廣告都是千篇一律的「國外風光、俊男美女」,中華是轎車後進品牌,如果沒有差異,無法凸顯。
中華第一次廣告找了有本土風格的國際大導演侯孝賢,拍出了Lancer與一個家庭成長的故事。「他們歷經了千辛萬苦,終於建立了屬於他們兩個人的天地。他們叫做家,我們則叫它Lancer……,」這段Lancer上市的廣告詞,訴說的也正是中華汽車全體動員的心情。
民國八十三年,Lancer推出後,中華汽車產能突破十萬輛,取代福特汽車,坐上全車系國產車總銷售量第一名的寶座。突破十萬輛的那一天,現場休息鐘打完,廣播中出現林信義的聲音:
「現在我想向大家宣布一個消息,那就是到今天晚上為止,本公司今年度生產台數將會達到十萬台,這是我們中華汽車開工二十一年來,第一次在一年之內生產突破十萬台。因此,我們已經成為年產量十萬台的大汽車廠了!各位同仁,我們為中華寫下新的歷史紀錄……。」聽著廣播,每個人心中都有說不出的驕傲。
中華汽車的表現及高年終獎金,引起外界的注意,再也沒有人把中華汽車誤認為中華賓士。
第三次躍進的起點,就是現在,更嚴峻的國際考驗即將來臨。
挑戰二○○五年
去年,中華已經佔有台灣總市場將近四分之一,但未來加入WTO後,競爭只會更劇烈,成長幅度有限。中華甚至預估今年營業額只有四九○億元,獲利三十八億,遠低於去年。「我們預估今年台灣汽車總市場的銷售量,將比去年退五∼一○%,」中華汽車管理部經理張世和說。
不景氣中,中華定下公元二○○五年的願景:成為年產量五十萬以上的亞太地區模範車廠,營業額從五百億成長到一千億,台灣及大陸的市場都達到十二萬到十五萬輛的規模。
這般宏大的願景真能實現?
林信義分析,在每次的挑戰中,並不是有百分之百、絕對成功的信心,但是要給大家難度高一點的挑戰,「否則太沒有挑戰了,而且跳過了,大家的信心就來了。」
經歷過從谷底翻身的辛苦,完成過許多「不可能」的大整頓,中華的員工已經養成一種心態:公司的政策,一定要百分之百達成,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公司從來沒有叫我們衝,衝到最後發現是錯的,」品質管理部專員張恩漢表示。
傑出的表現,使得中華奪下多項管理大獎,從國家品質獎,一直到連續三年都是《天下雜誌》標竿企業聲望調查的汽車及零件類的第一名。同時,副董事長林信義也是第一位以專業經理人的資格,獲得去年最受敬佩的十大企業家之一。
但是一路重視生產效率的中華汽車,面對競爭曲線移往上游的研發及下游的行銷,必須多培養「產品」之外的人文關照。林信義也強調,中華有強烈的「工程師性格」,一板一眼,相信材料投入、好的製程管理,就一定有成果出現。但未來是個行銷的年代,牽涉到許多人文的思考,經營必須更富創意、更加傾聽顧客的聲音、加強服務體系。
從民國八十年起,弟弟中華逐漸光芒四射,哥哥裕隆卻面臨最挫折的打擊,每次集團內關係企業互動,吳舜文總是看著弟弟中華上台報告,雄赳赳氣昂昂,哥哥裕隆總是聲音愈說愈小。面對裕隆失去市場的龍頭地位及內部反對的力量,嚴凱泰如何挑戰自己,帶領裕隆揚眉吐氣?下一期《天下雜誌》將繼續深入剖析。
聚焦產業新知、管理心法,企業轉型再成長的必備讀物
聚焦產業新知、管理心法,企業轉型再成長的必備讀物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