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換來高代價

午夜的桃園縣，氣氛格外南洋。剛下夜班的馬來西亞工人步出紡織廠，逛完便利商店後三兩信步於南崁路幹道邊和產業小徑。「半瞑卡公用電話的，攏嘛是外國人，」一名世居桃園的蘆洲鄉民說出了家鄉的變化。
寒氣沁人的雨夜，高雄縣一家二十四小時運轉的電纜廠裡，將火紅熾熱的銅條從滾燙熔爐中拉出的，清一色是泰籍勞工，外加泰籍領班。台灣勞工已漸從傳統三K產業（辛苦、骯髒、危險）的夜班裡消失。
台北的服務業也有了改變。麥當勞中山店一到週日，耳邊充斥著菲律賓語的交談與嬉笑聲。據麥當勞中山店店長張璞真統計，外籍勞工約佔週日中山店客人總數的八成，「來到這裡跟出國的感覺一模一樣，」張璞真週日最常聽見客人如此反映。
愛國東路二段的詩威特便利商店，三年前開始豎起國人看不懂的招牌，長長的泰文其實含意很簡單：「您好，歡迎光臨」。二十七歲的林瓊雲接受上一任店主的建議，保留了這句泰文的問候。親切的母語加上店內的泰皇玉照，確實替她招徠不少生意。「附近捷運工程站的泰勞，不會到隔壁的統一麵包買東西，會來我們這邊買，」林瓊雲笑著說。

外勞身影深入家庭

點點滴滴的改變並不止於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合計一．二萬人的外籍看護與幫傭，已深入一萬餘戶家庭，與台灣民眾做最深入、最頻繁的接觸。
鄰近青年公園的華群托兒所所長何世珊說，曾經有一名家境富裕的幼童上下課都請菲傭接送，「後來那名菲傭逃跑了，孩子的媽媽很緊張地叮囑園方，以後再也不能把孩子交給那名菲傭，」所長何世珊回憶。
自一九九○年正式引進外勞至今，短短五年內台灣核准的外勞人數已達二十八萬二千人（含幫傭及監護工），是台灣三五一萬體力工的八％；而一九．三萬的外勞實際在台人數，甚至大於澎湖人口的兩倍。
開放外勞就像政策及時雨，企圖澆熄缺工的旱象。而台灣勞動力不足的現象的確已獲得紓解。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近三年來製造業的缺工人數從一九九三年的一六．九萬，下降到今年的五萬；缺工率最高的皮革業，缺工比率也從三年前的一七．二％，降到今年的七．七％。
但在短短三年的勞力解渴之後，經濟利益伴隨的社會成本，必須由社會吸收；引進外勞的後遺苦果，也仍須全民一併吞下。
「外勞是社會不定時的炸彈，」高雄錫安旅行社總經理洪良志不安地說。「解決了某些問題，卻又引發了其他的問題，」研究社會與人口學的台大農推系教授蔡宏進也表示憂心。
今年十一月，台灣首次傳出菲藉女看護手刃八旬雇主的命案，一舉暴露出外勞管理的缺失，增添雇主家庭心中的恐懼。
三軍總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諶立中認為，外籍勞工或幫傭罹患精神病的前例絕對不少，之所以遲至今日才引起社會關注，是因為「出了事，大家才重視。」遠在五年前政府尚未開放外勞時，他就曾受託替朋友檢查家中的非法女傭，結果確定為精神病患無誤，嚇得雇主趕忙買機票送她回國。

防疫網路破了洞

諶立中分析，在精神醫學上，遷徙與移民都是導致精神病的重大原因，「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都有適應上的問題，更遑論背負經濟、工作及文化衝突三重壓力的外勞，」他說。
引進外籍勞工，已無可避免地拉高了台灣衛生與治安的社會成本。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外勞健康檢查不合格率為一．八七％；去年一到十二月對合法外勞的體檢中，就篩驗出愛滋病帶原件數一二四件（是台灣民眾不合格件數二一四件的五八％）、梅毒一○五件，腸內寄生蟲更有三六四五件不合格。而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尚逃脫在外（約一萬二千人），以及非法居留（估計約三萬二千人）的外勞。台灣的防疫體系，顯然破了個窟窿。
衛生署防疫處第三科科長林秀雄表示，以衛生署的立場而言，並不希望外勞進入台灣，「逃跑的外勞資料流失，防疫工作也只能儘量把關。」至於精神病的檢查難度更高，「本來好好的，一到陌生的環境壓力增大，要什麼時候爆都不知道，」林秀雄無奈地說。

治安亮警訊

至於外籍勞工的犯罪，在正式開放引進之後只見快速上升，而現有警力卻未增加。
永和分局外事巡佐陳國忠前一夜剛捉完非法外勞到凌晨兩點，隔天一早又得執行遣返作業。夜裡回到分局緊接著策劃另一波的突擊查緝，「兩天只睡了四個小時，不知道今天會到幾點？」陳國忠坐在深夜往桃園縣急馳的警車上，雙眼盯著微飄細雨的高速公路。
警政署外事組組長鄭承明表示，外勞正式引進之後，民事案件比以前多了一倍，每年約有一千五百多件。「而情節較為重大的刑事案件，也有倍增的趨勢，每年已有五百多件，」鄭承明補充。
工業強鄰日本，比台灣早經歷這一切。三年前，因為落地免簽證的門戶洞開，數萬名伊朗人懷著淘金夢大舉入境日本，打算非法長期居留。
未料事與願違，由於工作難尋，再加上語言的隔閡，以及日本社會的強烈排外心理，這群伊朗人終於淪為黑社會私器，開始販賣偽造的電話卡，甚至也發生過為了竊取公共電話裡的零錢，而把整座公共電話抬回家的離奇案例。不過這一切因日本堅守不開放外勞的政策而未惡化。
事實上，台灣在尚未開放外勞入境時，早已有學者分析了台灣將付出的社會成本。
台大農推系教授蔡宏進曾應行政院研考會之邀，在七十九年完成「外籍勞工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及其因應對策」研究報告，並出版成厚一五五頁的書。他在此書的第一項建議就是：政策上應以不引進外籍勞工為原則。他反對的理由直指影響治安、衛生、本國就業、產業升級等十大項。
而今，五年前他所擔憂的社會成本都已一一浮現。「隨著（外勞）人數一多，問題將更明顯而嚴重，」五年之後重新審視，蔡宏進說出了對未來的憂心。

短期替代成為永久補充

不單單社會層面，連最令人關心的產業體質，也已有證據證實受到了戕害；三年前在外勞開放之初，勞委會前主委趙守博楬櫫「不妨礙自動化與產業升級」的前提，受到學界強烈的質疑。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蔡青龍直陳：勞動力短期替代的方針，已演變成「永久性的勞力補充」。
此外，由於外勞多半棲身在低附加價值產業，「最嚴重的，是拖延了自動化的速度，導致對產業升級的傷害，」行政院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張丕繼接著皺眉說：「找不到工人，就該加薪啊；無法生存的產業，就該淘汰啊！」

產業升級的路障

資金的大量流失，同時也導致台灣資本累積的下挫。
以每個月最低工資一四八八○元計算，十九萬名外勞一年的薪資將達二十八億（實際金額遠高於此數）；這些資金如果無法在國內消費，或成為國內儲蓄，長期而言將削弱台灣的資本累積。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江豐富手裡拿著一本論文表示，已有學者利用經濟學模型，計算出引進外勞、資本累積及技術升級三者的相互關係。數字證明外勞確實對資本及技術具有替代性，換句話說，也就是妨礙了產業升級及自動化的發展。
「附加價值高的產業不引進，反而讓三Ｋ產業引進外勞，是不是本末倒置？」江豐富質疑。
便宜的供給創造大量需求。雖然缺工率已下降，但是從北到南仍大喊缺工。今年八月，高雄加工出口區就有六個公會北上爭取二千五百名的外勞配額。
根據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單驥的調查，外籍勞工的平均薪資只及本國勞工的五五．九％，在如此低的成本之下，已經引發國內雇主對便宜外勞趨之若騖的現象。「漫天虛報缺工人數，需求屬於假性，」單驥觀察。
去年四月單驥針對雇用外勞的企業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有七一％的企業認為以二．五萬到三萬元聘雇本地勞工，擔子雖重，但不是做不到。這項結果透露：工廠對外勞的需求的確已被誇大。
勞委會副主委詹火生就表示：「引進外勞的廠商，坦白說是佔便宜，引進一個賺一個。」
高雄縣的巨名電子公司副總經理夏曉清也認為，費體力、高危險的行業，已有「辭退國勞，多用外勞」，以節省五○％勞動成本的情形。
世界第三大製鎖廠東隆五金協理戴紹松觀察，台灣因為自動化的推展，以及因不景氣所造成的工人回流，目前缺工情形已獲減緩，但是自動化程度低的行業，浮報缺工的情形依舊存在。

勞力零工市場凋零

在有些公司追求企業利潤極大化之下，台灣部份族群的工作權成了犧牲品。
延平北路二段台北橋，人們口中的勞力市場，許多人無奈地閒坐著。不等陌生面孔靠近，數十名頸上掛著毛巾的零工反射性地簇擁而上，希望搶得今天的工作，掙取一天二千五百元的工資。
「阮這途無法轉行，欲吃飯要靠身軀，」四十六歲的江阿才看了台北橋三十年來的興衰。在他口中的台北橋，五、六年前隨便做也有二十多天的工，月入最少五、六萬，「現在一個月可能做沒五天，和牽手兩個賺沒兩萬，」出身彰化的江阿才不等說完，又坐回人行道的板凳上。

族群間的無煙硝戰爭

以營建業維生的原住民，工作也受到大量湧入外勞的排擠。
台北縣汐止鎮，靠近北二高橋墩的山裡，一個有二百多戶、為數六百餘人的社區正在形成。「花東新村」——原住民為不忘故鄉而命名的新天地，一個鎮公所不願編門牌號碼的違建區，在戶籍資料上並不存在。他們隨工程而遷徙，散布北二高沿線；用的水，接自山泉；用的電，是工地的蓄電池。就連蓋房子的材料，也是就地取材：印有「Made in Malaysia」字樣的外銷木箱被當成外牆，防水防漏的油紙權充屋頂。
「外勞便宜，但是我們效率高，」三十四歲，來自花連的莊金綠顯得頗不服氣：「光是一個擋土牆外勞就做了一個禮拜，原住民只要三天。」就算考慮外勞一天一千五百元、原住民一天二千五百元的工資差異，莊金綠還是認為用原住民划算。但是有些雇主顯然並不同意，認為外勞可整批來上工，易於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景氣繁榮時大量引進外勞，一旦碰上經濟蕭條和失業率上升，外籍勞工就容易淪為種族衝突的犧牲品。
「外勞的合約尚未到期，一遇到經濟蕭條，本國勞工會不鬧？」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張丕繼質疑。
以德國為例，五、六○年代寬鬆的外勞政策，造成境內外勞人數激增。榮景一過，當德國面臨兩德統一之後失業率陡增的困境，仇外的種族暴動便一發不可收拾。極右派的新納粹黨認為：都是外國人搶走德國人的工作機會。他們手持刀、棍，訴諸暴力攻擊土耳其人和越南難民，滋事千起，最後逼得德國總理柯爾不得不出面譴責他們是「德國之恥」。
在預期加入關貿總協，台灣製造業將可能面臨失業率增加的衝擊時，德國經驗是台灣引為殷鑑的最佳教材。
大量引進外勞不僅創造假性需求，也創造了「違法需求」。
「一些等不及申請、資格不符的公司或地下工廠，自然提供了非法外勞最佳的就業窗口，」熟悉外勞事務的外勞通訊社社長陳管泉表示，已有人蛇集團專門利誘外勞脫逃，其中菲藉勞工主要是在教堂，泰籍勞工則是在泰國餐廳進行。
根據警政署的統計，到今年十月底止，外籍勞工脫逃的人數已累積到一萬八千人（平均不到十名外勞就有一人逃跑），其中已查獲六六四六人，尚有近一萬二千人脫逃在外。「外籍勞工的追蹤管理如果做不到，我們根本沒資格引進，」中央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單驥直言。
外勞問題的矛頭與核心，都指向管理的不彰，其中最嚴重的，是雇主不守法的投機心態。
針對非法聘雇外勞的罰則部份，根據就業服務法第五十八條的規定，如聘雇人數為二人以上，雇主將被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的罰金；如聘雇一人，則只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新台幣九萬元以下的罰金。

外勞問題是管理問題

但是自一九九二年五月就業服務法實施以來，查獲雇用非法外勞近六千件，被判刑者只有不到五百件（佔八．一％），大部份均以罰鍰了事；法庭認定既然輕微，當然收不到嚇阻效用。
此外，涉及外勞管理事務的中央部會至少有三：勞委會、警政署及衛生署，三部會間的溝通與配合度決定了政策的成敗。過去因為查察非法外勞缺乏獎勵措施（而捕獲一名偷渡犯卻有三千元獎金），相對減低了警方的查緝意願；且外勞逃脫不屬重大案件，根本引不起重視。
為了提振警方士氣與查緝率，勞委會將於明年度提撥就業安定基金做為取締獎金，並強化各部門間的電腦連線作業，確實做好外勞的動態管理。
勞委會主委謝深山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表示，勞委會將對外勞脫逃問題密切注意，且在台灣合理外勞上限人數尚未揭曉之前，不會貿然開放大批外勞。副主委詹火生也明確重申：「如果沒有建立妥善、適當、公平的外勞管理制度，就算雇主要求也不會繼續開放。」
詹火生坦承，台灣在短期內要擺脫對外勞的依賴並不容易。在對外需求仍強、而諸多管理缺失正一路暴露的情形下，令人不禁憂心：十年後自動化與產業升級的目標，會落後韓國、新加坡等競爭對手國多少？族群間的工作爭奪是否會更加鮮明？而廠商求取利潤的副成本，是否仍要社會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