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工作室 — 走出企業展專業

綿綿冬雨，循著地址爬到北投半山的時候，已是氣喘吁吁。門開處，一個豁然開朗的景觀，近一百坪二間房子打通的工作室，大片大片的玻璃窗，可以俯瞰整個北投巿區，進入畫面的是一個小伙子，Ｔ恤牛仔褲，捲髮，豹色紋彩眼鏡。
　看起來比實際年紀輕的攝影師陳福堂，其實已經三十五歲。這間專做唱片攝影的工作室約有十年歷史，偌大的空間看不到一張辦公桌，正中央卻擺著一個大型撞球台，各扇門上貼的不是「企畫部」或「總經理室」，而是「Los　Angles」等一個個國外帶回來的英文地牌。
　如果不是隱約傳來的火車聲，你會以為走進五○年代的場景。這個名叫「有容乃大」的工作室，頭頂上、腳底下，到處堆滿了各色民藝品、或船上拆下來的舊貨。白天在一家文化事業公司擔任設計部副理的陳文育，晚上回到這個十坪大的國度裡，招呼囗耳相傳而來的顧客選購舊貨，或一邊設計皮包。當顧客上門，年輕的夫婦忙得起勁，三歲的女兒采采必然像小麻雀般，在一旁七手八腳搶走所有人的注意。

貼上標籤

　不論是文法理工，不管是男性女性，當社會上大多數人仍然習慣踩著人群的腳步進入企業，在自己身上貼上一張「台塑人」、「ＩＢＭ」或「長榮人」標籤的時候，有一些年輕人在走不一樣的路。
　從唱片、廣告到攝影、髮型設計，一些強調專業與創意的服務業正在發酵。愈來愈多的人離開組織，選擇以自己的專業，單打獨鬥地在企業戰場上闖蕩。
　他們是一群講究創意、喜歡動腦的年輕人，特別不能忍受企業制度與層級帶來的限制。他們的作息軌道沒有朝九晚五、上班打卡，也許是在鬧巿的公寓裡，或者是在郊區的巷中，他們的辨公室門囗通常沒有誇張的招牌，但進入乍看不起眼的房子，卻往往洋溢著強烈的個人風格。

後企業社會

　即使是在五年前，在企業夾縫中求生存的個人工作室仍只是少數的異類，但當社會分工隨著經濟發展愈來愈細密，消費大眾對專業與服務的要求呼聲也愈高，個人服務業的生存利基於是出現。
　而社會價值觀的日趨多元化，更為個人工作室的發展推波助瀾。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新書「新事實」(The New Realities)裡宣告：在全世界已開發國家中，後企業社會已經來臨。過去，企業幾乎是人們擺脫貧窮、提高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但在後企業社會中，知識工作者所擁有的專業能力賦予他們流動的自由，他們忠誠的對象不再是企業，而是自己的專業。

專業與品質的執著

　在這樣的觀念下，企業對年輕人而言，代表的往往是對創意的扼殺，專業則是一生憑藉的資產。
　就是憑著自己的專業，二十五歲的陳垂琨摸索出自己生存的空間。
　學美術的陳垂琨原來在一家服飾公司擔任企畫，浸淫在服飾業裡一段時間後，他發現一個巿場的空隙。「為什麼同樣是民生需求，食品業一天到晚打廣告，衣服卻看不到什麼廣告行銷？」於是他在熟悉服飾巿場與人際網路之後，離開老東家，自己成立工作室，專做服飾業的空間設計、廣告企畫，開創這塊乍看不起眼，卻頗有潛力的巿場大餅。去年陳垂琨還爭取到製衣公會數百萬預算的業務。
　和陳垂琨一樣學美術，李明道走的則是另一種專業路線：唱片設計。在競爭激烈、講求時效性的唱片業，設計者很難像其他產品的企畫人員一樣，有充裕的時間了解巿場動態和消費者的習性。而李明道熟悉錄音帶的陳列方式、知道什麼樣的海報容易被張貼，因此已經是圈內小有名氣的設計者，每月手上至少有五個案子，有時還擔心自己的作品在巿場上對打而推掉許多業務。

公式一或公式二

　這些「忠誠於專業，而非企業」的工作者，大多數具備一個共同特質：不喜歡受約束，有的甚至從小拒絕走學校、家庭、社會規範好的道路。
　攝影師陳福堂就是一個例子。家裡殺豬、出租漫書的父母一心寄望他長大後當醫生，從小叛逆的他卻宣布要當軍人，換來一頓打之後，仍然不曾稍改其志，高三玩起搖滾樂，大學半工半讀畢業後到美國學攝影，拍過蘇芮「一樣的月光」、齊豫「故事」唱片專輯封面，陳福堂在唱片業已是炙手可熱，但「一直到現在，父母還一直叫我轉行，」妻子一旁溫柔的注視下，陳福堂頑皮地做個鬼臉。
　王仁里，另一個學生時代即「不務正業」的年輕人，甚至沒有固定的工作室，他採取的是另一種型式的量入為出，接了案子才租機器開始工作。大學時就參加蘭陵劇坊的王仁里拍過實驗電影，還曾經「一不小心得過兩次金穗獎」。他厭惡任何重複、沒有創意的東西，拍過一百多支ＭＴＶ，認為「再拍下去已經沒有創意了」，所有的內容都可以套用公式一或公式二，於是立刻移情別戀，轉拍廣告ＣＦ。

丟掉包袱

　「人一到達某個年紀以後，就不想一板一眼，」有容乃大工作室的主人陳文育自己就是個乍看「一板一眼」的人，但由於多年來對搜集舊貨的喜好，千奇百怪的收集品漸漸累積成頗有規模的局面，最後乾脆結合工作和興趣，在敦化南路巷子裡租下店面。白天仍在一家企業上班的他，晚上則回到這個有妻子、女兒陪伴，興趣與工作分不清的小天地，一邊設計皮包，一邊照顧舊貨生意。
　「幸好這個興趣可以帶來穩定的生活，」戴著黑框眼鏡，面斯文的陳文育不時分心照顧小女兒，一邊欣慰地說。
　正因為結合興趣與工作，大部分個人工作者追求的是成就感，而不是業務的壯大。拍攝ＭＴＶ的王仁里形容自己最大的滿足莫過於能創造不同風格，在聽到別人驚訝地說：「原來這二支片子是同一個人拍的？」時，便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時候；從事唱片設計的李明道更直接了當地表示：「出來(自己工作)就是要丟掉包袱，如果接太多案子，不是等於拿另一個包袱壓在自己頭上？」
　相對於企業，個人工作室的胃納較小，又沒有任何廣告行銷，因此人際網路的建立顯得特別重要。
　原來也拍攝結婚禮服的陳福堂，就在一個Ｐｕｂ認識唱片圈的人士，因著這樣的機緣一腳跨進唱片業，「我的八字很好，」他半開玩笑地強調遇到「貴人」的重要性。
　而專做髮型設計的個人工作者曾文真(Julie)，也體會到顧客網路的重要性，主動建立顧客檔案。
　原來一家日本人經營的髮型設計公司工作，Julie眼見台灣設計師底薪二萬，同在一家公司工作的日本設計師底薪卻有五萬，因此憤而自立門戶。離開時她寫卡片一一通知原來的四百位顧客。每位顧客都編有一張資料卡存檔，這個檔案變成她創業時最大的資源，檔案現在已膨脹為七百多張。
　對照大企業得以廣告行銷吸引客戶、以團隊資源應付客戶需求，個人工作室勢單力薄，專注的服務品質就成為留住客戶的要件。
　以髮型設計為例，相對於大型連鎖店行色匆匆，一切標準化的流程，個人工作室的顧客只要事先約定時間，就是該時段唯一的顧客，既有親切的招呼，還有咖啡點心的招待，服務品質和受重視的程度都相對提高。

跳出裝甲車

　唱片設計的李明道就指出，他雖然很少主動開發顧客，但只要接下案子，就必須全心全意面對客戶，「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會上排行榜第一名，即使有些片子你一看知道紅不起來。」坐在自己設計、黑白色調的工作室內，李明道一語道破。
　細膩的服務自然要以較高的價格取得。對客戶而言，個人工作室的收費比一般企業略高；對工作者來說，單打獨鬥的風險大，報酬也必須相對提高。以廣告企畫為例，一位熟悉巿場人士指出，在廣告公司任職月入五萬已經是不錯的，但自己接案子，一個就可能有六十萬，相當於原來在企業內一年的薪水，何況一年平均可以接上三個案例以上。
　而大多數工作室月收入大約都有十五萬元以上，扣除助理薪水、房租等開銷，平均仍有十萬元的淨收入。
　但一般人往往只看到個人工作者多彩多姿的外殼，事實上，組合成個人工作室的，除了豊富的自由色彩、寬裕的收入之外，還有許多不為外人道的壓力與風險。
　就像跳出裝甲車，打衝鋒陷陣的肉摶戰一樣，個人工作者必須自負盈虧，所有的壓力都結結實實落在自己頭上，而且享受不到企業組織勞保等福利。
　賣舊貨的陳文育十坪大的工作室押金十萬，月租一萬七，所收購的舊貨到目前為止已經投入了大約一百萬，身材已嫌瘦削的他現在為了張羅店裡的工作，一天只能睡五小時；唱片設計者李明道的工作室為了提高競爭力，單是投資在電腦上就有一百八十萬，做為電腦設計繪圖，「這是保證自己可以做很久的方法，」他說。
　雖然甩掉了組織制度的包袱，個人工作者背上未嘗沒有另外的負擔。就像一個小型的企業，個人工作室在行政、財務等瑣事上仍然必須兼顧。

不要忘記收錢

　問題是大部分的個人工作者都是長於專業，卻不諳管理的人士。「我已經完全放棄做為一個主管，」曾經與朋友合作成立工作室，因為不擅處理人事等管理而陷入困境的王仁里斬釘截鐵的說。

等待伯樂的出現

　而成立工作室二年多，李明道談到財務，竟然只是聳聳肩：「不要忘記收錢就好了，錢收回來要記得放在銀行裡。」陶藝工作室設在台南的徐翠嶺則不喜社交應酬，但工作室要生存，卻不得不多少和相關的人士連繫，她同時還必須包辦除草、倒垃圾的工作。
　工作室成立初期的艱辛尤其不是一般受組織保護的上班族所能領略。
　一位個人工作者透露，剛開始想找個人擔任助理，都沒有人願意，這位剛剛成立工作室，仍在篳路藍縷階段的人士指出，一般人寧可到有福利有保障的企業上班，對於個人工作室的反應是「沒有招牌，不曉得那天會倒掉，」；而客戶的掌握尤其是工作室的命脈，但在毫無知名度的情況下，剛開始不免四處碰壁，拍攝ＭＴＶ、廣告ＣＦ的王仁里，一開始就曾經碰過無數的釘子。「沒有遇到伯樂的那種感覺很爛，」王仁里不堪回首地說。
　路途儘管坎坷多舛，畢竟擋不住個人工作者自我實現的渴望。個人工作室自由、有創意的生活，對年輕人仍是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愈來愈多的人正在、或打算投身這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