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追求利潤到擔當責任 — 企業家的社會新責任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企業界有一個重大的轉變－股票上市。股東不再是真正的創業者，也不完全是經營者，而且股權分散，就出現專業的經理人。這些人不是主人，賺錢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企業。同時企業和社會之間有了更密切的聯繫，商業道德有了新的要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用汽車公司的口號－「對通用公司好的，對全美國都好。」這話現在看來非常有問題，但在當時，說話的人是很誠懇的。

商業道德的新要求

　這種覺醒，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變成美國工商業界的主流。「社會責任」這四個字便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的。在當時的氣氛下，新的商業道德要求對顧客，不但不能欺騙，認為「上當是你笨嘛，活該！」還要將自己的一些問題讓顧客知道。這是一種新的誠實，不是為自己，是為社會、為大眾；對勞工，也不再把勞工當作活的機器，而是尊重他是一個有權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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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那個時候的技術還單純，用的資源也還少。因此，他們認為的「社會責任」，也還只限於「人對人之間的關係」－公司對顧客、公司對股東、公司對勞工等關係。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再一次的工業振興，這時，一方面看見別處的貧窮，發現自己的富足，感覺自己負有責任，開始支援其他國家的一些計畫。另一方面也開始反省，自己國內財富的分配和財富的運用，是否公平合理。

為人類、社會負責

　同時，大量化學藥品的使用，以及資源大量的消耗，意味著資源也有用盡的時候。所以到了六○年代，由學術界帶動社會問：「你們這工業是害我們還是幫我們的？」於是企業家開始反省：「我們過去做的是不是真的對人類、對社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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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界由一個人擁有一個公司的情形已越來越少，大多數是由經理人以專業來控制一個公司，這些人在公司是「」也是「外」，所以他們關心的事物和「賺錢給自己用」的公司所有人的情形不完全一樣。他們開始呼籲積極、正面的參與社會，改善社會。這些新的社會責任牽涉的就不單是人的問題，也牽涉到社會的問題，甚至對國家政權及社會不公平的事情，也要負擔一分責任。

　這種做法也曾造成反效果，有些太理想化的企業家甚至虧本作買賣，所以六○年代後期和七○年代早期，由理想家管理而垮台的企業也不算少。

　於是那些企業家反省：「企業家的責任究竟在那？我們究竟是不是慈善家？我們是不是政府？」所以這次的省思是雙軌的，一方面看見自己實力、看見自己造成的效果，覺得負有責任；另一方面開始發現，自己不是全能的，力量也有限度。所以新的「社會責任」到了七○年代晚期又有一種新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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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便是美國的幾重進展方向，大致講來，美國今天是在第二環和第三環，但第一環上面那些人的信念，並不是完全沒有。譬如傅利曼（MilltonFriedman）就說，「謀利才是我最主要的天職，」不過他也說，「我的天職要在這規矩中做，不能越軌。」現在在美國甚至也有人專找病公司搞合併、吃公司，這是連傅利曼也指責的，說他們在當海盜。

技術是禍也是福

　總之，社會責任的幾個基本方向，對雇員，不是站在對立的面，而是協調合作的面，不僅是使用他的勞力和時間，也要訓練他，使他們能夠充分成長，照顧他們全部的生活，這樣得到的好處是雙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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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早期的工業發展是濫用勞力，虐待勞工，最後造成工人不高興，發生勞工運動，成立工會一點點爭取。這種痛苦的經驗既然其他國家經歷過了，我們就用不著重新走一次了。日本則走不同的路，一個公司就是大家庭，但這有他的文化淵源，我們固然沒有這種封建的從屬關係，但日本這樣式也演化到相當良好的情形，台灣可以跟日本學學，但不要學那麼狹義的武士道精神來訓練員工，天天唸訓條、唱公司歌並不會真正提升員工與廠合一體的感覺，最有效的還是照顧員工的生活，其次是讓員工低價買進股權，他自然會替你好好做事。

　對主顧，企業家的責任不僅是誠誠實實供給他貨品和服務，更要主動將自己產品的優缺點，盡力和對方溝通。對社會，一方面要顧全環境，了解環境是大家的，不是一些人為了謀利而使用的；同時，對資源本身應採取欣賞和珍惜的態度。

協調而不對立

　對於社區，企業家的責任是要拿自己的工廠、公司變成社區有機體的一部分，譬如糖廠，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社區，邊所有人的關係都圍繞著這個生產事業在打轉，而生產事業也照顧到許多私人財力無法維持的社區公眾設施和裝備。

　對國家，企業家也要幫助國家發展國力，包括富力（wealth）和其他資源的高度開展，要曉得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也是盡到國民的責任。尤其一個大的企業體和個別的國民不一樣，他的盡力不盡力差別很大。企業界也應該幫助社會維持法律的尊嚴，尊重法律的權力，因為只有這樣子才有一個安定的社會，而安定社會也是企業發展必須要有的要件。

　我的基本構想是不要對立，要協調。大家都是拴在一根繩子上的蚱蜢，除非大家一起跳，否則誰也跳不成。權利和義務是互相依附的，現在在一些小地方上放棄一點點利潤，長期放遠說，社會因而繁榮，國家也富足了，可以得到更好發展的環境。所以在三 寸大的餅上吃點小虧，發展成十二寸的蛋糕時，就可以分享到更多。

　另外企業家要有個自覺，他對自己也有個責任，這責任不僅是完成創業的願望、滿足工作的動機，也要享受一些優美的環境、高雅的情操這類自我的人文陶冶，這不但是對自己的回報，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和所有其他的協調的對象水乳交融，他心能懂得別人要什麼，如何才有總和的好處。

　企業體越大，背負的責任越大，所受的益處也越大。總之，企業界對全世界以及對資源，要玩的不是零合的遊戲，是無窮增長的遊戲。

　回過頭來看台灣，最近這幾十年的成長突飛猛進，勤奮、努力、實際，固然是我們第一代企業家能夠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時，他們也覺得賺錢不是壞事情。這些擺在一起，和美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情況是完全一樣。

剛萌芽的要求

　而到今天，我們股票基本上並未上市，大多數企業還是在一個所有人手中。所以，我們企業的結構是在第一環，可是技術在第三環，完全趕得上時代；市場是國際市場，也是第三環的市場。在這情況下，我們如何逼一個第一環的企業家結構來面臨第二個、第三個階段的社會責任感？

　更要緊的，六○年代美國民眾對企業界的要求，在台灣最近才萌芽，尤其在工業污染上，企業界已和民眾成了鬥爭的局面，這事情，有一部分是情緒化，有一部分是事實。

　這次杜邦事件，平心而論，不能和印度波帕爾事件（美國永備公司毒氣外洩肇禍）相提並論，但是這已經到了一個情緒化的地步。我個人感覺，這類情形應該要有一個客觀而且是純粹技術性的獨立裁決團體，來做審查和裁決的工作，不是由政府委任，也不由企業主委託，而由各大學工學院院長、商學系系主任加上社會學系系主任組成委員會，由這委員會聽取關於那些廠設立的經過和構想，並指定或任命一些專家和選定地區的地方領袖，一起組織一個專案委員會，由這個專案委員會就一個專案做審查和討論，然後提出報告，經費可以由工商聯合會負擔，或向廠商收手續費，這也為幫他忙嘛。

提高良心自覺

　另外企業家在已經造成污染的部分，最好就是提高自己良心的自覺，像我住的城市匹茲堡，也是污染非常嚴重的工業城，他們企業界自己取得了共同的協議，例如鐵工廠，污染指數達到一個水平，工廠就自動關閉。同時有個消費者協會可以向法院告狀，法院可以依據協議審判，協議內容很詳細，包括落塵量、水的化學品含量、有毒性氣體的含量、甚至噪音的分貝數等等。

　像現在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和廠商造成對立的現象，這原因一方面是消基會並沒有確立專業的信譽，他是熱心有餘，但在專家動員上，並沒有一開始就有個制度化的辦法，總是到問題出現了，去找個人，但這個人大家又不一定心服，應該防患於未然，甚至消基會可做一個積極性的工作，事先審查，目前他只做到最後一個階段的否決，沒有做到進一層的獎勵。

　所以假如以美國的三個階段來看的話，我們在幾個階段之間的條件和結構並不很相符，但是很多事情馬上要改變。

　第一，不到十年，會有很多沒有所有權的管理人員進入企業界。第二，股票非上市不可，不能永遠不上市。第三，多國化的趨向越來越強，這本來就是我們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不管製造也罷、銷售也罷，都是我們企業成長過程中間，不可避免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第三階段的要求和壓力，經過教育、競爭及引進的管理方式等等都會直接壓過來。

社會責任的範圍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並不僅僅是工業結構升級的問題，還要尋找一下，我們的社會責任範圍在那？可以發展的潛能在那？

　甚至在一個國家自由化、開放化、民主化、多元化的過程，國家的權力要有平衡、制衡的時候，而只有有組織的企業才是社會最強大的力量，那麼對國家權力正面的對話，是不是也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對話，可用的方式很多，不一定靠立法程序或作官，可以靠輿論，但不是衝突，更不能以「金錢」賄賂，這些規矩與法規要我們自己制訂，躲也躲不掉的。

　在觀念的推動上，每個人都有相當大的責任，輿論界更要在喚醒民眾的力量上，負很大的責任，即使自己沒有了解，也應該發動有這方面專門學識的人，然後能夠制度化，成立一些像消基會、環保協會的組織，經常宣揚他們的意念。因為這些觀念最大的阻擋力量就是愚昧，這跟知識程度無關的，今天的分科分得太細，自己對於本行以外的東西，常常很愚昧的。大多數的人為了眼前的小利，根本就不顧別人的。

　我個人覺得，未來我們自己的路在那，決定權就在今天，我們正面臨一個轉捩點。有幾個大財團對社會造成的災害，遠大於他們對社會的幫助，這值得我們多想想。企業界的潛能是強大的，所以應該有個方向，把它移到有用的地方去。今天，只要大家不斷提醒激勵他，他就可以改進。（陳鳳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