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延攬海外人才新策略 — 團隊接力．海外借將

　濕熱溽悶的七月初，颱風警報連連。但從太平洋另個方向急急飛來的，卻有另一群訪客，各自懷著箱箱培養好的菌類、微生物，和化學藥劑，回台灣創造一門新科學。
　他們落腳的是台北盆地東端的盡頭─南港山腳下中央研究院剛成立的一個新研究所─分子生物學綜合研究室。準備為當前最熱門的高科技之一─遺傳工程學，在台灣紮下基礎。
　一下子，台北就增加了十幾位海外回國的生物專家，在颱風前夕的雨夜，舉行雞尾酒會為新落成分生室的大樓慶生。明年，這批專家有部分會飛回美國，再讓另一批歸來的專家「換班」。
　這種團隊接力的換班班次，已經排到一九九○年，將有四批專家在不同人的領導下，回台灣來經營新創辦的分生室。這不僅在中研院是個創舉，更是台灣傳統延攬海外人才作法上的大突破，讓以往受限於事業家庭、最難網羅的中年海外人才，能為台灣所用。
　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沈君山曾分析，台灣在海外的人才，可分成不同層次與年齡。針對不同層次與年齡，又應有不同的求才策略（見天下第二五期）。分生室這次「團隊接力」的人才延攬設計，就能用到沈君山所謂四十幾歲左右，平常最難延攬的「最有用的科技人才」。
　
團隊接力靠人才網
　
　「團隊」的好處，曾任國科會生物處處長的田蔚城解釋，當一門科學成熟到一個程度，「單打獨門就不能應付國際競爭，」必須回來一群人，才有可能發生實效。尤其現在科技已經到整合的階段，各種領城的人才都須具備，就更需要一個團隊。
　而所以要採「接力」方式，田蔚城說明，是「急就章」的作法。原來希望有個永久的團隊留在中研院，但是在海外的專家都沒有辦法長期待在國內，只好採接力的方式。
　分生室的籌備工作，早在三年半前（民國七十一年）就開始，最困難的工作還在找人。但在這個時候，台灣撒佈在海外的人才「網」，就發揮了很大的功能。透過層層師生、同學、朋友的關係，分生室一個拉一個地把一群專家從美國搬回來。
　攬才的第一步，是先將未來要帶領分生室的「龍頭」確定。要找國際生物學界最優秀的人才，就非哈佛大學生化及分子生物系系主任的王倬莫屬。在國際生物學界，王倬與發現生長荷爾蒙奧秘的李卓皓齊名。同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王倬的專長是核酸（ＤＮＡ），李卓皓的專長是蛋白質。王倬對分子生物學的貢獻之一，是發現能幫助染色體複製的酶群。許多目前遺傳工程上的新發展，都是建築在王倬的研究基礎上，於是王倬的著作，自然成為遺傳工程研究必讀的教科書。
　為了延攬這樣「大師」級的人才回國，跟王倬三十三年前在加州理工學院同學、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系教授、並參與籌備工作的黃周汝吉，出力最大。幾次跟王倬當面討論籌備分生室的結果是「假如我們不推動的話，看樣子是做不起來，」黃周汝吉說，但「要推動，自己一定要出來。」
　所以對染色體與遺傳因子都曾有突破性研究的黃周汝吉，再加上康乃爾大學生化系教授吳瑞，和任教紐約大學石溪校區的吳成文，四位中研院生物組的院士將時間表排開，決定由王倬任第一屆室主任，黃周汝吉接任第二年，吳瑞與吳成文分任第二及第四年室主任。
　「龍頭」確定後，就需要一批能力及專業經驗都夠的研究員。師生、同學、朋友的網又再次發揮功效。
　
被「捉」回的專家
　
　「我是被王倬捉回來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化系副教授劉昉說。早在一九七一年，王倬回台大化學系客座半年核酸化學時，劉昉就是他的學生。後來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唸研究所，指導教授又是王倬。
　大部分研究員，回國相當重要的原因還是王倬。「他不回來我也不會這麼快回來，」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回來的黃昭蓮說。另外，剛從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回來的鍾邦柱會這麼快說：「我想看看什麼是大學師級的人物，可不可以學他一、二分。」
　在瑞士巴塞爾（Bazel）大學拿到博士學位的白斐妲（Monika Pflugfelder）也是慕王倬之名而來。雖然擔心自己在「台灣」做的研究，拿到國際上可能不夠響亮。但她相信新所在王倬指導下，短期內該可打響名聲，她的報告也能較有身價。
　也有人是因為朋友的緣故回來。賓州大學分子及細胞系副教授涂振北，是預定第三屆室主任吳瑞在康乃爾大學的學生。他選擇第一年回來的原因，還是他的多年好友─劉昉、謝道時都在此時回來。「我跟這些人都熟，一起工作可能比較容易，」涂振北帶著長春藤學校貴族式的微笑說。
　分生室的攬才成功，最主要的兩個原因是，時機已到，水到渠成；另外「每年換班」的彈性作法也方便許多學人。
　分子生物學一九七三年開始盛行，涂振北分析，現在在台灣成立分生室時機正好。因為「剛好出去受教育的人，目前都成熟了，」他說，而且工作也滿五、六年，可以利用學校留職進修的空檔回國做點事。
　美國大學教授，每工作五至六年，就可有一年留職留薪（八○％左右）的進修時間，地點不限，海外學人常利用這段時間回國服務。
　
技術生根急不得
　
　分生室「每年換班」的彈性作法，就是依此設計，把每個人的年進修時間錯開，分排在四年之間。即使是如此，黃周汝吉表示，在目前競爭極端激烈的生物研究上，離開工作一年還是對個人相當大的犧牲。
　在美國有自己實驗室的劉昉也有同樣的憂慮，認為實驗室停幾個月還沒問題，但要停一年「就很麻煩，」他常笑得眉眼排成另一種曲線。尤其學生沒人指導，不僅要託很多同事照顧學生研究過程中的問題，還會拖慢原來實驗室研究的進度。
　「每年換班」的彈性創新，對台灣也是個考驗，一方面分生室的研究工作在換人後可能無法接續；更重要的是技術在短短一年內很難生根。
　幾屆未來的室主任已經預料到接班後研究持續的問題，所以早在籌備期間，就訂出三、四個分生室的研究題目，當成每個研究員除自己研究外，必選的研究主題。黃周汝吉指出，未來接力的方式是「不改變研究題目，只是換人」，所以不會「張三來張三的一套，李四來李四的一套。」
　王倬進一步分析，分子生物學的關聯很密切，「很容易找到相同的基礎。」而且幾屆室主任都是多年好友，只要「保持相當密切的連繫，」來年還要常回美國開會的王倬認為：「持續性的問題就比較小。」
　生物技術是否能在台灣生根，則是比較嚴重的問題。被學生形容為「做實驗嚴謹，不渲染結論」的王倬就坦白承認，目前技術移轉的情況可能不理想，因為分生室固定研究員的比例不高。明年就回美國的訪問研究員，目前有六名，而將繼續留在分生室做研究的固定研究員，只有五名，他擔心資格較深訪問研究員的「很多專長不能傳授。」
　而且，科學研究、技術生根，王倬認為是「急不得」的事。「要開快車，只能我們回來，」走路、說話從來不急不緩的王倬說，真正要技術生根，「還需要很多其他方面的配合。」
　最主要的「配合」，還是教育，台灣學生生物的水準還不夠好。「整體來講，台灣的學生是比別的地方優秀，但是興趣卻有一窩蜂的傾向，」從初中到大學教育都在台灣完成的王倬指出，所以最好的學生，不一定是學生物的。分生室的職責之一，就是提高學生的興趣，吸引更多「好學生」來研究生物。
　
無以為繼的問題
　
　保守的觀察者還是擔心，目前靠師生、同學、朋友的私人關係網，到一九九○年之後就無以為繼。黃周汝吉認為，到一九九○年後，留在中研院的固定研究員應該已有接手能力。王倬也相信，只要在這幾年內將分生室的名譽建立起來，目前海外許多還在觀望的人才，就會回來繼續研究工作。
　從舊金山捆著一千公斤儀器、藥劑、細菌毅然歸國的固定研究員鍾邦柱，對技術生根的事就很樂觀。她認為目前回來的固定研究員已經不是生手，所以要從資深訪問研究員─如王倬學到的，不再是技術，而是「做學問的態度，和處理問題的方法，」看來體重不超過四十公斤的鍾邦柱自信地表示，建立台灣自己的技術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分生室新穎的設備，也是台灣發展的潛力，加大戴維斯校區遺傳系副教授沈哲鯤認為，目前分生室的實驗設備，「比我的實驗室還好，」他提高聲音點頭說。固定研究員黃昭蓮想起當年在台灣唸碩士時的實驗設備，「跟現在根本不能比，」所以他信心十足。
　涂振北比喻分生室這次團隊接力的作法是「集中財力」，所以在採買設備、藥劑等事情上，自由度比較高。「一個人單獨回來像做小生意，這邊是大企業，」所以做事比較能大手筆。
　七月二十八日才正式「開張」的分生室，不僅帶著中研院朝遺傳工程發展的希望，也是台灣人才延攬策略的一次新嘗試。黃周汝吉不離生物本行地比喻，團隊接力的人才延攬「是個實驗，要適時、適地、適人、才能成功」。
　
退而求其次的方式
　
　王倬也承認，這種接力方式「並不完美，是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所以隨時都在找個能固定留在台灣任室主任的「接班人」，只要找到人，「我下個月就可以不做。」
　這種策略在當初提議時，中研院院長吳大猷也不表樂觀，認為回來的人不一定能湊足數。但新任國科會國際合作處處長的田蔚城卻認為，「不做怎麼知道不可能？」所以就鍥而不拾地想出目前的策略。國科會在未來一年內，將支持一千萬台幣，供分生室做實驗。
　
無遠弗屆的那張網
　
　今年是王倬生命中的第五十年，也是台灣分子生物科學的第一年。從初一到台大化工系都在台灣唸的王倬，幾年前曾回過大陸，但對故鄉蘇州已經記憶模糊。倒是對紮穩他基礎教育的台灣，有份特殊感情。「在這受教育，能夠回來有點頁獻也很好，」在他每天從早上六點待到晚上九點的分生室空曠辦公室，王倬淡然地輕說。
　散佈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這樣在台灣受過教育的人，或為老師、或為學生、或為同學、或為朋友，經過三十年的密密細織，已成一幅無遠弗屆的巨網。就看台灣能不能再想到其它策略，來暫借其中的一小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