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企業收歸國營之後

三年前，密特朗當選法國總統，組織新政府，主張將十個主要工業集團和三十九家民營銀行收歸國營，從此法國各階層的經理人員就捲入經濟、社會、政治的漩渦。
首先，新接管企業的管理人和四個工業部門首長，因為權限劃分問題而發生爭執。
一年前，國營石化集團Societe Nationale Elf Aquitaine主持人夏隆敦（Albin Chalandon），由於反對政府工業重整計劃而被開除，這可能是政府插手干涉的高峰。一直到現在，他仍然認為國營和民營的目的基本上仍有衝突。
這個例子顯示出在必需兼顧股東利益和市場的情形下，國營事業能否有效經營的問題。這個問題，商業界和學術界將來還會爭執多年。
世界各國都有這種問題，法國不過是最新的一個例子而已。
目前全球（不包括美國）最大的一百個公司中，有二十二個以上是國營的。從歐洲工業國家到最小的發展中國家都遭遇同樣的問題；企業和政府間角色的糾紛、政治干預、國家整體經濟目標和企業策略不協調、束縛過多、管理落伍、員工士氣低落等等。
現在，法國政府對企業和主持人的態度已逐漸軟化。去年三月政府撤換掉得罪了許多國營事業負責人的工業部長奚維尼蒙（Jean-Paul Cheve-Nement），改任強調國營事業應有自主權的費比亞斯﹝Laurent Fabius）。
法國僱主聯盟（ＣＮＰＦ）最初強烈反對國有政策，現在則私下承認，他們所擔心的事，特別是可能提高工會在公司的影響力，都沒出現。他們甚至有保留地默認國營事業經營得還不錯。

不賺錢．就走路

「我不確定收歸國營後，在考選評核經理人員表現時，就不能更有競爭性，」兩年前收歸國營的湯生電子公司（Thomson SA）總裁戈梅（Alain Gomez）說：「工業部長說過：『一九八五年以前公司如果不賺錢，你們就走路。』當時在法國，這句話有如暮鼓晨鐘。」
國營公司的經理人不見得都輕鬆愉快，有些被迫更改經營策略。高級經理人不只夏隆敦一人丟了職務。一般推測，如果工業部不滿意國營事業的財政報告，可能還會撤換更多主管。
大體上，政府似乎謹守經營自主的承諾，經理人並沒有像他們所擔心的那樣變成公務員。收歸國營不但加強了公司的競爭力，甚至常受批評的Rhdne-Poulenc公司最近在國際間也有很好的表現。
法國政府認為國營公司是經濟成長的「火車頭」，可以帶動國內了無生氣的經濟。事實並不如此，像一九八一年社會主義式的經濟只帶來了通貨膨脹，而不是經濟成長。新的國營事業不是帶動復甦的火車頭，而只是在浪費資源。
一九八三年法國的國營事業虧損了二十億美元。同時政府還發行了為期十五年的公債來籌募資金，將這些公司和銀行收歸國營，總共損失將近六十億美元。
另外，一年來過度的緊縮政策和大量裁員，已經引起了共產黨退出聯合內閣的潛在威脅，原本溫和的工會，怨言也越來越多了。
今年年初，相繼發生了汽車工廠工人、卡車司機和公務員等罷工事件。
收歸國營也破壞了公司的正常運作。例如，一位離職的經理說，製造化學品的Rhone-Poulenc公司員工，有好一陣子人心浮動，人人都在打聽收歸國營後康杜瓦（Jean Gandois）總裁是否留任。最後康杜瓦辭職了，人人又在猜測康杜瓦的接班人─以前工業部的高級官員Floch-Prigent─可能的作風。

收回國營的影響

事實上，不管有沒有收歸國營，法國政府一向就密切地影響和監督企業。現在政府與企業的關係至少名正言順了。
「兩者的關係向來有些尷尬、奇怪，」湯生公司董事長戈梅說；「現在政府正式接管這些公司，主持人反而比較容易擺脫政府的干預。」
國營企業主持人宣稱他們享有許多真正的自主權。例如生產電腦的布爾公司（CII Honeywell-Bull）董事長洛衡玆（Francis Lorentz）說，自從國家變成最大的股東以後，布爾公司才第一次真正「根據公司規劃的策略經營」。
國營公司和政府簽訂三年計劃協定，並且釐訂一九八五年以前的全部策略。
「一旦簽訂協定，公司就有絕對的自主權，」一位官員說：「政府和國營、民營公司的關係都一樣。」
雖然如此，戈梅指出，政府「當然」會實際或意圖干涉公司的經營，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涉及到一些小事情，「如果干預過多我會辭職。」
國營事業也帶來了很大影響。第一，工會比較容易接觸到公司的事務和決策；第二，公司較難裁減虧損的部門，因為解僱工人不是易事；第三，國營事業董事會有更多「政治性」的任命，只憑工作表現，不見得能擠身董事會，一切都憑政治手腕。
製造平板玻璃、機械的聖戈邦公司（Saint-Gobain） 董事長阿巴扎克（Philippe d’Abzac）卻不這麼悲觀，他說，工人參與董事會並不就是控制了公司。他也不擔心政府代表會支配董事會。「我們彼此認識，」他微笑著說：「我們都是校友。」事實上，政府卻常透過這種交情改變公司的重大決策。
例如聖戈邦公司原來買了義大利Olivetti公司三○％的股份。法國
政府在整頓電子業時，把這些股份強行交給國營的ＣＧＥ電子公司的子公司ＣＩＴ-Alcatel，就在這個時候，Olivetti不願被國營公司控股而嚷著要收回，結果現在法國擁有的股份只剩下一○％。
阿巴扎克說：「政府是股東，有權組織它認為合宜的公司，我們只有遵從。」
製造電腦的布爾公司也有類似的遭遇。政府強行將 Sems 和 Transec公司與布爾合併。當時布爾正在重整公司，設法減少虧損。
「我們有困難，但我們決定接受，」董事長洛衡玆誽。這是因為布爾公司依賴政府的研究發展補助和購買公司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謹慎處理政府的要求，」洛衡玆說：「以前也是一樣。」
然而，並不是所有公司都俯首遷就，有些公司負責人為此掛冠求去。例如 Rhone-Poulenc 公司董事長康杜瓦，不願遷就政府而辭職，政府派工業部官員接管，結果，不但影響員工士氣，有些高層人員也辭職他去。
但這只是一些個別的例子o一九八二年收歸國營的白奇耐（Pechiney）化學金屬公司總裁 Basse 就較有自主權。因為他的要求，密特朗總統把愛管事的工業部長奚維尼蒙撤職。
湯生公司總裁戈梅，率直地支持國有化政策，同時也是大力呼籲專業、獨立管理的國營事業主持人。
「戈梅的管理方法像個資本家，」一位公務員以欽佩的口吻說。
戈梅鄙視國營機構經理人員在社會上享有特殊的地位。
「我們選舉政府官員來照顧大眾的福祉，」他說：「經理人員主要任務就是爭取利潤。」
法國輿論正在討論，國營事業對私人機構的影響。私人機構的抱怨聲很大，但巴黎顧問專家Thierry Pascault評論說：「雖然稅率確實很高，但我認為並不影響私人機構的競爭力。」
無論如何，透過法國私人企業協會（ＡＥＥＰ）的遊說，私人機構仍能有效影響政府的決策。傳聞ＡＥＥＰ的會員對外是保密的，它的會員包括久任國家銀行總裁的 Maurice Laure和三十九家連鎖公司的主席等名人。這三十九家私人公司，擁有五百四十億美元流動資金和一百萬名員工。
國營企業的經理人也沒有湧向私人機構。「雖然，國營事業缺乏激勵，卻無人離去，」一家私人公司的經理說：「他們可能暫時觀望，因為工作較有保障。」

大量裁員，縮減費用

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保障。許多國營事業中上層主管被迫提前退休。湯生公司董事長戈梅，計劃縮減總公司六○％成本，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四年之間，他把巴黎的二千名公司人員、三十個辦公處，裁減剩下三百人集中在一棟大樓上班。布爾公司、白奇耐公司也都裁減了總部人員。
戈梅宣稱這是「大整頓」，肅清湯生公司的人事膨脹與官僚作風。其實更大的整頓是，湯生公司撤換所有高層管理人員，六分之五的副總經理都換了新臉孔。
這批新人都來自私人企業，戈梅說：「我們用人依據工作表現，並不考慮他的政治背景。」實際上，湯生公司的一位高級主管，就是被密特朗擊敗的前法國總統季斯卡的堂兄弟。
從私人機構招募人才，待遇是個棘手問題，尤其是高階層經理人員。
高稅率和規定年薪三萬美元以上的，每年調薪不得超過二千四百美元，比收歸國營更打擊主管人員的士氣。
「我不認為只有錢才能激勵高階層經理，」選才專家 Lasante說：「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待遇低不可能激勵士氣。」
巴黎一位行政研究顧問指出，國營事業高薪者加薪的幅度不多，通常只是多給幾個頭銜。他們的薪水比照國際行情。
戈梅說，全湯生公司只有他的待遇不調整，至於新進人員，他說：「我是依照國際市場行情和個人表現給薪。」
有些公司因為由國家接管，比凍結薪津更影響士氣，製造化學品的
Rhone-Poulenc公司就是明顯的例子。
布爾公司董事長洛衡玆則認為，由國家經營可以鼓舞士氣，改善和外界的關係。布爾因為多年來和資訊界的關係不佳，常遭左翼工會抨擊而苦惱不已。「現在這些人不能再指控我們不顧國家利益、串通外國人了。」
新成立的國營事業的高級主管，頻頻強調「國際化」，但是最近卻引起了一些問題。例如，財經部長Dolers強調國營公司應該和美、日公司合作，但他也知道法國公司必須先提高效率。
其實，公司收歸國營後，在國際競爭上所受的影響並不全是不好的。許多人認為，法國國有化政策的弊病，或許比其他國家的少。

未發揮火車頭功能

顧問專家 Pascault 辯稱，公司收回國營後，長期策略並沒有多大改變。
ＣＮＰＦ則指出，目前真正的問題在國營事業並沒有發揮「火車頭」的功能。
工業部長費此亞斯明白表示，他的職責就是創造一個所有公司─民營或國營—都能各盡所能的環境。這意味著，評定國營事業負責人的成敗，最後端賴資本主義的一貫標準─盈虧。（取材自International Mana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