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年,金融危機撼動全球之際,董事會紛紛向財務長尋求協助。好的財務長可以拯救企業,壞的財務長可能毀了公司。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帶來不同的挑戰,讓人資長成為焦點。
人資長的職責至關重要,他們必須確保員工健康、維持士氣、監管遠距工作實驗,並考慮要不要、如何、何時解雇員工。
人資長曾被嘲諷是「付錢與開趴」(pay and parties)主管,到1990年代初期,則轉向法遵(compliance)的工作,避免公司上法庭(或上新聞)。到了2000年年代,世界通訊(WorldCom)、泰科國際(Tyco)等公司爆發高層薪酬醜聞,使人資長更深入參與薪酬制定。
又過了10年,像惠普(HP)這樣的大公司接連出現交棒失敗的情況,讓人資長在決定執行長人事上,有了更大的發言權。近期人資長則忙著處理職場性騷擾的問題。
如何招募並留下具備技術的員工是個讓執行長頭大的問題。2012年的數據顯示,有高達5分之4的執行長擔心技術勞工短缺。因此,人資長的座位又離老闆更近了,現在有許多人資長就坐在執行長隔壁,股東也越來越常向外延攬人資長。美國人資長的薪水依然不及財務長,但從2010年至今,人資長薪水的成長速度比財務長快20%。
權位變高,外界的期待也提升了。人資長過去多半是歷史系和勞資關係領域出身,但現在許多人資長都具有商學學歷。雖然大部分的公司還是從人資領域中選才,但越來越多公司找圈外人士或非典型人士出任人資長。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前,IBM人資長葛森(Diane Gherson)就已經利用大數據對公司的績效管理制度進行大改造。演算法會挑戰主管對薪資與升遷的直覺判斷,並在發現員工有可能離職的時候,給予人資團隊警告(往往連員工本人都還沒發現自己想離開)。
新冠疫情讓上述這種「人力分析」(people analytics)變得更為重要。亞馬遜人資長加萊蒂(Beth Galetti)是工程師出身、過去沒有人資經驗,現在管理1,000名開發人員,全心發展人資科技。亞馬遜大手筆投資,要以數位方式聘雇新人,現在獲得了回報。加萊蒂表示,「我們光是星期一[3月16日]就有1,700名新進員工就職。」
疫情考驗人資
新冠病毒可能會讓更多人資長開始採行這類系統。不過現階段,大部分的人資長面臨更迫切的問題。
電玩公司藝電(EA)人資長辛禾(Mala Singh)在疫情反應小組中擔任高層代表,一天花60%到70%的時間花在這個小組上。她的團隊這段期間忙著幫在家工作的員工找桌子、電腦,甚至抗噪耳機。
更大的難題是要在工作與育兒上找到平衡。辛禾告訴需要照顧家人的員工,需要多少時間適應都可以,不需要耗盡有薪假。她用數位方式監控員工的情緒,特別是焦慮感。辛禾解釋,在像藝電這種仰賴創意的公司裡,來自家庭的壓力會影響員工的生產力。
很多不屬於知識經濟領域的公司面臨了較艱難的抉擇。
人資長必須在公司宣稱的目標(這年頭通常都包含善待員工)與獲利之間找到平衡點。
直覺反應是透過大量解雇員工來刪減支出,但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高階主管尚寧格(Bill Schaninger)指出,相較於雜亂無章地砍薪水,好的人資主管應該要試著重新配置公司的工作流程:什麼事情要由誰來做、哪些事情可以自動化、哪些需要人員共用空間。有些乍看之下是冗員的員工,或許可以重新部屬或賦予其他技能。
聰明的人資長已經開始為疫情結束之後的情事做打算。
雖然因為不確定性太高,還沒有真的開始招募人才,但葛森已經開始引誘對手的人才。她說,現在大家都在家工作,電話內容不會被竊聽,對人資長而言,「這是絕佳的機會。」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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