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幫台灣留住人才，為何非數位轉型不可？

那為什麼國際人才不進來呢？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談政府的數位轉型。

國外人才來台痛點多

前陣子與台大一位校級主管聊天，他告訴我，因反送中事件，十九位港生想轉到台大資工，無奈因生師比的門檻限制，最終只能通過一位轉學成功。

這事也有媒體報導，教育部的回應是：可用高教深耕經費增聘教師。教育部可能以為大學教師像便利商店的時薪店員一樣，招募就有，不需要時就說我們沒有需求，再見。

多年來在學術界，看過、聽過太多朋友考慮回台灣就職時的各種痛苦。行政程序冗長，從丟履歷到最後通知常需半年以上；住宿也是一大痛點，教職員宿舍供給遠低於需求，許多年輕學者為此傷透腦筋。一個好消息是，台大終於為了攬才在去年開始興建二四○戶學者宿舍，雖然這只是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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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一起參加節目錄影的台大教授葉丙成說，他的外籍朋友遇到的困難在於，找不到能跟孩子以母語溝通的保姆，有此能力的外籍保姆在台灣則拿不到工作簽證，與勞動部及外交部溝通未果。

多看一些例子，可以很清楚發現，我們的許多政策，像是人才、經濟、勞動、科技等，甚至是AI政策，大概有兩種狀況：一是某個部會的政策，與其他部會沒有太大關係。遇到問題，有能力的去找官員或立委橫向協調，多數沒關係的只好摸摸鼻子認了。二是許多部會都有類似的政策，把同一個目標拆成由不同的部會分頭進行，遇到問題必須去每個相關部會詢問，若正好問題與該部會的KPI相符，也許可以解決，不然就得再想其他法子。

顧客導向怎麼做？

這就是典型的功能型組織所造成的穀倉效應（silo effect）。任何一個大於千人的公司通常都有嚴重的穀倉效應，更何況是數十萬人的中央政府與各級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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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說的就是這件事，如何讓整個組織以顧客為導向，而不是以功能為導向。若勞動部只管勞動、主計總處只管主計、農委會只管農業，那就是功能導向；反之，若整個政府運作，感覺上像是齊心協力支持與協作，讓某個以民眾為導向的政策落實，就可以說這是個顧客導向、可以跨功能協作的政府組織。

前行政院長張善政在副總統參選政見中提到，計劃在行政院下成立數位創新委員會，且每個部會設置專職的數位創新長，來解決政府在數位時代法規鬆綁不及、政策創新不足等各種問題。

這的確是一種最容易做到，不更動現有架構，但讓整體組織可以方向一致化的方式，但也很可能失敗。原因很簡單，所有數位轉型的文獻都告訴我們，數位轉型一定要由上而下，幾乎沒有不是CEO跳進來推動數位轉型而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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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若非行政院長本身明確了解功能性組織的限制，清楚功能性組織的特長在於效率，弱項在於跨單位的橫向連結，並明確設定相關的KPI，否則，僅在部會層級設立一個新的部會來解決橫向溝通問題，就好比在熱鍋上的一隻勇敢螞蟻，拿著水杯想幫大家降溫一樣，沒發現自己也很難跳出那個結構的宿命。

回到人才政策，日本正積極向全球攬才，提供多項顧客導向的禮遇措施，包括人才可以在日本進行複合活動，例如同時在大學做研究與在企業任職；配偶即使沒有專業技能，也能申請工作簽證；若本人或配偶有小孩或懷孕，將給予雙親簽證等。

你會發現，這樣的措施，完全站在顧客（人才）的角度來設計，而不是站在企業（政府）的角度來設計，固然可能無法百分之百防弊，但人才願意來，科學及產業得以發展，國力得以強大，這不就是我們想要的？

（責任編輯：劉佳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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