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道德焦慮、寫作焦慮與創業焦慮間搖擺。回國六個月來，這三者的緊張關係日漸鮮明。
前兩者是一個知識份子所必然面對的，尤其是道德焦慮，因一系列的被捕、失蹤與新意識形態浪潮戲劇性地上升。你覺得憤怒、恐懼、受辱與無力，當你試圖表達時，其狀態又讓人想起米沃什的洞見：「如果我們多愁善感，同時又無能為力，那麼就會生活在一種絕望的誇張狀態中。」
這道德焦慮也因為我剛展開的事業變得更為顯著。我不再是獨立作家，個人態度與聲音會影響到一個新生的組織，我需要努力迴避可能的風險。
它也作用於我的寫作，我發現失去了過去幾年中相對的自由感，我憂慮尖銳的聲音會帶來未測的後果。我必須重新開始隱喻的、間接的、曖昧的表達，或乾脆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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