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曾提問，民主政治理應根據一人一票，一％如何成功地塑造政策，照顧自己的利益？我們談到理想破滅和剝奪公民權的過程，導致選民的投票率低落，在這樣的體系中，要成功贏得選戰就需要大手筆投資。於是，有錢人做了政治投資，收回很高的報酬，而且往往高於其他投資的獲利。
還有另一種方式能讓有錢階級從政府手中得到想要的東西：說服九九％的人相信，他們和一％有共同的利益。這套策略需要驚人的長袖善舞手法，因為多數時候，一％的利益和九九％那群人的利益大不相同。
一％能夠成功地塑造公共認知，證明了信念具有可塑性，稱之為「洗腦」和「宣傳」。想要塑造公共觀點的企圖，常被視為有失平衡和意圖操縱，事實上，民主政治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跟過去相比，我們遠比從前了解該如何塑造認知和信念，這要感謝社會科學研究上的進步。
現實世界中，認知和偏好是可以塑造的，但主流經濟學卻不這麼想，堅持個人已有清楚的偏好，以及完全理性的期望和認知，曉得自己想要什麼。
然而在這方面，傳統經濟學錯了，否則廣告根本沒有發揮的空間。企業界利用近來心理學和經濟學的進步，讓我們更加了解可以如何塑造偏好和信念，以勸誘人們購買產品。
本章將探討一％如何塑造什麼是公平、有效率，政府和市場的長短處，乃至美國今天分配不均程度的種種信念。
許多美國人相信分配不均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嚴重，也低估它造成的負面不利影響，以及政府對此能做的事，卻高估了採取行動所需負擔的成本。甚至，很多人並不清楚政府正在做什麼。
最近的研究顯示，一般受試者認為最高五分之一的人口擁有的財富不到六○％，事實上那群人擁有約八五％的財富。有趣的是，受試者心目中的「理想財富分配」，是最高五分之一的人口擁有略多於三○％的財富。美國人認為，某些分配不均是不可避免，甚至是理想的，因為這能提供誘因；但其實美國社會的分配不均水準遠高於大家所以為的程度。
不只誤解分配不均的程度，美國人也低估了正在發生的變化。只有四二％的美國人相信，十年來分配不均會升高。另外，社會流動性也明顯遭到誤解；有幾項研究證實，受測者對社會流動性的認知過於樂觀。
不是只有美國人才對分配不均的程度有所誤解。放眼世界各國，分配不均與對公平的認知關聯不大。對此，學者提出的解釋是：當分配不均如同美國那麼高，就比較不容易察覺不公平。或許是因為所得與財富不同的人，工作與生活的領域不會混雜在一起。
這些錯誤的信念，不論起源為何，都對社會的政經政策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掌權者可能想要塑造信念，同時也正著手塑造信念，卻還沒有達到完全控制的地步：觀念是有生命的，而世界的變遷、經濟和科技的變動也會影響觀念，就像觀念對塑造我們的經濟產生重大的影響那樣。今天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一％更懂得如何塑造偏好與信念，讓有錢人更能推進他們的主張，也有更多的工具和資源做這些事情。
本章要說明經濟學和心理學的一些研究，以便了解認知和現實間的關聯。我會說明一％如何使用這些學門的進展來改變認知，達到他們的目的，同時讓我們的分配不均看起來沒那麼高。
現代心理學和經濟學
現代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研究觀察到，若干領域存有系統性的誤解，人的判斷存在一致性的偏差。學者已經著手解釋，是什麼因素決定了那些偏差和誤解。
學者的研究著重在，我們的認知受到「框架」（framing）多大的影響。例如，警察抓來嫌犯排成一列讓人指認，即使當中根本沒有人曾出現在犯罪現場，證人還是能夠深信不疑地指認其中一位為罪犯。今天，許多政治上的衝突，有不少就是是在框架下進行的，嚴重影響判斷。
一個人可以操弄框架，進而操弄認知和行為，這些框架和認知可能自我強化。以下的實驗證實了我們的信念有多「脆弱」和容易受影響：請一些人從帽子裡面抽出數字，然後問一個他們了解不多的問題，例如，去年通過巴拿馬運河的船隻數目。結果發現，答案和他們從帽子隨機抽出的數字有系統性的關聯；抽出較大數字的人，會回答較高的數字。
我們說過，傳統的經濟理論一開始就假設個人有清楚的偏好和信念，因此，這些人會審慎評估今天消費的利益相對於未來消費的利益，而做出儲蓄多少錢的決定。事實並不然。當雇主詢問個人，他們希望將所得中的多少存入退休帳戶，答案深受雇主如何「框架」問題的影響。
舉例來說，如果一開始就向員工表示，將從他的所得提存一○％到退休帳戶，除非他選擇存更多錢（一五％）或較少錢（五％），這時絕大多數員工會選一○％。但如果雇主說，將提存一五％，除非員工選擇較低的數字（五％或一○％），那麼選擇一五％的人會遠多於前面的例子。如果再用不同的方式問問題，多了二○％或二五％的選項，這些選項仍然會影響員工的決定。
這種行為反應並不讓人驚訝。一個人根本不清楚四十年後的生活會如何……更多精采內容，立即前往《不公平的代價 － 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