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嗎?
過去幾個月,立委陸續舉發國營企業的經營弊端。身處風暴圈,負責應付國會、媒體、地方各界的台電公眾服務處處長劉宏基,忙到開始吃降血壓藥,也已經兩個多月。「不敢停下來,會怕,」他說。
當水荒已讓自來水供應吃緊,五月八日台電又爆發限電危機,十二小時內,上任才六十九日的台電董事長林文淵,被要求下台負責。
事後,「敢來就要敢負責,」行政院長游錫堃接受媒體採訪時語帶嚴厲,說要建立「公司出事董事長下台」的制度。
然而,國營企業董事長首先該負責的是每況愈下的獲利。過去五年,經濟部國營會所屬十二家公司總獲利年年衰退(表一)。跟民國八十八年相較,賺錢最多的台電獲利衰退了三成、中油掉了六成六,大地主台糖甚至出現第一次虧損。
影響全國投資環境、主掌人民生活重要基本物資的國營企業,到底怎麼了?責任政治,誰該負責?如何負責?
大中午的,兩杯白乾下肚,中船基隆廠工會常務理事李銘傳火氣就來:「我們輸了!」
十六歲進中船,李銘傳已經在基隆廠二十八年,因為今年開始執行再生計劃,他的薪水降了三五%,降到四萬多。原本一千四百名同事,現在只剩下五百個,加班費全部取消,人事費降了三分之二。不過,今年基隆廠預期還是虧損,因為過去長期沒有更新設備的關係,即使員工再努力,基隆廠的業務還是不夠好,「沒有業務,任何再生都是空談!」中船基隆總廠產業工會理事蔡文秀抱怨。
他認為,今年前三個月中船轉虧為盈,多是來自成本節省,但開創業務成效未定。基隆廠的問題尤其明顯,高雄總公司計劃要調三百人到南台灣支援,引起反彈。「當年,我們可是十項建設呢!穿著中船的制服走在路上很神氣的,」蔡文秀感嘆曾幾何時。
傳統業務優勢喪失,轉型策略不明,正是過去五年,國營企業獲利下降的癥結。
幾乎所有的國營企業,傳統上的壟斷優勢都在消失,必須轉型。一位退休不到一個月的前國營企業董事長分析,過去幾乎每個國營企業都扛負著政策任務,做獨門生意。像中船有國艦國造的政策保障;台電為了方便跟外國銀行借錢,早日健全電力設施,政府甚至保證九%獲利率。換句話說,只要達成政策任務,根本不用考慮成本。「國營企業的整個組織架構,是配合國家政策,由民意機關監督而設計的,」國營會執行長吳豐盛說。
消逝的政策保護
但十多年來,隨著國家主導年代的消逝,自由化已經打破了國營企業慣有的內外平衡。譬如國艦國造的政策,遇上民間企業如長榮、陽明錙銖必較,甚至連國防部軍艦也不一定委請中船製造。
經濟部允許台塑興建六輕,進入油品市場,過去兩年,中油、台塑兩軍對峙廝殺白熱化。原本台糖希望政府能課高關稅,保護國內糖業,隨著WTO談判失利也希望落空。
「國營企業一暴露在市場裡,問題就來了,」吳豐盛分析。
改造國營企業,首先要從員工的市場意識訓練起。
以國營企業模範生台鹽為例,前台鹽董事長余光華花了十二年多,才慢慢讓公司不流血轉型。十二年前,台鹽有九百名員工,很多廠長都是只有小學畢業的老鹽工。他以多退少補的方式換血,補進台鹽多角化所需的化工、生技人才,並開發新產品。今年,他被迫離開時,台鹽七百名員工中,只剩三百人是原有人力。現任總經理王志漢,也是他從只懂生產的廠長、生產處長、主任祕書一路培養起來的。
去年,台鹽本業——鹽,營收衰退二三%,但靠著其他新產品如洗髮精、洗面乳等,盈餘達成率仍有八四%。過去十年,台鹽幾乎每年領到最高績效獎金四•六個月。
「管理人才是要培養的,」一位熟悉台鹽轉型過程的企管教授認為。任務導向的技術人員必須再訓練,才能有市場導向的觀念。就像中鋼之所以績效卓著,是因為前董事長趙耀東做過生意,從一開始,就要求工程人員要談成本效益。
多數國營企業經理人,沒有這樣的訓練。
四月二十九日,經濟部一場名為「突破困境,發展新興事業」的台糖記者會,場面火爆。被主跑經濟部的記者私下暱稱為許立委的某日報記者,幾乎是拍桌子詰問上任不到一個月的台糖總經理董瑞斌:「你給我薄薄四張新聞稿,根本沒有整體數字,要我怎麼寫嘛!你們看過上市公司怎麼開法人說明會的嗎?」
根據預算書,台糖洋洋灑灑四大張新聞稿上的新興事業,短期內無法彌補主要產品的衰退。
過去五年,台糖四項產品糖、豬、黃豆油、營建,除了進口有配額保障的糖之外,其餘營收全都下降(表二)。但以新興事業主軸之一的土地開發為例,三十八項旅館、遊樂區、量販店等土地開發事業不是尚未發包,就是虧損。
翻閱台糖本年度預算書,這些開發案的現值報酬率皆在法定九%以上,但仔細一看,回收年限最短的要九年。最久的雲林北港量販店甚至要二十五•九二年,而台灣企業平均壽命才五年。
欠缺專業,台糖的土地開發案幾乎都委託外面的顧問公司來做,耗資千萬到百萬不等。短期內,只有花錢,沒有收益,台糖現金淨流出已經三年,九一年最多到八六七三億,「要不是台糖資本雄厚,早就倒了,」台糖公共關係組組長陳雪敏老實地說。
沒有及早做轉型的準備,使得資源龐大的台糖處境困窘。直到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台糖還一直單方面期待政府能採取高關稅保護。真正開始轉型不過是近三、五年的事。
前飛利浦董事,台灣第一位進入跨國企業董事會的專業經理人羅益強認為,管理可分為兩類,一是反應式管理(reactive),可以讓企業運作有效率;但如果企業要永續經營,領導人的策略管理(proactive)則更重要。
身處轉型期的國營企業,顯然最需要後者。但現今,國營企業高階人事的管理制度裡,並無人要求董事長、總經理,為此負責。
國營企業之上眾多公婆,從國營會、審計部、行政院,到立法院、監察院,多數人只追打弊案。但企業負責人的基本責任——為股東創造利潤、帶領一個永續經營的企業,卻無人監督追究。
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是唯一專責管理官股的行政機關。但一位剛剛卸任的委員卻說,這個包含經濟部次長、國營會副主委、執行長、六位董事長、學者專家、主計處的會議,往往是行禮如儀。「那個委員就是每個月戶頭裡撥進三千塊,然後什麼都不做,」他描述。另一位長期擔任委員的企管學者,甚至搞不清楚自己還是不是委員,要靠查戶頭才知道。
怎麼樣是做得好?怎麼樣是做得不好?新政府的所言、所行,標準紊亂。在爭議聲中上台的董事長要為股東(全民)創造多少獲利?獲利達不到多少要下台?都跟政黨輪政前一樣,對外完全都沒有交代。「所以根本不是整頓,現在的做法只是搬位置,只是奪權嘛!」一位剛退休的國營企業董事長批評。
面對外界逼問為何不建立制度。國營會執行長吳豐盛閃躲說,這必須等內外在條件都成熟,國營會提出制度建議才有效。現階段,國營企業有的兼負政策任務,加上預算、採購都無法鬆綁,跟現代商業經營的環境差距太大,所以很難要求。「現在的確是有點模糊,」他不諱言。
過去兩年,國營會做得最多的是解除國營企業政策任務、給各公司組織架構更多彈性。但面對剪不斷、理還亂的制度問題,似乎要以民營化,圖個一勞永逸。
問題是,真能一勞永逸嗎?多數國營企業民營化後,官股仍主宰經營層的任命。制度不立,又有誰去要求官股代表領導轉型、對員工及社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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