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工研院是要為台灣工業界做研究發展，事實上我們非做不可，因為國內民間在這方面的投資還太少。我逐漸覺得，產品開發最好由公司自己做，效率最高，又知道市場所在，可以把握時機，各自出奇制勝。換成工研院開發產品，效率不如民間，做出來也要一視同仁轉移。因此，產品最終要由企業自己開發，我們工研院要做先導性的應用研究。日本，甚至韓國、美國的政府機構都是如此。
目前，工研院產品開發、應用研究都要做，是因為民間不願做，短期內逼不得已，工研院必需兩者兼顧。但長期來看，工研院要逐步退出開發產品這個層次，由民間接手。因此，工研院現在也開始研究前瞻性、尖端性的技術。
但談到整個國家工業的競爭力，我認為政府的角色和策略還需要更清楚的界定。
我過去一向堅決相信自由經濟，但這十五年來也逐漸作了修正。一九七三年，日本通產省召集民間的業者一齊開發積體電路，當時我還不太重視他們，但在十年內，他們由落後變成領導世界。這件事對我的想法很有影響，使我體認政府的角色有多重要。其實像新加坡、韓國、十年前的台灣都和日本一樣，有清楚的產業政策，政府積極地支持企業界。這幾個國家都不是完全自由主義的國家，在國際市場上和美國那樣的自由主義國家競爭，美國有時還競爭不過。
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產業政策。十年前，我們還有，雖然當時比較強調勞力密集。但在近十年，或是我回來後的這三年，我看不出有任何政策。一個國家就與一個公司一樣，要有一套策略，到底工業要發展到什麼程度，工業與服務業的比例是多少，在所有工業中發展的優先順序是什麼，每個工業都要有個定位。
這個策略必須是長期的，但也不要太長，否則就會空洞。我認為可以拿公元二千年為期限，確定目標是什麼，再考慮要用什麼租稅、研究發展的獎勵政策來配合。而且這個策略必須被政府、工商界領袖認同，才可以推動實施。（陳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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