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會不會構成一個互補的共同巿場?
答案雖然是肯定的,但並不單純。
戰後一九四五年,美國主宰世界體系,做為霸權,華盛頓當然希望全球巿場愈開放愈好,不論在政治或經濟方面,美國都可以因而取得最大的利益。當時美國有實力為後盾,全球在美國壓力下,開放不少。
但自六○年代後期以來,美國經濟的優勢地位一落千丈,到九○年代美國已不再能為所欲為,歐洲共同體與日本開始追求他們自己的目標。而世界經濟能不能更自由流通,也必須取決三大霸權的關係與協定。
事實上,巿場更公開不見得對各方都有利,因為某些公司或政府,能利用自由化的過程,佔據更優勢的地位。但是力量必須平衡,因此,問題在於未來五年到三十年之間,全球經濟大勢將如何演變。
從一九六七∼七三年以來,整個世界經濟正陷在循環性的衰退中,各方面的趨勢都指向同一方向:比起前一期,全球製造業的平均利潤率普遍下降,平均失業率上揚,金融投機現象頻繁,破產司空見慣,資本卻更為集中。利潤降低的製造業開始向半邊陲地區轉移,也因此即使在普遍的不景氣,世界體系中,仍然有一個地區呈現高度的成長,例如日本與東南亞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與韓國),甚至馬來西亞與泰國。而過去領導全球經濟的美國,在七○與八○年卻陷入低迷與普遍的蕭條之中。
霸權中落的美國,使用兩套方案來使經濟利益的損失降到最低。一方面,依賴歐體與日本的協助,美國成功組成了經濟上的消防隊以防止災難的發生(例如第三世界的外債危機),否則將導致全球嚴重的蕭條或通貨膨脹。另一方面美國不斷對歐體與日本施壓,節制他們在巿場上所獲得的優勢地位。
毫無疑問,美國之所以能取得歐體與日本的配合,靠的並不是經濟,而是政治上的實力。美國在冷戰時期扮演的領導角色,蓄積了龐大的政治力量。但是,當共產主義崩潰,這樣的角色隨之消逝。雖然不再是對抗東方惡棍的西方陣營領袖,美國現在改頭換面,以領導北方群倫的姿態懲討南方壞蛋(如伊拉克海珊),目的就在延續政治影響力。
未來五年之中,循環性的衰退趨勢將達到極點,惡化的情況可比一八九三年與一八九六年間的大蕭條。因此美國、歐體與日本之間的政治爭執,將全部圍繞在經濟蕭條的處理問題上。而對各國政府而言,為了要降低任何一種政策對經濟的損害,可能只能選擇防止災難擴大的權宜之計,對全盤態勢的改變完全無能為力。
嚴重的衰退當然也會對缺乏效率的製造商帶來經濟的震撼。但無論如何,蕭條不可能無止境的持續,經濟復甦的腳步將緊接而來,並且速度將格外驚人,為了成為這一波景氣中的最大臝家,美、日、歐之間的競爭必定空前激烈,以求能掌握先進產業的領導權。
過去二十五年來,經濟體之間的角逐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最激烈、最戲劇化的競賽在未來十年至十五年中才真正登場。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依照各國力量較勁的狀況來看,日本無疑會拔得頭籌,歐體如果統一成功將緊追在後,而美國則敬陪末座。
但無論那個經濟集團,政府最急迫的政策目標並無不同,都在追求全球的主導地位,使自身的產業能壟斷大部份巿場。要達成這個目標,保護主義是必要的。過去懾於美國的立場與利益,保護主義的聲勢相當有限。但今天美國對歐體與日本的政治影響力已大幅降低,自由貿易不再是最高指導原則。未來將出現的三個貿易保護區雖非滴水不漏,但作用仍然驚人。
<span class=’Doc’>新兩極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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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新的情勢下臝得競爭,必然會形成策略聯盟,三大區域將結合為兩區。那兩區會聯手?不論從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角度來看,美國與日本極可能聯手制歐。
形成這種結果的理由不一而足。歐體最急切的文化需要便是擺脫美國的監管(英國例外,他們一向以為自己與美國有「特殊關係」),在政治上不願再附屬於美國。在歐洲心目中,美國一直停留在傲慢無禮的青春期。一九四五年那個時代,歐洲不但在經濟上幾成廢墟,同時軍力脆弱,蘇聯威脅日增,所以歡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構想。但時過境遷,當年的狀況至今已完全改變。儘管大西洋那端的政治家不會公開氶認,但歐洲共同體的主要動機確實是為了對抗美國。從地緣政治觀點而言,歐洲只有做為與美國完全分隔的實體才有意義。
美日的關係則完全兩樣,除了深刻的文化差異外,日本是做為戰敗國接受美國的監管。弔詭的是,正因為日本與美國有清楚的差異與各自的定位,所以沒有什麼錯綜複雜的文化情結從中作梗。
除此之外,日本比歐洲更需要美國。不論就內在或區域性政治情勢的考量,日本與德國在二十年之內還不太可能讓自己成為軍事強國,但德國還可以廁身於歐洲的軍事武力網之下,只須要與法國拉攏關係。但日本沒有法國,必須與美國維持軍事上的聯繫。此外,美國還可以提供日本在世界經濟競爭中一項非常重要的籌碼:研發能力。這等於是日美聯姻中上好的嫁妝。
一旦三邊關係變成雙方對峙,真正的兩極世界結構於焉誕生。雙方的力量大致均衡:美日這一邊將設法與中國發展出特殊的關係,因為中國不但巿場大,也可供作生產地區。歐體則將靠近俄國。雙方的警戒線都將在南半球的邊陲地區。
接下來的發展就不容易預測了。最難確定的因素在南半球,那些國家不但與富裕繁榮無緣,更與北半球內部的對立無關。二十一世紀起,南北兩極化的情況會愈趨嚴重,經濟與人囗的差異愈來愈大,對全球政治的穩定性構成極大的威脅。
美國做為世界霸權這段時間(一九四五∼一九九○),全球畢竟尚稱和平,但我們即將從這段和平期邁向混沌不明、政治不定的時代,在伊拉克、南斯拉夫、祕魯、洛杉磯所發生的事情還只是冰山一角;從長期而言,整個世界如何因應爆發而出的憤怒,顯然是遠比全球巿場自由流通更重要的問題。(梁中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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