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誇大的創造力

在我大學三年級時，擴招是中國大學教育中最新的因素。突然之間，大學之門開闊了，年輕人迫不及待地湧進來。「高等教育產業化」在所有的教育會議上被談論，招生數位多少像是四十年前水稻的畝產量，是個嚴肅的命題。自從上大學以來，我就看到北大被各種數位包圍，在三角地的櫥窗裡，我們看到了這一屆有十七個省狀元成為了我們的同學；學校每年有多少論文發表，被權威雜誌引用；北大方正的年產值達到了多少（我一度懷疑，北大的全部驕傲是這個企業，可能它比《新青年》的還重要）；在二一一工程中（二一一工程為中國政府向二十一世紀，建好一百所大學的科教興國戰略），大學又獲得了多少億的資金支援；有多少個科學院院士生活在學校裡，又有多少個重點研究基礎在此建立……。

迷戀「數量」的中國

總之，教育的目的與使命被避而不談，「科教興國」變成了這座以思想著稱的大學教育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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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畢業之後，中國神話以各種版本出現在世界各種語言的媒體上。其中最為流行的一種是，中國不僅以市場龐大、勞動力便宜而驚人，它也正在科學與技術上獲得領先。其中一條重要依據是，中國正在培養、儲備科技領域的最龐大人材，耶魯大學的校長理查德．萊文在不同的場合表示，這些中國學生的數量和創造力都令人欽佩。

印度加入了中國的行列，使得這種讚歎與擔憂顯得更加可信。美國政府與新聞機構都加入了這股潮流，布希在國情咨文裡，大談中國與印度對美國科技領先的挑戰，這兩個國家對於美國的領導造成了「不確定性」，他提出了「美國人力競爭力計劃」，發展理科和數學教育之外，美國政府還將投入一三六○億美元於科學研究。而通俗作家湯馬斯．佛里曼則在書裡乾脆準備將他的孩子送到印度與中國接受教育。跨國公司則在口頭上紛紛表示將研發中心轉移到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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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實的情況是，過去十年中，中印兩國在美國專利數的申請增長速度驚人，但也不過是從七十項增加到一千三百項，而美國人的這個數位是二十萬，在被過度談論的外包議題中，美國一千萬個與電腦相關的工作崗位，只有二％轉移到國外。

年輕人缺乏熱忱與激情

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九九五級的微電子專業的二十三名學生可以被視作中國高等教育與科技發展的一個縮影的話，它預示的前景並不樂觀。班裡成績最好的同學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卻對於繼續的技術探索沒有絲毫興趣，班裡最聰明的幾個學生分別在矽谷和新加坡從事產品開發，和大多數中國留學生一樣，技術專業給予他們飯碗，而不是好奇心和熱情的滿足。在四年的短暫命運交錯之後，剩下的大部份學生則走上不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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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非苛求每個班級裡都應該有對應的才俊之士，但在四年的經驗裡，我的確知道，學校裡沒有追求科學的熱情，所有學習都帶有鮮明的機會主義色彩。年輕人缺乏內在的熱忱，而更多的是對於外界變化環境的回應。所有的中國人在少年與青年時代都學會了各種變通之策，他們的生存智慧足以使他們在西方世界獲取生存技巧，甚至過上不錯的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都難以使得他們具有真正創造力，這需要的是不懈的熱忱和內心的激情，而這一點正是中國教育最為缺乏、從不鼓勵的。

對於數量的迷戀，使外來者也可能使我們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創造力與可能性。很多時候，我們要從那個抽象的數位逃離出來，去看一看每一個個體的頭腦到底在怎樣思考。作者為北京《生活》雜誌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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