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説，在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明治維新」有如冰山浮出水面，衆目所見的那九分之一，則德川時代(或稱江戶時代)便是隱藏在水面下，容易被忽略的那九分之八。
從一六〇三年德川家康在江戶(今東京)建立幕府，到一八六八年德川慶喜「大政奉還」，將政權歸還明治天皇，這兩百六十五年裡，日本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化，照新聞記者出身，曾跟隨孫中山多年，被公認為知日甚深的戴季陶的説法，是給後來的維新運動「預備起改造的材料」、「養成改造的能力」。
德川時代的日本
閉關鎖國兩百多年的德川時代加深了日本的同質性。由於「政治的統一、物質文明的進步，社會組織的整理」，是「使全部日本，達到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時期」，戴季陶在「日本論」一書中指出。
為了統治方便，幕府訂下了「參覲交替」制，要求諸侯一年住在本藩，一年住在江戶。每年浩浩蕩蕩的參覲行列，增進了商品資訊的流通。各藩派往江戶留學的俊秀之士，在學塾或演武場相識，也造成各地方志士思想的交流與刺激。
幕府和各藩邦間的經濟活動，還引發了全國的交通運輸建設。
農民用米繳稅，諸侯或家臣(武士)必須把米賣掉，才能買其他需用的東西。京都的外港大阪於是成為米的中央市場，號稱「天下廚房」。
為了運送這大批的貨物，早在荷蘭人登陸台灣的一六二四年，大阪就有人開闢了運貨到江戶的海上路線，在鄭經治理台灣期間，發展成四百多艘大貨船的固定航線。以後又開闢東迴航路和西迴航路，再加上幕府開闢的五條國有道路，全日本的交通網已經完成了。
中國的農民也用米和其他實物繳稅，但是中央政府没有統籌收支的財政機構，而交由地方政府逕行處理，所以中國發展出很多短距離的區域運輸線，而缺少全國性的交通網。
町飛腳帶動資訊流通
日本全國資訊的流通也打下基礎。鄭成功去世的第二年(一六六三)，日本民間已經有了共用的郵政業務，叫做「町飛腳」，最初只往來於江戶、京都、大阪三大都市之間。江戶、京都間的郵件，平信九十小時，快信六十小時可以送到。十年後康熙設立的「筆帖式」情報網，雖然同樣是送信，而且速度較快(西安來的消息五日可抵北京，浙江的消息四日可至)，卻只供他一人使用。
金融體系也開始建立。施琅征服台灣的時候(一六八三)，日本一個名叫三井八郎兵衛的木棉商人，除了經營「吳服」(和服)生意之外，在大阪、江戶和京都分別開設了早期的銀行，稱為「本兩替店」，是幕府御用的金融機構，後來逐步擴張成日本最大的財團——三井組。
更重要的是日本教育已普及。雖然統治者認為農民、商人與女性不需要有學識，但海陸交通的便利卻促進了知識的傳播。
敎育普及
以農民來説，參拜伊勢神宮之類的大神社，是他們一生中的大事，一路跋山涉水，順便考察別處的農作，若發現家鄉没有的品種，便向當地人討取一些；不同的耕種方式也互相討論。參拜完回家去，又召集鄉親，把路上所見所聞講給大家聽，拓展了農民的眼界。
有些農民和商人子弟到一種叫做「寺子屋」的私塾去唸書。寺子屋教授讀、寫和打算盤，也教歷史、地理、作文和記帳。幕府也鼓勵「寺子屋」的興辦，還主動編印淺近教材，供農民子弟學習。
商人子弟還有另一種私塾，講課以儒家思想為重點，卻與商業生涯融合為一，強調經商謀取正當利潤，其人格與身分決不輸於武士。
至於武士子弟，則在官設的「藩校」裡受教育，學的是四書五經、典章制度，但也必須修習劍術之類的武藝，是文武合一的治國專才。
由於政治變動而失去主家的武士，稱為「浪人」，有時會像一些僧侶一樣，到民家去當家庭教師。出版成為營利事業，都市也有書局出現。
良性競爭，進步動力
江戶時代長期的承平，使平民百姓在衣食之餘，渴求知識文化。清朝初期也有一百多年的和平，卻因中國人口成幾何級數的增加，生活水準反而降低。
日本的封建體制，也在德川家康時代完成。各藩藩主在內政方面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可以作各自的政治實驗，例如水戶藩之尊崇朱子學，便可作其他諸藩的參考。
各藩之間又有一種良性的競爭，在承平時代不但不是幕府的威脅，反而成為進步的動力。
日本的封建制度原是中國傳去，但中國本身已經淘汰不用。宋朝以降的學者雖然再三讚美夏、商、周的封建井田之制，主張復古，但據學者黃仁宇的研究，中國由封建改為郡縣，由地方分權變成中央集權，是基於抵抗北方民族人侵與防治黃河水患的實際需要逐漸形成。地理的因素使得這個廣土衆民的國家反而不能像東瀛小國日本，從分裂的內部產生制衡、競爭的力量。
同樣關閉，兩樣發展
同樣閉關鎖國，德川時代由於地方分權，產生互動刺激，有助於進步發展，奠定了交通、通訊、商業網路及普及教育等基礎建設的根基；而明清的高度中央集權，則促使體系破敗，錯失許多自我調適、整修的機會。
所以當中國共產黨人把舊社會的一切不合理現象概括之為「封建」時，許多學者感慨地説：幾百年前中國要真的是實施地方分權的「封建」制倒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