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關於人口成長的政治考量大多聚焦在人口成長太快；中國最近才廢除的一胎化政策是最極端家庭計畫的例子，當時的目的是透過縮小家庭規模來創造累積人力資本和提高所得的正面效應。但最近趨勢已經改變。
在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生育率現在已低於人口替代水準。
若生育率是平均每名婦女生兩個小孩，也就是一位家長有一個孩子，則代表總人口長期維持穩定。
不過也有一些國家生育率較低，平均每名婦女生一．五個小孩或更少，這類國家包括日本、德國、義大利、西班牙。這種低生育率若持續下去，總人口將會減少。
此外，低生育率也引發人口老化，年輕勞工將少於退休人數，對養老金和健保等社會保險制度造成極大壓力。以德國為例，預估到了二○二六年，人口將從目前的八千萬人降至六千七百萬人。現在東德的人口已急速減少；依照目前的生育率，這種情況將成為常態。
要如何解釋工業化國家普遍極低的生育率呢？
我們說過，在先進經濟體中，育兒的時間成本是生育的關鍵驅動力。人口轉型後期出現的生育率下降，可能是因為女性勞動參與增加，這種情況可在二戰以來的富裕國家觀察到。
不過，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並無法解釋，為何有些國家的生育率降幅遠多於其他國家。事實上，關於現今工業化國家生育率尤其值得玩味的是，生育率最高的幾個國家，女性工作率也最高。
如今工業化國家的總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參與率已呈現正相關：愈多女性外出工作的國家，嬰兒出生率也愈高。
凡是生育率高於1.8的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都高於50％；生育率低的國家，勞動參與率也相對低。
經濟學家詹姆斯．費瑞爾（James Feyrer）、布魯斯．薩卻多特（Bruce Sacerdote）和愛瑞爾．史登（Ariel Stern）認為，要了解這個模式，必須明白現代女性並不認為事業和家庭是互斥的選項：她們多半想要兩者兼顧，這和嬰兒潮時期很不一樣。
至於兩者兼顧的難易度，每個國家各不相同。在生育率和女性工作率都很高的國家，女性生小孩相當容易，也不會對事業造成重大干擾，例如法國和北歐國家，都有普及且價格合理的托嬰制度。
生育率低的國家往往缺乏托嬰設施，特別是最需要母親照顧的幼兒托育。生育率低國家常見的另一項因素，則是社會普遍認為年輕媽媽就該在家陪小孩。
馬蒂亞斯將小時候在德國的經驗和長大後在美國的生活做比較，驚訝的發現女性能否兼顧生育和事業，很大程度是受政府政策和社會規範影響。
檢視工業國家哪項政策最有助於提高生育率。發現：若政府政策和地方社會規範的發展，能讓父親與母親更容易兼顧家庭和事業，那麼極低的生育率就能獲得改善。反之，光是補貼生育不會有什麼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生育率極低的國家都提供很高的生育補助。例如德國政府補助有小孩的夫妻，做法包括減稅和直接轉帳，津貼要比美國還優渥，但德國生育率卻持續低迷。
與其直接給錢，不如訂定專門協助職業婦女的政策（像是讓幼兒托嬰中心更普及等）會更有幫助。
家事分工也是挑戰的一部分：許多低生育率國家的男人很少做家事。如果男人願意分擔照顧小孩的責任（例如瑞典等國推出「爸爸月」，讓爸爸能請育兒假），女人會更容易決定多生小孩。
（本文摘自親子天下《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