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高等教育在今日都面臨諸多挑戰;每一所大學都必須因應未來,做出不同的決定,以及走上不同的道路。但到底要如何衡量一所大學的辦學績效?卻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台灣在最近20年來,常常以世界大學排名,以及名次的前進或後退,來解讀一所大學的治理成效。教育部也曾有計劃以排名為申請條件之一,顯見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於排名結果都有一定程度的迷思,卻未深入探究指標的合理性以及對高教治理的影響。
8年前我甫上任中央大學校長,就提出不需要過度在意所謂的「世界大學排名」,有些機構排名具公信力與參考性,但眾所周知,也有一些機構不無商業取向,甚至有時為了爭取好的排名,大學常常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教育畢竟是百年樹人的工作,要著眼於長遠的未來,依據學校的願景與使命,辦學要有自己的校務發展規劃。不能為了追求排名,而根據排名所設定的指標去分配校內資源,如果因此背離了校務發展正軌,對學校長遠發展會有不利的影響。
評比指標看不見全貌
因此,每逢國外機構公布世界大學排名,難免有人會心生波瀾,但即使有同仁在校內相關會議提起,我總會再次強調,一所好的大學應該是踏實地著重研究、教學和服務等每個領域的表現,才能成就整體的發展;而排名的衡量指標只能針對某些可量化的簡單事項予以衡量,實在無法評估人才養成以及其他大學治理面向,大家不應該以排名高低論英雄。
譬如中央大學多年來致力於建構「安全、舒適、永續發展」的校園,去年更榮獲「109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卓越學校」,這是10年來第一所獲獎的國立大學,當然大學排名均未能反映此成果,但我們堅信走在對的道路上。
事實上,若仔細檢視部份知名度較高的機構所做「世界大學排名」,除了研究績效常以期刊或國際會議論文的質與量做為評比,例如論文平均引用率或高影響度論文篇數等,相對具體客觀,其他所採用的教學或國際化評比指標,不必然符合所有現代大學的態樣。
首先,生師比常被用來當作教學投入的決定性績效指標。讓我們仔細想想,隨著科技的發展,學校生師比是否仍具有如此的關鍵性?
生師比因科系而異
醫學、資訊和一般領域的教學方式可說是南轅北轍。醫學領域須個別臨床教學,大量臨床醫師都等同教師,得列入此比率計算;資訊領域則因適合採線上輔助教學,一個老師可以教上千個學生,尤其這次疫情更加速線上學習的發展。此指標明顯偏好設有醫學院的大學,無法公平評量出各類不同型態學校的辦學狀況。因為學校辦學績效有許多面向,此項指標佔比不宜過高。
再以招收國際學生為例,排名常以國際學生佔全體學生之比率為指標之一,但學校招收國際生牽涉課程和資源的投入,有經費排擠的效應,投入時自當清楚釐清目的,絕對不該為了提升排名而隨波逐流。
以中央大學而言,我當時即思考,本校尚不至於缺少學生就讀,所以國際化不從大學著手,但研究要發展,博士人才不能少。我曾在美國伊利諾大學求學,也曾在世界頂尖的貝爾實驗室工作,不難發現美國之所以強大,仰賴外籍學生,也就是各國菁英,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在多年前就設定招收國際人才的重點在博士班。
我堅持攬才要有策略,更要將資源投注在最重要的事。經營多年後,現在本校博士生國際學生佔比超過31%;另外本校與國外學者共同研究的論文發表數,更是長年居國內各大學之冠,顯見此攬才及招生策略在多年耕耘下,已有績效。
若只以全校外籍學生數或比例為指標,幾乎完全無法反映此部份大學實質國際化的情況與成效。
涉及利益就失去自主
學術聲望也常常作為指標之一,雖然不容易評比,但也應該用更客觀與公正的系統化方法來衡量,畢竟全球超過千所大學被評比,不可不慎。
有些排名採問卷調查方式,但問卷施作對象規劃與問卷內容設計頗為粗陋,也未具體說明分數計算方式,最後分數如何算出,無從得知。但此部份的權重比例往往極高,甚至高達40%。如果與商業利益相關,則令人感到氣餒受挫,亦傷害了大學教育之崇高立意。
如果大學排名機構涉有商業利益,其所推動的排名各大學又趨之若鶩,則大學等同被該評比機構牽著鼻子走,失去自己的主體性,甚而扭曲辦學使命,則如何侈談大學自主?
所謂「一流大學」,實在不宜以各種世界大學排名為辦學目標,而要以培育學生將來在各行各業均能貢獻所學,改善全人類物質以及精神生活,並成為各行各業各領域的典範及中堅人物為使命。
當我們教導學生勇敢走自己的路時,大學治理豈不更要如此?(責任編輯:王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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