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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希望的競技場

在中國,教育以「數字表現」來管理,學生比分數、老師比排名、學校比升學率,面對未來,中國將人才提升到國家級戰略,要從人口大國變成人才大國。

其他

成都市郊四十七公里外丘陵,田埂小路邊,桃花謝了。熟悉的風琴聲從金堂縣港青小學教室抖呵呵飛出來,二年二班綁著紅領巾的小朋友,雙手插在腰後,扯開喉嚨喊唱「阿門阿前一顆葡萄樹,阿嫩阿嫩綠地剛發芽……。」
這間三年前由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捐助興建的希望小學,從一年級開始學英語。山區的留守小孩,每學期繳二百多人民幣的學雜費,開始了他們的ABC初體驗。
幾千里外那一廂。除了六千多人民幣的學費,每年得額外多繳兩萬人民幣當贊助費的上海熱門小學,五年級的詠婷,皺眉對著每晚要寫的六張密密麻麻雙面印刷評量卷發呆。週末,她還要去培優班(課外輔導),惡補大學生也做不出來的奧數(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和英文。

戰略性投資

跟華人社會一樣,教育也是大陸父母的「戰略性投資」。五分之一的家庭收入,有的甚至是三分之一,如北京開車的劉師傅,收入都進貢給了子女教育費。
有人說,中國大陸的教育制度,和訓練體育國手競技的「舉國體制」如出一轍。每年將近兩千萬名小一新生入學,從一級級、一層層的淘汰賽嚴選下,最後選拔出極少數的冠亞軍,大部份的人都淪為「陪讀」。
在競爭激烈的競技教育下,稍有名氣的學校是以「惟考分論」挑選學生,也就是以競賽和考試成果「選秀」。各種奇形怪狀的考試應運而升,形成龐大的考試經濟。
例如,盛極一時的奧數競賽,就標榜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數學競賽。據北京市一項統計,去年有八三%的北京小學生學習過奧數課程,創造了兩億人民幣的「奧數商機」。
或許是太招搖,官方喊停奧數競賽。但PEST(公共英語等級考試)又冒了出頭。這項原本是檢定成人英語能力的考試,現在成為小學升初中的重要戰場。為了擠進名校,北京去年有五萬多名六到十五歲的中小學生參加PEST,是成人的兩倍,其中還有一萬名是小學生。
上海甚至推出以培養三到六歲幼童數學、自然、文學、經濟等綜合智力的「Early MBA」(兒童碩士班)課程。不到兩年,「Early MBA」市場已成長兩倍。
官方再怎麼三令五申,嚴禁惡補、濫考,也改變不了這種偏執現象。

「生探」爭奪優秀學生

望子成龍的文化因素之外,還是制度使然。教育主管單位風行「數字管理」,學校經費、校長績效和教師考績,都和學生成績以及學校升學率息息相關;教師的收入,有一大部份是來自於升學率獎金。看分數管理,其結果是鼓勵了無情的競爭。
康師傅方便麵廠長王永興,初三的獨子念重慶最好的巴蜀中學。每次考完試,老師都會在試卷上寫出小孩在班上的名次、及全年級名次。每學期則做全市學生的總排名。
「連老師也要被排名,」有管理經驗的王永興以企業做比較,學校施行企業化管理,對老師做指標控管,學生成績就是老師績效。為了爭名次,老師之間的競爭有時比學生還厲害,甚至「到府服務」,義務為學生補功課。
學校間也是明爭暗奪,年年展開生源大作戰,還發展出一種奇特的行業——「生探」。中學雇「生探」打聽成績優秀的「尖子生」,調查年級前十名、班級前十名的學生名單和聯繫方式。
即使在台灣升學主義掛帥的教育沙場打混多年,台商對於子女到大陸受教,似乎更少了一份把握和放心。
到大陸念書的台籍中小學生,若要跟上學業進度,通常會被要求降讀一年。
重慶頂益食品總經理柳力仁,就經歷過這種打擊。三年前,他的三個小孩從台灣轉到重慶讀書。剛開始看不懂簡體字教科書,又聽不懂老師的重慶話,學校午餐又麻又辣,非常不能適應。
第一次月考過後,老師打電話給柳力仁,說他的小孩跟不上學習,必須降讀一年。柳力仁聽了很難過,回家仔細研究教科書,發現課程內容比台灣深,整整超前一年。他同意小孩降讀,入境隨俗讓小孩學奧數、補英文,三個小孩慢慢跟上同學,就算是講重慶話、吃麻喝辣也難不倒他們。
上海一家貿易商的台籍管理幹部,兒子在公立中學念初一,有一天老師登門拜訪,婉轉告訴她小孩程度落後,「恐怕做不成升學率的分子」。她愣了一會兒,才聽懂老師是擔心小孩拖垮學校升學率。
幾經考慮,她讓小孩轉讀國際學校,雖然每年要多「淌血」一萬五千美元,雖然留在重點中學可能會讓小孩更有競爭力,但「我選擇讓他快樂,」四十四歲的她堅定地說。
嘉陵江畔沙坪壩,重慶大學校區綠樹成蔭。走進大門,一九二九年學校成立時的「宣言」巍然入目:「人類之文野,國家之理亂,悉以人才為其主要之因。必人才日出,然後事業日新,必事業日新,然後生機永暢。」

從人口大國轉為人才強國

繼「發展」、「建設」之後,「人才」已成為中國大陸領導人最常掛在嘴上的兩個字。新公布的十一五規劃明白指出,為了增加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中國必須從人口大國轉為人才強國。以提升素質教育為主軸的人才養育計劃,已經提高為國家層次的戰略。
四川西南財經大學榮譽校長劉詩白對此深有所感,望重西部的他觀察,各地政府都把人才戰略放在施政首位。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副司長季平也透露,十一五規劃草案明文規定,教育經費要逐步達成佔GDP四%的目標,這也是有史以來教育經費第一次寫進中共國家五年發展計劃。
在普及素質教育的人才戰略思維下,中國教育部去年推動「現代遠程教育工程」,預計五年內,在三十八萬所農村小學,架設衛星教學接收站,實施光碟教學。
位在西北邊陲的青海正是遠距教室的試點。青海省教育廳副廳長楊全瑋舉出,青海全省三千五百多所中小學,或加裝衛星接收站、或鋪光纖,分享發達城市的教學資源;即便是遙遠牧區的學校,也可以用光碟遠距教學,和發達城市接軌。為此,學校教師必須受教育能力培訓,且要通過國家資訊考試。
用庚子賠款創校、有六十八年歷史的青海湟川中學,是青海首屈一指的高中。自一九九六年起,湟川中學每年都創下百分之百升學率。
湟川中學還特別和建校百年的北京四中簽約合作,透過遠距教學網路,分享北京四中的教學資源。湟川家長可以利用這個網絡,向四中名師請教。「一個問題七塊半,」福福泰泰的校長馬康伯表示,借重全國名校資源,帶動偏遠地區素質教育,是中國大陸人才戰略下的新思路。
在「科教興國、自主創新」的國家戰略裡,高等教育人才最關鍵。過去十年內,中共中央投資三百多億人民幣經費建設重點大學,破紀錄地推二一一工程(建設一百所高等院校)和九八五工程(一九九八年五月推出,支持部份院校擠入世界一流大學)。中國有兩千兩百多所大學,二一一重點大學僅佔五%,但是科研經費就佔去大學科研總經費的七二%。
「國家要發展,質量好的高級人才數量一定要增加,這是基本戰略,」教育部常務副部長袁貴仁挑明。
離開蘭州市區,一路上黃土山風沙滾滾,愈走愈空蕩,宛如來到「無何有之鄉」。距離市中心校本部一個多小時車程,學生一萬多人的蘭州大學榆中校區在烈豔的照射下,偌大校園顯得空靜。走在新的校園裡,學生個個腰桿挺直,十分有朝氣。
蘭州大學有五萬名學生、八個校區,像這樣「千畝校園、萬人規模」的巨型大學,在大陸就有上百家。
九○年代,中國大陸掀起了萬人大學熱,合併、擴校、擴招蔚為風尚,十年之間,大學數量增加了一倍;在過去七年間,每年增加六十萬名大學生。目前在學的大學生,將近兩千萬人。
《讀者》總編輯陳澤奎還記得,他一九八一年考上蘭州大學歷史系時,當年大學的升學率是四%,現在老早超過五○%,「這都是擴招帶來的結果。」

「不求我所有,但求我所用」

發達城市的大學熱中此道,貧困省分的大學,也不能自外於擴張潮流。青海大學入學率在五年內,從二○%提高到八○%以上,大學在校生增加了五倍。貴州大學聯合其他七所高校,組成擁有十一個校區的新貴州大學,從三流大學順利搭上二一一重點大學的列車。
這還是剛起步。在十一五的規劃中,大學教育的入學率,要從現在的一九%,增加到二五%,正式邁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
擴張需要資源與支援,中國教育部因此推出「對口支援西部地區高等學校計劃」,動用知名學府的師資與設備,支援落後地區辦大學教育。有一萬八千名學生的青海大學就是接受清華大學的「對口支援」,由清華指派校長,每年選出十名教授到青海輪駐,從教學內容到課程設計,都由清華「手把手」帶領。清華研究所每年還開放五個名額,供青海大學尖子班學生免試直接保送。
對口支援政策讓大學想出許多更具彈性的創新做法。去年,位在西寧市區的青海大學改採三學期制,希望藉由西寧夏都的美名,吸引清華學者到來「學術渡假」。一個夏天,清華就來了一百一十五名教授客座。
「對口支援讓我們引進了軟智力,活絡了思維,」專研動物醫學的青海大學副校長俞紅賢肯定。
中國大陸的大學也活用「請進來,走出去」的人才策略。俞紅賢直言,為了爭取國內優秀師資,就算是短期的「候鳥式教學」也無妨,因為人才「不求我所有,但求我所用。」
爭相擴招、積極競爭的結果,雖然提高了中國高等教育的人口,卻也產生不少隱憂。正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企管學者葉匡時就指出,大陸大學給每個教授定指標,鼓勵競爭,容易產生「作假」的後遺症。這幾年,靠科研作假圈錢的醜聞不斷爆發,北大、清華、復旦等知名高校,頻頻傳出學術造假事件。
學術圈充斥假冒偽劣的現象,「學術打假」遂成一種新興的爆料運動。

舉債興學成必要之惡

今年年初最轟動的學術造假案,是代表「中國人志氣和精神」、象徵大陸第一個自主知識產權的DSP晶片「漢芯一號」,發明人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遭檢舉造假,因而丟官撤職,有人還用韓國黃禹錫事件翻版,來形容這起驚動國務院的案子。
此外,新校園美侖美奐,代價是學校債台高築。大學新建校區比大比美,漂亮假山、人工湖、花草綠樹、標誌性建築,已經是「基本配備」,有些大學還模仿長春藤名校蓋起賓館。富麗堂皇的建設經費,大多來自銀行貸款。
中國社科院在今年公布的社會藍皮書上就批評,各地大學的「圈地貸款興教」熱,可能會造成金融風險。
公辦大學向銀行貸款總額,已達一千五百億人民幣以上;部份學校貸款甚至超過二十億人民幣,而中國最富有的大學,一年經費也不過十億人民幣。藍皮書警告:「擴招與貸款正在形成惡性循環。」
為了償債,大學需要創收,提高學費是最直接的方法。過去二十年內,大學學費平均上漲二十五倍,農村家庭必須不吃不喝,辛苦工作十三年,才養得起一個大學生。
青海湖邊牧區一所漂亮新建小學牆上的標語說得直接:「國運興衰繫教育,一切為孩子。」為了栽培小孩,為了國家育才,舉債求學、興學似乎算不上罪大惡極,是人才戰略思考下的「必要之惡」。
更何況,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早就覬覦中國競技教育下篩選出的頂尖人才。有的在中學階段就已經選定對象,給獎學金,等他畢業後網羅到本國進續「琢磨」;有些是捐錢給大學,預定未來可為己所用的人才。
興教養才已經升高到中國國家戰略層次,國際競爭對手也已直搗中國各地「圈才」。在這場以中國為主戰場的全球人才大戰中,台灣搶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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