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父母，感性的兒女 — 社會多元開新頁

二十七歲的江翊睿，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畢業，風度翩翩，一開口，聲音就有種吸引力和獨特的厚度。
兩年前他實習完畢，醫師執照也考取了，卻決定不當醫生了，要全心往他真正有興趣的「音樂劇演員」發展。把也是醫生、國內知名醫院副院長的父親氣壞了。
大學時代演唱百老匯名曲受到肯定、甚至開過小型個人售票演唱會的江翊睿，開始在各地駐唱、跑台，「常常坐車坐很遠只唱一下，也可能一個月只有一場表演」。這麼辛苦只為了等待演出機會。
今年九月，江翊睿終於在國家戲劇院的音樂劇「梁祝」中擔任配角。雖然台詞只有十幾句，但他很投入，「常常排戲感動到眼淚掉下來。」他更發現這條路上並不孤獨，因為梁祝的編劇群中有三人是和他年紀差不多、台大法律系的畢業生，和他一樣勇敢追夢。
儘管收入青黃不接，父親也偶爾對他擺臭臉，「但我對自己有信心，我有專業的能力，我不是玩票的，」江翊睿堅定地告訴父親。他甚至不願效法前輩侯文詠，一邊當醫生一邊寫作，「我不是來『沾醬油』的，來have fun（找樂趣）的，我是全心全意投入。」
遠東飯店宴會廳裡，佳餚、美酒令人目不暇給，走進廚房卻高溫悶熱，身材圓胖的周景堯正滿頭大汗指揮廚師、確認菜色。年紀輕輕的他，已經是遠東飯店宴會廳的主廚，現在也開始在專科學校教授烹飪。
「我從小喜歡美食，自己做就更有成就感，」周景堯露出純真的笑容。家裡長輩都是會計師、銀行高階主管，「當廚師」的周景堯是瞞著父母，做出成績時才敢讓他們知道。
周景堯一路待過熱廚房、切肉房、冷廚房、點心房，從叫貨、盤點做起，至今已超過十年。「自己有興趣，就一點也不覺得苦，」周景堯邊擦汗邊笑著說。
台灣歷經二十年的經濟成長、生活富裕，年輕一代已悄悄發展出多元、豐富的興趣，此刻正要綻放成果，這牽動著台灣是否能走向多元人才、多元發展的階段。
不同於父母親的價值觀，年輕一代未必爭做大企業家、大醫生、大律師……，他們對美與心靈的事物感受更深刻敏銳，對「感性事業」的追求更執著堅定。傳統中「理性的父母」培養出「感性的兒女」，正為台灣的未來鋪路。
「這是很好的現象，台灣社會應該會更有創意，」政大企管所教授司徒達賢說。非常「湊巧」地，他的三個小孩中，就有兩個學戲劇，大女兒赴美國西北大學念戲劇碩士，小女兒念四年前成立的台大戲劇系。
「今天早上出門，我小女兒還在鋸海綿、做道具，我覺得念戲劇很好，是在學習人性、溝通、創意、團隊合作。即使未來她不一定走這一行，但現在的學習也是一種累積，」司徒達賢說。
最近，「感性的兒女」也漸漸嶄露頭角。
宏碁董事長施振榮的二兒子施宣麟，鋒頭不輸老爸，因為他是登上大聯盟的棒球明星曹錦輝的台灣經紀人，為曹錦輝成功簽下耐吉的合約。這件事會廣為人知，也是施振榮「常常」、「不小心」得意地說出去。
雖然施宣麟是資訊系畢業，卻一點也不想進入資訊業，更遑論接班。而運動行銷需要創意與巧思，「台灣這個產業等於零，每走一步都會留下足跡，」施宣麟興致勃勃。
更多企業家第二代投身藝術工作。譬如本身就熱愛美術的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在長子侯玉書決定要做個「職業畫家」時，高興得要掉淚。政界也不勝枚舉。司法院副院長城仲模有個在他就職大典中，穿著裙子出現的設計師兒子城兆緯。外交部研究設計委員會副主委楊黃美幸的兒子楊呈偉，去年製作、主演的音樂劇「鋪軌」，還登上了國家戲劇院。
對高感性、藝術的追求，並不是金字塔頂層的專利，也是社會大眾的嚮往。整體來看，台灣年輕一代念藝術的人口明顯增加。
二○○二年，台灣就讀藝術相關科系的大學生達一八八二一人，雖然在七十七萬全體大學生中仍是少數，但在過去十年間卻大幅成長了三倍。（表一）
藝術相關科系的博士學生，從一九九四年掛零，到二○○二年已經有了一一七位。九四年，藝術碩士學生也僅有四七五位，到二○○二年達三六○三人，快速成長了六．六倍。
今年，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的錄取分數，甚至超過了傳統印象中排名不錯的科系。台灣「電影」這行大環境寒冷、謀生不易，在莘莘學子心中卻愈來愈熱門。
走訪這個位於板橋，出了大導演侯孝賢、李安的電影系，更驚訝地發現，今年新生三十九人中，有一半畢業於各縣市第一志願的高中。並且，他們並不是像李安當年「考壞了才來念電影」，許多人成績甚至可以填台大、政大。
「這不是忽然發生的現象，而是這幾年的逐步成長，」北一女輔導室主任王蕙蘭指出，「這類科系漸漸變多，家長也愈來愈尊重小孩的興趣。」連續幾年，北一女都有考得不錯的學生，捨棄念電機、法律、財金，選擇電影、戲劇、動畫。
年輕一代正為台灣變貌。
當許多人意識到「台灣不能再走過去三十年的老路」，要轉向創意、內容、設計、品牌、服務時，年輕一代肩負重任，要接續台灣的活力。
未來需要有創意的腦袋突破框架，品牌建立需要絕對的自信與品味，服務需要敏銳的心靈感受顧客真正的需求。
年輕一代如何展現他們感受、創造、品味的能力？又為什麼台灣會出現愈來愈多「感性的兒女」？
生活富裕、父母投資子女接觸藝術文化，是最基本的原因。
「這其實有點補償作用，」中央研究院副院長曾志朗說，「以前我們很貧困，當我們看到已開發國家的詩、繪畫、戲劇、舞蹈時，都會很興奮、很感動。我們這代人的機會是被剝奪的，現在就自然想讓下一代多接觸藝術文化的東西。」
根據文建會的統計，去年台灣有二一四八九項藝文活動，是十年前的二．四倍。（表二）
出國旅遊也是吸收多元文化的重要管道。去年，台灣出國人次創下新高，達七五一萬人次，是十年前的一．八倍，二十年前的十二倍。
建築師潘冀和孫寶年夫婦，從女兒小時候就帶她們到處旅行，現在大女兒潘貝思在紐約當導演，夫婦倆常常心疼女兒太辛苦。「但現在想想，還不是我們自找的？」潘冀笑說。
「誰叫我們帶她們到處跑，讓她們現在膽子這麼大，又看了這麼多藝術、文化的東西。那東西真的很美，教她們怎麼不愛上？」潘冀搖頭說。
另外，年輕一代從小在視覺、聽覺豐富的環境下成長，也強化了他們的感覺能力。
「現代人視覺一天接觸到的東西，比十九世紀的人一輩子都多，」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系主任曾壯祥指出。
環境周遭都有強勢的傳播媒介，「這會激發他們的感覺能力，」曾壯祥觀察，「年輕一代的問題是人文素養還不夠，但看得出來他們對人的東西有興趣，感情也比較豐富。」
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系講師戴嘉明也發現，現在的年輕人雖然上課比較不專心，但是創意能力遠勝過上一代。
因為他們資訊取得方式很多元，網路的超連結又往往連上意想不到的畫面，「年輕人的思惟方式是『非線性』的，沒有拘束，創意的爆發力讓我想都沒想過，」教動畫創意的戴嘉明大嘆：「是他們給我啟發。」
而現代的父母，一方面比較開明，眼界也漸漸開闊，知道感性事業的未來性，另一方面，也是管不住小孩，只能尊重他們的選擇。
李安在《十年一覺電影夢》裡，提到父親給他的巨大壓力始終希望他走「比較正常」的路，「即使以「喜宴」拿下柏林影展金熊獎時，他還是希望我改行。就像楊德昌的媽媽總和他說，你今年幾歲啦，拍了幾部電影，可以找些正經事做啦。」
上一代的不解，或更甚者如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與父抗爭」的那種壓抑、鬱悶，在年輕一代身上不是沒有，但已經很少見。
施振榮就說，「我兒子做運動行銷很有意義，我很驕傲。」施宣麟覺得念資訊系沒意思，不想繼續念研究所，大四玩了一整年，「爸爸一句話也沒說，」施宣麟回憶。
許多父母親在接受訪問時，不約而同說，「做真正有興趣的事，才會有成績。」
也有父母不知所措，只能順著子女，又心甘情願當他們的後盾。
來自宜蘭的張佳欽，從小喜歡看電影，今年考進台灣藝術大學電影系。父母親是成衣廠的員工，祖父母種田，對張佳欽去念電影都不了解也不放心，但最後還是讓步。
「我知道不讓他試，他會很難過，要他做沒興趣的事，他是不會好好做的，」張佳欽的爸爸語氣充滿了包容。如果畢業後出路不好？「沒關係，改行也可以，再不然回家種田也可以，」爸爸立刻支持地說。
另一位大三學生郭文蕙，媽媽知道女兒想念電影後，積極幫她找推薦甄試的資料，面試時也跟著陪考。考上當天，郭文蕙高興地又叫又跳，但是媽媽卻沈默了，「我好擔心妳未來可以做什麼？」媽媽終於把壓在心裡的話說出來。
這些承接了父母無比愛心與包容的年輕一代，到底追求什麼？想實現什麼？
郭文蕙對不安的媽媽說，「我想表現自己，我的想法一定要被注意，我不想到老一點成就感也沒有，拍電影就是要說我的話。」
因為長期以來台灣集中發展特定產業，優秀人才群聚某些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反而零星且緩慢。而當台灣服務業產值已佔GDP六七％，漸漸從製造、硬體轉向服務、軟體時，出現了可以讓年輕一代發揮的空間。
施宣麟就說，「資訊業不差我一人，但運動行銷我可以走出很不一樣的路。」
他認為台灣目前的運動行銷毫無「專業」可言，往往靠人情來拉贊助，操作短線，更不時有政治介入。然而在國外「運動經紀人」行之有年，連電影都有湯姆克魯斯主演的「征服情海」，專門探討這行的酸甜苦辣。施宣麟加入國際行銷集團IMG就是要學習將專業制度帶進台灣。
最近，他積極籌備大學籃球賽，爭取到蕃薯藤、可口可樂、耐吉等品牌贊助。一位客戶觀察，「施宣麟的規劃很專業，看得出他想培養品牌和他之間的長期關係，和過去的行銷人員只是給個價格表，做做成本、收益分析很不同。」
江翊睿心態也和施宣麟很類似，「當醫生不差我一個，可是音樂劇有我卻可能不同。」
下定決心後，他飛到紐約「取經」半年，在家裡已不給任何經濟援助的狀況下，只能靠過去的存款，省吃儉用，睡同學家地板整整半年。
然而見識了紐約的表演藝術環境後，他發現台灣的表演藝術格調、品味很高，但貼近觀眾的卻很少，許多劇場觀眾都看不懂，「好像自己做給自己看。」他認為表演藝術領域應該更豐富、更多元，通俗卻又不膚淺的音樂劇就是一個切入方式。
「要真正走入觀眾的內心裡，」江翊睿比喻，「一個音、一句話出來，觀眾會掉下眼淚。」
年輕一代用自己的方式，走別人沒走過的路，說自己要說的話。
他們累積了對社會的觀察，對現狀的不滿，更多的是自我實現的慾望。他們說，「若是不讓我試試看，我這輩子會後悔。」
「要我做沒興趣的事，三十歲、四十歲不崩潰，五十歲也會崩潰，總有一天要面對自己。」
「年輕就是本錢，失敗了也沒關係，我享受這個過程。」
建築師姚仁喜很喜歡年輕人這種勇敢追求、享受的心情，「台灣社會才可以放鬆一下，變得從容。」
而朝興趣發展，也才能激發最大的潛力，不被既有的社會框架壓抑、綁死。並且，做真正有興趣的事時，年輕一代令人刮目相看，不再是「草莓族」。
問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年輕一代能吃苦嗎？「能，」他斬釘截鐵回答。
林懷民口中會「殺人」的舞作「薪傳」裡，也有二十二歲的舞者。要求嚴格、又有威嚴的林懷民，會要求舞者靜心寫書法、練太極，也必須到溪邊野外訓練、搬石頭，體會拓荒的艱辛、渾身發臭的苦。
「但是只要有對的環境、對的挑戰、對的引導，他（年輕人）就來了，」林懷民說。
年輕的藝術家，不但要忍受身體、心理的苦，還要面對收入不穩、偏低的考驗。
以音樂劇「鋪軌」嶄露頭角的楊呈偉，作品已登上美國外百老匯（Off Broadway）、台灣國家戲劇院，看似風光，媽媽楊黃美幸卻低聲說，「我好想偷偷塞錢給他。」
在美國組劇團千頭萬緒，開銷大，在台灣劇院又太少了，不能長期演出，即使票房全滿，也不一定能賺錢。從小家境富裕的楊呈偉，「現在爸爸的衣服也肯穿，吃剩的東西也肯吃，」楊黃美幸感嘆，「做這行真的要天真一點，想太多就不行。」
台灣的大環境更差。今年九月《表演藝術雜誌》發表的「表演藝術生態報告」，高達三分之一的表演藝術就業人口薪資不滿兩萬元，不滿三萬元的更超過七成，和主計處發布的企業員工平均月薪四一四五二元相去甚遠。
表演藝術就業人口中，以大學學歷比例最高，佔了五成，然而平均薪資只有二五六四五元。
《經濟學人》及《金融時報》均有報導指出，藝文界的普遍現象是，表演藝術團體不賺錢，但會有幾個名演員、名舞者收入豐富，生活優渥。
「這是這行的本質，也是最苦的地方，」建築師潘冀一針見血指出，「這種美的、感性的東西，你只有到最頂端，才能受到注視。」
當他在美國當導演的女兒，扛攝影機扛到手卻舉不起來時，潘冀真想叫女兒轉行，「太辛苦了，台灣有這麼多興盛的行業，不一定要爬到頂端，也能有很好的生活。」
富過三代，才知穿衣吃飯。
一七八○年，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在寫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我必須研習政治與戰爭，好讓我的兒子們有餘裕研讀數學與哲學。我的兒子們應該好好研讀數學與哲學，好讓他的兒子們有權利學繪畫、詩、音樂、建築、雕塑。」
這似乎預言了兩百多年後世界的大勢所趨。
台灣「高感性新生代」正在奮鬥，或許成果不是立時可以看到，但未來的台灣，勢必不同。
「或許不是每個人都會成功，可能很多人在過程中會被淹沒、澆熄鬥志，」潘冀說，「但文化的根基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這個過程也讓社會變得更豐富、成熟。」
關鍵是，台灣有沒有舞台？「好萊塢已經在收編華人人才，」研究文化創意產業、政大科管所所長李仁芳指出，台灣必須做「資源整合者」，和好萊塢接軌，就如過去和矽谷接軌，成為關鍵伙伴。
或許你已經發現，社會角落裡開始有不一樣的音樂，愈來愈多有內涵的表演……，這些都指向台灣的「感性」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