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者才能有未來 — 梭羅新書摘要

任何陸上或空中交通系統都可能發生事故，這些都是人造的系統，但安全水準卻有極大差別。即便在美國，各州的車禍死亡率從最嚴重（密西西比州平均每億英哩車程有二．七人死亡）到最輕微（緬因州平均每億英哩車程有○．八人死亡），差別就超過三倍。
死亡無法完全避免，然而人類社會選擇了各自願意容忍的傷亡極限。如果美國人出門都坐公車，交通死亡率可能是零。但美國人喜歡開自己的汽車，不願遷就雖然比較安全，但性能、方便性與客製化程度都較差的公車系統。明知有風險，美國人還是因為汽車的種種優點，選擇了汽車。
同樣，只要技術上允許，人類也能夠建造他們想要的全球系統。
就像美國人選擇汽車一樣，大多數人類都選擇了風險較高的經濟航行模式——資本主義。它會帶來各種不穩、不均，但人類就是喜歡資本主義的成效與舒適。與社會主義比較起來，資本主義創造了程度更高、進步更快的生活水準。
全球化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結果，影響所及，今天的人類正經歷一場空前大蛻變，舊體系——兩百年之久的國家資本主義，逐漸被淘汰；新體系——全球資本主義，取而代之。
從國家、社會到企業，想要做出明智的抉擇，必須清楚了解舊有國家體系與新興科技力量如何演變發展，共同催生出新全球體系。我們需要最可靠的情報資訊，因此，有人必須負責掌握全局，這就是我所謂的最高知識長（chief knowledge officer）的任務：帶領大家找出方法，打造這場全球新賽局的遊戲規則。
人們老愛說自己渴望改變，事實上，多數人非常抗拒改變。大家對於全球化的焦慮，其實多來自於擔心未來每個人都得改變自己的標準作業模式。不過，這種「未來必須改變」的感覺是正確的。想要獲得經濟上的成功，每個人都需要新的政府與企業模式。
有些真理不會改變。未來大家仍得學習如何在經濟衰退與金融風暴的年代，成功運作逆勢勝出。
國家與企業必須想清楚，應該把研發經費投入哪裡、應該培養哪些人力技能。

衰退與繁華無法避免，但只要體系健全就不影響長期經濟

政府正逐漸喪失對經濟的掌控力。全球化的蔓延，將導致政府稅收產生改變。個人與企業所得稅偏高的稅制未來勢必會被淘汰，改由強調增值稅的稅制取代。未來的國家必須學會向國際投資人自我推銷，外資將流入能夠成功把握這個新現實的國家。而那些能夠站上這波科技浪潮最前端的國家，將得以享有絕大優勢。
反全球化人士預測，未來經濟會愈來愈不穩定。預測並沒有錯，但他們把原因搞錯了。經濟不穩定，原因出在資本主義的轉型，並非國家經濟轉型到全球經濟所造成。
在資本主義的次層結構（substructure）之上，有個全球化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正在形成。影響所及，全球化上層結構會帶來經濟衰退、金融風暴與企業弊案，我們無法避免，卻可以建立健全的體系來收拾殘局、懲處犯規者、平順前進而無損長期經濟表現。美國的儲貸銀行倒閉危機與日本「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經驗，正可提供最好的啟示。
如果光看一九八○年代美國的GDP數據，大概看不出儲貸銀行危機的衝擊。它並沒有影響整體經濟表現。在美國，犯錯的人會被懲罰；政府會指派大官出面善後，用稅收提供紓困資金，該破產的就讓它破產；房屋抵押的總額超過房屋現值，貸款家庭可以不償付，他們的抵押品會被拍賣；而觸法者會被起訴入獄。這個體系是健全的。
反觀日本，上面的事它一件都做不到，危機的衝擊，清楚反映在日本的GDP數據上。日本從一九八○年代工業國家表現最優的經濟體，退步成九○年代的最差表現者，原因就在體系不夠健全。只有日本人自己能決定，放眼未來，他們會向八○年代還是九○年代的日本看齊。解救日本的沈痾，必須改變日本的文化，而只有日本人能夠改變自己的文化。體系一旦失效就必須改變，但改變不會自動發生。

「教育」是經濟不景氣時期，經費反而應該增加的領域

既然美國與其他工業國家都已明瞭，新的經濟年代不可能平靜無波，沒有衰退，此刻正是推動制度性改革的時候。各國都有必要重新調整過度依賴用貨幣政策縮短衰退的習慣。
既然勞工處於閒置狀態，正是重新訓練勞動力的最佳時機。政府應該補助企業，讓它們撥出可觀的時數，投入勞工再訓練——不僅有助於降低失業，更讓勞動力升級。
正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帶動成長的火車頭經濟都有個走走停停的引擎，所以如果能有三個全球火車頭（日本、歐洲與美國）而不是只有一個（美國），將可大幅降低全球經濟的不穩定：當其中一個引擎停擺時，還有另兩個引擎向前走。但是，問題不在於該怎麼做，而在於如何讓歐洲與日本建立願意承擔全球火車頭重任的心態。
全球化造成的經濟不均有多嚴重，要看不均怎麼衡量而定，不過反全球化人士的另一預測——經濟不均愈發惡化——恐怕也是正確的。問題是，他們再度把原因搞錯了。造成經濟不均日益嚴重的根源不是全球化，而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必要技能的轉變，未來需要的是技能密集的勞工，所以缺乏技能的人將愈來愈沒有價值。

只有縮小技術差距，才能避免薪資差距日益擴大

對已開發國家來說，薪資差距日漸拉大，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縮小技能差距。很多人把所得不均的問題歸咎於全球化、資本主義，以及知識經濟的來臨，這些說法都沒有說到重點。因應全球化、資本主義與知識經濟，只有一個解答：教育與技能提升。每個國家都要不遺餘力推動，確保人民獲得一套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能，以及終身學習新技能的能力。
一個人從十八到二十二歲這段期間學到的技能，日後能夠持續運用在一生職場上的，將愈來愈稀少。成人再教育（adult reeducation）必須化為實際行動，而不再是只說不做的熱門口號。
教育與訓練必須成為解決經濟不均的首要解方。其他的方法，都只像是在重創的傷口上塗抹化妝品。
在美國，技能的提升還不夠，必須有配套的機制來縮短服務業與製造業之間的薪資差距，讓轉入服務業的勞工，薪資與福利都不必大幅縮水。
防止經濟不均惡化，還需要更精準或更充分的社會福利措施。全球化並不影響國家擴大社會福利政策，或者把福利集中在窮人身上。改革社會福利開支的壓力，其實來自於誘因問題（如果就業與失業者的所得差距太小）與退休老年人口激增（需要退休年金與大量醫療照護）。即使沒有全球化，這些問題照樣會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真要把社會福利的餅做大，在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下，增加的社福開支，資金必須來自加值稅，而非所得稅。因為加值稅只加徵在進口產品（出口品則扣除），不會提高或降低國內生產的貨品或服務的價格（相對於國外生產的貨品或服務）。因此，只有加值稅不會影響國家的全球競爭力。
全球化並不要求國家為了競爭而削減社會福利，但是全球化會要求國家，為了競爭，改用不同的稅制，為社福開支提供資金來源。
正當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國家都變成「出口導向成長」（export-led growth）的信徒，這種發展模式卻開始走向滅亡。罪魁禍首有兩個：一是中國大陸的加入，另一是美國無法繼續負擔龐大的貿易赤字。過去半個世紀的成功模式，注定無法在未來半世紀繼續稱勝。想要成為未來的贏家，就必須設法打造新的成長策略。

「內需帶動的成長」將取代出口導向的成長

取代出口導向成長的未來策略，將是類似美國曾經在十九世紀採用的「內需帶動的成長」（internally pulled growth）。當年，美國大舉投資基礎建設（鐵路、電力、電報），帶動了經濟發展，同時也提高了經濟效率：用相同的投入，獲得更多產出。
追求內需帶動的成長，並不是回歸一九五○、六○年代讓多數已開發國家大嚐敗績的半社會主義進口替代模式。競爭環境的延續，靠的是允許外國人進入國內，跟本國人用同樣一套遊戲規則來競爭。事實上，我們應該多鼓勵外人進來打敗本地企業——如果他們做得到——讓本地企業不敢稍有鬆懈。比起用出口做國際競爭，這種國內競爭可以帶來必要的競爭壓力，讓企業愈來愈有效率。產業也不必靠政府出資、保護或國營。
贏家走在浪潮前面——他們搶在所有人都被迫要變的前一刻，提早改變。但要第一個放棄出口導向成長並不容易，因為對最早加入的國家來說，這場競賽一直很成功。
可惜中國的出現，讓其他競爭者走向一面倒的必輸結局。但中國也終將因為自己的規模太大，注定淪為這場競賽的輸家。一旦美元大貶，中國將只剩下一堆往昔為美國市場大量生產的無用工廠。
假如日本與歐洲都願意讓貿易出現赤字，而且與美國共同分擔赤字規模，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有苟延殘喘的機會。但兩方誰也不願意，日本和德國還打算增加對美出口，以刺激國內經濟復甦。其他工業國家也想靠出口導向模式，帶動經濟發展，這些心態，勢必會使出口導向模式更快壽終正寢。
全球經濟未來潛藏的最大危機，是美元急貶，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遽減。
到二○○三年春季為止，美元的整體匯價（貿易加權計算後）在十二個月內下跌了一二％。由此看來，這個危機有一天很可能會降臨。化解美元貶值引發的危機，該怎麼做，大家都很清楚。
想要軟著陸，方法只有一種。
對美順差的國家應該運用各種貨幣與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加快成長。等這些國家的人民所得提高，就會增加從美國的進口，連帶也會降低美國的貿易赤字。結果，全球的GDP將因為美國貿易赤字縮小，反而增加（如果只是美國減少對進口的需求，那麼，當美國的貿易赤字逐漸縮小時，全球的GDP也會跟著減少）。
因為這種最佳解決方法不可能被採用，所以有次佳的方法：全世界都要做好準備，美元一旦大貶，因應之道是立即採取高度刺激性的貨幣與財政措施。如果不想看見全球經濟土崩瓦解，就必須趕緊端出凱因斯的對策。若不採取這些行動，快速貶值的美元將導致全球的整體需求大幅萎縮。
這種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IMF）慣常建議的緊縮性財經政策，根本是錯誤的。最好是國際間及早擬好因應美元貶值的備援方案，而且應該由IMF與美國政府合作擬定。因為這將是一場與戰後以來的金融風暴極為不同的危機，我們有必要找出處理外匯市場金融危機的新模式。

多數的全球問題都是兩難，但都能減輕、改善，找到出路

人類有能力建構不一樣的全球經濟。全球種種經濟問題，一部份的問題可以設法解決，例如智慧財產權和通貨緊縮；但多數問題都是兩難的抉擇：沒有大家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社會主義可以根除金融危機，但因為它也同時扼殺了經濟成長，所以不是一條可被接受的出路。但是，幾乎全球所有的兩難困境都可以在規模與範疇上，予以減輕。經濟的不穩定與不平均，便是兩個很好的例子，這兩個問題大概永遠無法消失，但正如我們所見，兩者都可以減輕、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