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在立法院時就注意到貧富差距快速拉大。這個問題很嚴重，去年的國民所得調查發現，台灣貧富差距已經到六．三九倍。根據國際標準，到達七倍的話，這個國家一定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的程度，是可以檢測這個國家處理社會議題的能力。
當貧富差距快速拉大時，我就開始感覺，以前台灣社會的動盪是來自政治，但是未來台灣社會的不和平可能是來自貧富不均。這樣的社會問題正在醞釀，但是政治人物沒有意願解決。
陳水扁總統剛剛上任的時候接見民進黨立委，聽取建言，當時我就建議，一定要重新檢討稅制，因為台灣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就是稅制。
在台灣，兩大致富管道是證券交易所得，以及土地交易所得，但是這兩項資本利得完全免稅。
如果從左派角度來說，這叫做不勞而獲的所得。不勞而獲不用課稅，等於就是加重社會對勤勞所得的課稅，這是台灣社會嚴重的不公平現象。
但是，當年陳總統一聽到財稅改革，他只說：「啊，這個太敏感了。我無能為力去改這個。」（鄧麗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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