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姚人多：政治、市場、個人與媒體，界線不容踰越

看著銀幕上一些光怪陸離的節目，我常常問自己一些問題：為什麼一些明明很糟糕的節目可以在我們的社會生存？到底是什麼因素阻礙當今台灣的媒體進步？
以一個簡單的社會學概念來掌握台灣複雜的媒體問題。這個概念只有兩個字：界線。一個公與義的媒體應該是一個界線清楚的媒體。一個公與義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界線清楚的社會。我把社會拆解成四部份：政治、市場、個人、與媒體。這四個部門各自有著不同的運作邏輯：政治部門追求的是權力、市場部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個人部門追求的是自由及隱私、而媒體部門所追求的則是公共理性空間的建立。
基於這些明顯差異的邏輯，在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中，這四個部門間的界線應該是不可踰越的。媒體與政治必須分得清楚、媒體與市場必須有所區隔、而媒體與個人隱私之間也應該有一條清楚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踰越的界線。
這些界線一旦被踰越，問題便會產生，亂象便會無窮無盡。於是，政治力量像幽靈般地盤據著媒體，賺錢至上的邏輯被大小媒體奉為圭臬，而媒體則赤裸裸地入侵個人的隱私。
有太多例子顯示，在台灣許多東西皆可因為商業利益而犧牲。為了收視率可以邀請政治人物來主持節目；為了滿足民眾的好奇心，電視新聞可以SNG連線播出跳樓自殺、借酒裝瘋、動物逛街等等。王筱嬋事件、薛楷莉事件、涂醒哲事件……。
公共電視總經理李永得把這個現象形容為電視新聞把採訪的對象當成是免費的演員。事實證明這些「把採訪對象當免費演員」的新聞如果用嚴格的新聞標準來檢驗，沒有任何一件符合社會公義。
我們的官員做早操、跳舞、化妝、慢跑、看球賽、剪綵等無關全民福祉的事，電視新聞全部現場連線報導，每次看到這類新聞我總感到憂心忡忡。
因為有著這種報導方式，政治人物每天的「行程」，在媒體上遂變成了「政績」。政策有沒有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讓媒體看得到。如何才能讓媒體感興趣？做秀的效果遠遠超過做政策。這是一個向下沈淪的惡性循環，理性的空間永遠無法透過這些報導來形成。
前一陣子我看到一篇有關於當前台灣記者的文章，文章上面引述一位資深記者的話：「在這一行工作，得把學校教的那一套新聞倫理、新聞價值全都丟掉。」
我看到這段話真的是感觸良多。這麼看來，台灣的媒體文化幾乎是一個眾人皆輸的局面：學者充滿了無力感、記者沒有了專業的價值感、觀眾看不到好的節目、社會沒有了理性空間。
到底誰贏了呢？難道只是那一個個代表收視率的數字？
（本文摘自姚人多「建構一個界線清楚的媒體與社會」，發表於時報文教基金會主辦「再造公與義的社會與理性空間」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