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香港正處於九七大限前夕的政治敏感,經濟又被持續看衰的低潮期。《蘋果日報》卻選在六月創刊,自此掀動了一場腥風血雨的報業競爭。
《蘋果日報》一開始以每份港幣兩元(約新台幣九元)隨報附送免費蘋果的價格戰,打破香港報章自八〇年代以來穩定的價格結構。
流血競價半年後,蘋果坐穩了大報的位置,同時也使其他六份報紙宣告倒閉。活下來的報紙全面「蘋果化」,也引發了各界對於「蘋果文化」的探討與反省。
《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分析,《蘋果日報》成功操作小市民趣味,把報紙從高級知識份子的論壇,拉往金字塔下層移動。
報紙在香港被稱為「街紙」,九成以上都是零售,總共十四份報紙爭取一百萬的閱報人口。
台大新聞研究所胡立宗在研究香港《蘋果日報》的論文中分析,「每一天在香港的大街小巷的報攤上,都上演著一齣名叫『看看誰比較吸引人』的劇碼……,於是頭題成為爭取讀者的殺戮戰場……。很不幸地,影響民眾較大的新聞,多半是靜態新聞,於是能上報紙頭條的,多半是突發新聞—車禍、兇殺、跳樓,因為這些新聞會讓讀者有『停一停、看一看、買一買』的效果。」
激化後的市場競爭,加速了媒體「向下探底」的煽情取向。加上九七之後香港經濟逆轉,報業廣告收益衰減,香港新聞界也似乎有了共識,全面放下身段,「向市場看齊」以求生存。香港《蘋果日報》最為人詬病的膻色腥新聞,以及頭版經常出現的大幅社會新聞、血腥、暴力的照片,就是在香港特殊的「市場需求」下,映照出的「蘋果風格」。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蘇鑰機指出,香港評論界和新聞界對《蘋果日報》引發的報業改變,其實是「又愛又恨」。
一方面,《蘋果日報》的競爭,打破了過往報業的停滯與壟斷,激發了報業對整體社會的回應力。
《蘋果日報》在報紙技術品質、經營管理的提升和視覺上的革命,的確刺激了整體報業的進步。
另一方面,蘋果風格間接引發的內容膚淺化、商品化、煽情化,也帶來明顯的後遺症。蘇鑰機研究發現,媒體機構的公信力顯著下降,新聞工作者在香港市民的行業社會地位評價中,地位也顯著下降。新聞工作者對自己行業的評價,比市民所給的評價還要低。
「市場導向模式的深層不良影響,是把新聞界的角色由『領導群眾』變成『服務群眾』,角色的改變令新聞界彷彿沒有了靈魂,只是追逐營利的商品工具。『讀者至上』的原則,迫使新聞工作者盡力投眾所好, 追求『吸引度』和『趣味性』,於是將新聞的『重要性』變得可有可無……, 」蘇鑰機不只一次為文指出。
台灣《蘋果日報》尚未創刊,但香港的「蘋果經驗」,或許值得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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