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擅長宮廷權鬥的小澤在日本民主黨黨魁之爭,敗給了現任首相菅直人,一般咸以為不是後者較優,而是如果一年三易首相,乾脆一動不如一靜。
與政壇同樣沈悶的是日本經濟。從一九九○年代邁入「失落十年」後,雙零夢魘便如影隨形:零成長、零利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更多次提及,倘若日本人不減少儲蓄、刺激消費,將持續陷在雙零的困局裡。
但落難多年的日本模式,究竟還有沒有值得「師法」之處?
麥金托(James Mackintosh)在《金融時報》的撰文便是一例。麥金托說到,日本通貨緊縮是事實,然而若你親自造訪銀座、新宿,並不會感覺到「失落十年」真有那麼大的衝擊。
麥金托獲得的啟示是,一個長期通縮的經濟體還是可以頑強運作,十九世紀的英、美也曾如此,日本並非唯一。
專欄作家希爾(Steven Hill)則是以跨國比較的方式反擊經濟學家對日本的「偏見」。
希爾在英國《衛報》的專欄裡寫到,若拿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和美國做比較,日本的失業率約在百分之三,僅僅是美國的一半;此外,日本還有普及性的醫療保險,美國沒有;至於社會不平等,日本也比美國緩和;還有,日本人的平均壽命也比美國人長。
上述比較時期,恰好是發生在日本的「失落十年」與美國柯林頓主政的經濟騰飛年代。希爾衝著克魯曼,不無挑釁地問:究竟我們談論經濟是為了什麼?是應該優先貼近民眾的需要?還是為了滿足經濟學家理論與模式的需要?
希爾對日本模式的擁護,或許矯枉過正,但良好的社會制度有助於承受經濟不景氣的打擊,則是事實。對於現正處在大衰退年代的西方而言,日本模式的「另類優勢」,不再是豐田主義之類的管理創新,而是「為什麼它那麼耐打」?
對我們而言,眼前的經濟成長率、黃金十年固然振奮人心,但由於台灣極易受全球經濟波動,如何打造抵抗不景氣的社會安全配套,增加耐受力,實是當務之急。就像古諺所說,晴天要記得先存好雨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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