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統一啟示錄 — 萊比錫車站速寫

空空的萊比錫

　從數字看，九一年前東德每人GDP只有西德四二．九％。九五年曾很快地追到六七．一％，但之後就停滯。去年，前東德人收入仍只有西德的七一％。
　德東失業率一五％，是德西兩倍。儘管已比最高點二○％少，但可悲的是，失業率下降並非新工作增加，而是因為人老了，退出職場。
　空，是走在萊比錫城市的感覺。
　在萊比錫市郊常見垂掛的大布條寫著「Wachterhaus」，意思是「看房子」。原來這是此地年輕學生獨特的維生術、學生自告奮勇幫房東看空屋抵房租，水電自付。萊比錫所有公共設施都是以七十五萬人來設計，現在萊比錫只有五十萬人。
　二十年了，為什麼東德還起不來？多位經濟學者表示，二十年前，遷就政治現實的經濟政策是原因。
　兩德統一最大的錯誤，就是做交易時，兩邊馬克一比一兌換。當時黑市交易價，四塊東德馬克才換一塊西德馬克，此舉使東德產品價格一口氣漲四倍，東德經濟全垮。在銀行存款部份，東西德馬克的轉換匯價是二比一，兩塊錢東德馬克換一元西德馬克，這使存款本就不多的窮東德人，財富、消費力縮水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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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幻想重拾舊日光榮

　對旁觀者而言，兩德統一只是歷史事件或一閃而過的新聞。但對經濟與政治急速崩盤的德東人而言，這是他們的人生。
　四十四年與市場機制隔絕，世界大戰前比德西繁榮許多的德東，一度幻想自己能重拾昔日光榮。
　德勒斯登人幻想德國前三大銀行，一八七二年成立的德勒斯登銀行，會把總部從法蘭克福搬回老家。市中心有座老證交所的萊比錫，陸續喊出金融、媒體、寫作文創中心。
　實況是，法蘭克福、慕尼黑的金融中心地位牢不可破；漢堡媒體產業的聚落已成；文創產業需要厚實、有消費力的中產階級支撐。就連觀光客眾多的柏林，都發展得非常辛苦。
　「統一前五年有很多工地工作可做，但之後這些工作沒有了，失業率居高不下，才讓政客務實起來，」萊比錫商會經濟學家施南（Gert Ziener）說。
　德國政府原先有信心，重現二戰後的德國經濟奇蹟。很快地，大家就發現情況不同。
　二戰後，全球經濟百廢待舉，起跑點平等。但柏林圍牆倒塌，開啟新一波全球化，德東人很難跟已經發展成熟的國際名牌競爭。於是，德勒斯登、萊比錫尼古拉斯教堂廣場，讓給了美國星巴克、北歐服裝品牌H&M、德西百貨公司。超市裡的東德品牌，小紅帽香檳Rotkaeppchen、化妝品Florena，背後老闆都是德西大企業。
　不過，這兩個品牌算好運的，因為當年許多德西企業入主德東企業，只為了市佔率，殲滅敵人，買了之後就關閉了。
　「得到自由，生活水準改善的東德人、西德公司、西德資本家得利；失業的人是輸家，」雷格納茲說。至於薪水沒有漲的一般勞工，只能說沒拿到好處，不能說受害。
　德盛安聯投信總部資本市場首席策略師漢斯．諾曼（Hans-Jorg Naumer）研究指出，跟八九年比，過去二十年，德國是除了法國外，歐洲唯一勞動成本不升反跌的國家。這使得德國內需消費積弱不振，但出口佔總體經濟比重由之前的二三％，去年竄升到五二％，表示德國經濟仍然依賴出口。
　十一月八日晚間到達柏林，原以為會見到像中國十一大典，亞洲國家國慶慣見的國旗飄揚，結果沒有。
　德國的統一，從這場典禮反映出來的民意，紀念的焦點，不是民族主義的成就，而是西方國家對於戰敗國，戰後民主的信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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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紀念　民主信任票

　與基民黨關係密切的智庫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政治學者希別爾（Wolfgang Hilberer），是前德國總理柯爾的幕僚。他激動地說，一生中覺得最難寫的一篇文章，就是八九年十二月，柯爾第一次踏上東德土地──德勒斯登的演講。
　那時柏林圍牆剛倒，柯爾不希望東德動亂，卻又要給整個德國希望，但戰後四個佔領國卻尚未表態。
　二戰後，德國的民主是在美英法的指導下建立的。德國有很特殊的政治智庫，各黨派只要聯邦議會選舉得票數超過五％，就能拿公共預算成立智庫。智庫工作主要不為了服務政黨，而是為了政治教育。
　譬如，學校的老師若想討論退休金議題，可同時向不同政黨智庫要求派員來演講。目的是避免意見一面倒，重演納粹的極權一言堂。
　德國沒有公投法，聯邦憲法法院可以解散違反憲法的黨派、沒收黨產，也是為了避免類似納粹一樣的激進主義再起。
　「德國的政治人物大多沒有群眾魅力。太有魅力，反而讓人反感，」德國的《工商時報》柏林辦公室首席外交事務記者林可（Andreas Rinke）說，「德國政治的精神就是妥協，這讓政治變得有些無聊，但也帶來穩定。畢竟政治的目的不是娛樂，而是為了給人民穩定生活的治理。」
　「德國是在低調中，建立別人對他的信任，」在德國念書，兩次派駐德國的我國駐德國代表魏武煉觀察。戰後，不斷深化民主，取得鄰國的信任，才是德國得以統一的真正理由。
　台灣可以從德國學到什麼？
　前德國之音記者柯納波（Gunter Knabe）認為，兩德與兩岸問題差異很大，很難類比。台灣唯一能從德國學到的，是要有耐性，非常低調的，在經濟維持繁榮的情況，贏得國際對你的信任：「不要當麻煩製造者，也不要像個失敗者。」柯納波建議，台灣可以展現，華人文化裡，也可以建立一個親切、友善、成功的自由民主社會。
　柏林圍牆的慶祝大典，是金融海嘯後重要國際場合裡，唯一見不到中國領導人的國際盛會。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是慶祝民主的勝利。而二十年前，中國武力鎮壓六四天安門運動，公認是蘇聯解體，柏林圍牆倒台的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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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骨牌秀的隱喻

　一個漏網鏡頭，當晚儀式高潮，是沿著前柏林圍牆舊址的骨牌秀。當天下午，就有熱心的義工告訴我們，可以去找兩塊有中國字的骨牌。一塊是在布蘭登堡門前，跟南北韓、亞塞拜然來的牆在一起。
　另一塊，則是夾在波次坦廣場通往布蘭登堡門的路上，中國大陸藝術家徐冰的創作。晚間大雨中，骨牌秀到中國牆就停了下來，象徵世界上還沒有被推倒的高牆。
　這個橋段無人明說，但意義不言而喻。

前東柏林家庭 Frohling 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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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後多了自由，失了信任

　柏林圍牆倒塌後那晚，那時候兩德能否統一，怎麼統一都不清楚，我很擔心，就決定放棄東德身分，申請成為西德公民。星期一到五，我就在西邊工作，六日回家。我在東德時期拿到暖氣技師執照，這種人當時很稀有。
　突然變成資本主義，適應還是很困難，生活用品都改了，所有事情標準都不一樣。什麼東西該值多少錢，都要重新學。
　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別是，在東德，如果人家對你笑，就真的是對你笑，表示人家喜歡你、心情好。但現在人家對你笑，可能是為了賣東西給你。從前我在東德做工，暖氣裝好了，客戶跟你握握手，就會付你錢；但現在人很油條，常常賴帳，去法庭告他，要花錢請律師，這種事一直有，好像誰最會撒謊，就能在這個社會存活。
　柏林圍牆倒了，最好的事是我可以去旅行，很自由；但以前人際關係比較好，彼此間比較信任。（陳一姍採訪整理）

萊比錫商會會長達芙（Wolfgang Topf）：
那時，每一條路都是險路

　萊比錫商會會長達芙，經營的營造公司IMO是一萬六千家被私有化企業中，少數成功存活迄今的東德企業之一。IMO參與興建柏林新火車站，在波蘭、俄羅斯、愛爾蘭、瑞典都有工程。三百多名員工中，有一百五十位是公司股東，包括達芙。
　達芙說，事後回顧這二十年，聽起來容易，做起來真不容易。九○年代初期，到處都是風險。他要不就替政府工作，要不就得冒險，根本沒辦法做任何長期的計劃，只能每天每天努力工作，想為公司，也是為了自己保住工作，「那時候就是去做，什麼都沒辦法多想！」
　在辦公室二樓角落，有一張用員工人頭照拼出的IMO商標。對達芙而言，二十年來最痛苦的事，就是要把公司由三千人裁減到三百人，「相信我，你不會想幹這個差事，」達芙苦笑，為了活下來，IMO提出提早退休方案，盡最大努力幫員工找工作，但無可避免，還是有人就此失業。
　問達芙資本主義好嗎？他陷入長考，最後嘆了口氣說，不一定。不過，東德人沒有別的選擇。達芙認為，資本主義最大的好處，就是為社會創造了彈性，有更多人可以受高等教育。「教育是我最珍惜的一點，也是對下一代最重要的資產，可惜許多人並不珍惜，」他憂心忡忡。

專訪前東德交通建設與都市事務部長帝芬澤（Wolfgang Tiefensee）：
領導人要讓人看到，改變真的發生

　身高超過一百九十公分的前交通都市計劃部長帝芬澤，是除了總理梅克爾之外，過去二十年唯一東德出身的部長級官員。念的是電機工程，父親是作曲家，帝芬澤在一九八九年那一年投身政治，原因是，「現在從政，真的可以改變一些什麼。」
　蒂芬澤最廣為人知的是擔任萊比錫市長時，拒絕梅克爾的邀約，直到卸任才入閣。他也率領萊比錫代表德國去競爭2012年奧運。在萊比錫市長任內，他引入BMW、保時捷與DHL。商界認為，他讓萊比錫走上務實而正確的軌道。
　帝芬澤說，領導人最重要的事，就是讓大家看到改變真的發生。萊比錫曾經是德國第四有錢的城市，想要回複昔日光榮是可以想見的抱負。當市長最重要的事是，一方面修復這個城市，一方面創造新工作。之前國際奧委會考慮奧運在中型城市舉辦，「我聽到斯圖嘉特想要爭取奧運，我覺得如果他們都行，那萊比錫也可以，可以趁機爭取一些資源，」後來因為奧委會決定還是要大城市，所以萊比錫沒有入圍。
　他表示，統一絕對是個成功的故事，我們已經有了很多成就，改變了很多事情。對整個德國而言，我們必須為創造穩定的工作，創造穩定的經濟與自給自足的社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