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創新 — 圖強的意志

　「咻」，王建民的伸卡球，以一四六公里的速度，飛越紐約洋基球場的天空。好球。
　王建民站定位，再次舉起手，準備投出下一球。
　每次看到王建民舉手投球，高雄人尤其與有榮焉。因為王建民握住每一球的手套，就是來自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的櫻井公司。
　就像王建民進入大聯盟，台灣的加工出口區，是台灣脫離落後經濟、與世界接軌的第一個壘包。
扭轉台灣命運

　二十一世紀初，中東王公貴族抱著油元、到世界買港口、買大樓、建造阿拉伯世界新未來。新富的中國，以流著紅色血液的鉅額外匯存底、進駐世界頂尖銀行、跳上經濟升級的特快車。
　在全球經濟快速位移的驚濤駭浪中，「國家資本主義」這個被遺忘的、充滿神祕感的名詞，再度現身。
　其實，蕞爾台灣能有今天的經濟地位、躋身全球供應鏈、築起高科技長城，也是靠「國家資本主義」。指的是國家發揮主導力量、以有限的土地與資源、換取發展的技術，讓台灣從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業化、邁向經濟現代化之路。
　其中，加工出口區是重要的轉捩點。
　倒回五○年代的台灣。當時的平均國民所得不過兩百美元，是今天的七十分之一，甚麼都缺。
　還是農業社會的台灣，沒有外匯存底、拮据得幾乎無力進口設備、物資，工業不發達、缺乏工作機會。而國民政府遷台，台灣又多了百萬人。如何養活這個新社會，是政府艱鉅的挑戰。
　一個創新的嘗試，在南台灣開始。
奇蹟從南台灣孕生

　五○年代開始疏浚的高雄港，不但深水碼頭沿著加寬的水岸一個接一個向海洋延伸，清除的淤泥，堆積出一片狹長的新生地。
　就在高雄前鎮這塊海埔新生地上，民國五十五年，設立了台灣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這也是世界第一個，」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指出，這設計是全球首創，「政府也是摸著石頭過河。」
　不論是先進的美國或是臨近的香港，當時已經有自由貿易區，貨物進出都不課稅、進行轉口貿易，工作單純。但是台灣不能照抄，因為台灣需要大量的工作機會。
　當年的財經官員李國鼎、嚴家淦，設計出結合加工業區、免稅區與自由貿易區於一體的加工出口區，而且以單一窗口，服務投資廠商。既有免稅吸引投資的優勢，又有工廠創造工作。
　這個設計看起來不過十來個字，但是它既要建工廠、又要訂免進出口稅規範、還要招募勞工，涉及經濟部、財政部、勞工局，等於把整個行政院縮小搬進加工出口區，整合難度高，甚至還要加上消防隊、警察局，防止竊盜半夜偷貨。
　這個制度的創舉，變成了台灣經濟的奇蹟、社會的創新。
　加工出口區結合投資獎勵條例等配套措施，吸引國外企業投資設廠、運用當地相對便宜的勞力製造、產品出口賺取外匯。
　「當時，歐美先進市場有七億人，亞洲四小龍加起來不過五千萬，怎麼生產都餵不飽，」陳博志分析當時的時機，讓台灣在國際分工中站對了位置，「開啟了台灣經濟的黃金時代。」不僅國家外匯迅速累積，連人民都初嚐錢的滋味。
整條路都是下班女工

　在高雄長大的加工出口管理處陳寬享副處長，至今仍記得每次跟著媽媽回到前鎮外婆家一路的景象。
　「一到傍晚，幾千輛腳踏車從加工出口區的大門湧出，」陳寬享仍忘不了那個壯觀的畫面，「整條馬路都是下班的女工。」他印象更深的，是阿姨的鞋店。
　阿姨在加工出口區旁的鞋店，雖然簡單，但是「生意好好，嘰嘰喳喳，」他記得，「進進出出都是加工區年輕的女工，忙不完。」那時候雖然陳寬享年紀小，但是覺得社會好有活力、好有希望。就是因為加工區讓大家有工作。
　政府設立加工出口區吸引投資、創造外匯、增加就業的目標，很快就達成了。成立不過四年，民國五十九年，台灣加工出口區的營業額就已經破了一億美元。到民國九十四年，加工出口區累計順差超過四百七十億美元，占全國貿易順差近二○％，每年創造的經濟活動與衍生稅收，超過一百五十億台幣。
　除了立即的外匯與就業，加工出口區更長遠的影響，是孕育出台灣的新兆元產業。
　車子才到台中潭子加工出口區門口，就看到台灣觸控面板的新明星勝華。「大家都知道潭子加工出口區是台灣的光學發源地，」許茂新分處長得意的舉例說。
跳出落後國家群

　原因，就是三十九年前，德國大廠保勝（Bosch）在潭子加工出口區設立台灣第一家光學鏡片製造廠，日本相機、鏡頭大廠佳能也同時在潭子設立第一個海外生產據點。
　國外廠商訓練員工、對協力廠商的教導與要求，成為關鍵的「技術擴散」，養成台灣鏡片加工、鍍膜、塑膠成型、甚至微型馬達的技術與人才。
　「亞洲光學、今國光學的董事長，都是佳能出來的，」許茂新細數著台灣光學三雄深受國際大廠的影響，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廠區超過八成的產值，仍是來自光學與電子。
　不過十幾年，台灣一下從落後國家群中跳了出來，迅速拉近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台灣加工出口區這把沙地淤泥、變成挖不完的黃金的偉大發明，很快聲名遠播，一度成為友邦元首、經濟學者、企業到台灣的第一行程，包括韓國、印尼、瓜地馬拉、薩爾瓦多、阿拉伯。
　「南非不但來學，甚至希望台灣團隊去幫他們開發、經營、管理加工出口區，」陳寬享得意地舉例。就連在中國大陸深圳的開發，都是挖了台灣加工出口區的老幹部，名字還訂為「出口加工區」。
　但是，台灣加工出口區真正成為另一個國家發展典範的，是在越南。
　二十年前，當時中央貿易開發公司董事長丁善理把加工出口區的概念與設計，帶進了越南。
加工區創意輸出越南

　胡志明市東南角，一片沼澤、路上是遊民，中央貿易開發建立起新順加工出口區，也是越南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台灣累積三十年的加工出口區規劃、招商、甚至單一窗口法規配套，都搬了過去。丁善理突然過世，兒子丁廣欽接手建設。
　當時丁廣欽三十歲出頭，支持他完成建設的，除了父親的規劃，還有從小從外祖父身上聽來的夢想。
　丁廣欽的外祖父，是六○年代的財政部長、行政院秘書長費驊。丁廣欽念師專附小時，下了課就過馬路到財政部等外公一起回家。
　「外公每天都用麻繩、綑一大落公文，拎回家，」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丁廣欽張開雙臂比畫著說，印象特別深。
　晚飯桌上，外公與爸爸總是在討論經濟發展。丁廣欽年紀小，當然聽不懂、記不得。丁廣欽有印象的是，那種期盼國家富強的抱負、企圖，可以改變命運。
　隔了近半世紀，這種企圖飄洋過海再次開花結果，而且站在台灣經驗上，還可以長得更快、更好。
　「會展中心去年就建好了，已經辦了十五次展，」丁廣欽翻了又翻接著建設的富美興社區在越南的新發展，「這裡有一千個房間的旅館、這是三十層樓的國際會議中心。就像台北的世貿。」
　加工出口區早已完成，丁廣欽不但把台灣八○年代、引進國際買家的會展規劃接上去，比台灣的加工出口區更完整。他甚至還請過去北一女校長丁亞雯去辦中學。有了工業基礎，人民的教育水準是下一步發展的關鍵。
　現在，從台灣經驗發展出的富美興，已經是越南第一個模範都市，連李光耀一年來都去參觀了兩次。
　台灣下一個更讓世界矚目的成績，就是高科技產業。
　除了新竹科學園區外，很少人知道：台灣科技業能發展起來、甚至成為世界的投資標的，得力於政府打開的資金管道。
　雖然加工出口區為台灣賺進了第一桶金，但是社會的資金不充沛、籌資管道更少。
　當時雖有銀行，但銀行只提供短期借款、只滿足企業一部份需求。企業成長要建新廠房、添購機器設備，需要的是長期資金。有些大企業直接向美國開發基金申請貸款，但畢竟是鳳毛麟角。真正碰到難題的是中小企業，需求資金若渴、又缺乏抵押品、請不起會計。
　政府發覺了這個需求。在五、六○年代，成立了中華開發與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打開產業長期資金的新源頭。
　嚴家淦、尹仲容與楊繼曾與美方共同成立研議小組，運用美國開發基金，再加上台灣銀行、交通銀行、上海商銀的資金，成立中華開發，放在民間，免除官方預算與限制。
　「中華開發就是提供中小企業中長期貸款、股本融資，」七○年代加入中華開發、曾擔任開發工銀總經理的匯宏顧問董事長楊子江指出，中華開發的工作，大不同於一般銀行放款，找的人是要懂產業、技術、財務分析的人。這又是全新的經驗。一開始世界銀行還曾派人協助。
　現在流行的主權基金，是跨國取得關鍵資源或技術。而當時政府是要中華開發扶植台灣產業，那是當時台灣社會所缺乏的成長資源。
　「我們就是助人興業，」楊子江記得當時大家很清楚中華開發的使命，「不佔大股、不涉入經營。但是可以一次長期投資很多家公司，把賺了的錢再投下去，把整個產業養起來。」
　在今天看來，仍然非常成功的例子，是宏碁。
宏碁開啟外資信心

　民國七十六年，宏碁計劃上市，希望引入外資、打開國際知名度。
　「但是價格一直談不成，」當時財務長彭錦彬記得。因為當時資訊產業不成熟、台灣也沒有其他上市的電子公司價格可供參考，「外資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合理價位。」
　「直到中華開發先投資了幾億，」彭錦彬不記得確實數字、卻清楚記得那是重要的轉折點，「外資就願意跟著投資。」一方面是中華開發有政府的資金，讓外資覺得靠得住，一方面是中華開發自己的資金都放進來，讓外資對評估與前景比較有信心。
　外資跟著宏碁賺到了錢，也就對台灣的科技產業愈來愈有興趣。
　而從宏碁繁衍出來做面板的達碁、做半導體的德碁等，「每一家都是全新的嘗試、無前例可循，」彭錦彬指出，也都是靠中華開發願意率先投資，「才能水到渠成。」
　「自己有投資機構很重要，」彭錦彬指出，當年如果都靠外資，後來辛苦賺來的錢也就被外國賺走了，「更慘的是，如果外資不支持，自己的產業就發展不起來了。」
　中華開發投資台灣高科技出了名，「亞洲其他國家、連新加坡淡馬錫都來學習如何投資高科技產業，」楊子江得意地說。
　中華開發也因高科技的起飛，快速富裕。在東南亞金融風暴的時候，甚至還有餘力、幫泰國銀行TISCO紓困，成為泰國第一家完成增資的銀行，泰國財政部還特別發文感謝。
　只要涉及金錢，就會出現道德風險。中華開發的高投資收益、成為眾人覬覦的肥肉。金融改革、政治改朝換代中，開發金被辜家掌控、急速殞落。台灣失去了一個指標性的資金來源，產業金融出現斷鏈，是社會的損失。
　同樣負有扶持產業使命的，還有行政院之下的國家發展基金，掌控的資金規模更大，極力避免落入同樣的命運。
　近三年，國發基金副執行秘書何俊輝帶領團隊、建立影響未來三十年的國家投資基礎工程。
　國發基金整理過去投資的成敗經驗，訂定投資策略與規則。「國發基金只投資大案子，」何俊輝指出，「要與正直的法人合作投資，而且法人佔的比例要比國發基金大，」用制度避免政治力量介入，否則，「每天都有人來關說。」
　更重要的是，何俊輝建立起完整網路架構，投資訊息、流程、收益一切都放入資訊系統。
發展的意志　成就今天

　「國發基金要做的就是資金平台，完全透明化，」何俊輝指出，任何一個新人進入，只要一點訓練，要找投資案、做表格給監察院，都只要敲幾個電腦按鍵就完成了，投資經驗也得以傳承。
　這透明、制度化的做事方式，「就會變成國發基金的文化，」何俊輝相信，「這基礎建設將會成為國發基金最大的資產。」
　站在今天的座標，更能看清楚過去的價值。
　「絕對不能忽略的，是當時發展的意志，」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瞿宛文指出，那時財經事務推動者，「跟現在財經官僚不同，是以實業救國的儒官。他們不是為了發展而發展，而是為了救亡圖存、趕上西方而發展。他們永遠戒慎恐懼，心裡永遠想著未來二十年。」
　企圖與意志，就決定了力量。
　面對眼前新挑戰，台灣正思考如何再度燃起影響未來二十年的大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