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的勇氣 — 關鍵時刻，誰來勇敢決斷？

　這是個意義不凡的五月，國際舞台上，英法兩大世界強權的最高領導人同時交棒。
　五月十日，回到政治生涯的起點、英格蘭東北部的塞奇菲爾德，在支持者的掌聲中，英國首相布萊爾宣布了即將下台消息。
　「為這個國家服務是我的榮幸，」十幾分鐘演說的最後，布萊爾真情流露，「當我成功的時候，我要感謝英國人民；當我未能滿足你們的要求時，我要說一聲對不起。」
　五月十五日，巴黎香舍麗榭宮油綠的草地前，七十四歲的法國總統席哈克站在法國國旗與歐盟星旗旁，感性發表電視告別演說。
　「永遠保持團結，」他由衷呼籲，「一個國家就像一個家庭。這種團結大家的連結，正是我們最寶貴的資產。」
　執政十年，布萊爾被《金融時報》形容為「他這一代最傑出的政治家」，思維敏捷、魅力超群、性格堅韌。在他的領導下，英國經歷了連續十年的經濟成長榮景。但輝煌的政績，卻因為伊拉克戰爭而嚴重玷污。
　在位十二年，席哈克統治下的法國搖搖欲墜，失業率高、經濟停滯、移民與社會福利問題惡化。儘管政績不佳，外號「推土機」的席哈克因為挺身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得到不少民意與國際輿論的肯定。決斷的勇氣

　同樣一個伊拉克問題，正反兩種立場，竟為兩位叱吒風雲的國家領導人，帶來如此毀譽不同的評價。是什麼因素造成了其中的差別？
　如果引用美國史學家貝希洛斯（Michael Beschloss）的說法，最大的癥結，往往就在於有沒有「勇氣」──關鍵時刻，領導人的勇敢決斷。以歷史為師

　思索未來，應該多以歷史為師。貝希洛斯在五月剛出版的新書《總統的勇氣》（Presidential Courage），也許可以為候選人與選民，提供適時而有意義的參考。
　貝希洛斯以研究美國歷任總統而聞名，寫過多本以美國總統為主題的暢銷書，也因為經常受邀上美國公共電視（ＰＢＳ）、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的節目而變成史學名嘴。
　新書的標題「總統的勇氣」，指的是願意挺身面對重要問題，為了更遠大的目標，不惜將一己的聲望、前途甚至性命付諸一搏的勇敢與智慧。
　依照這樣的定義，全書描寫美國從一七八九～一九八九年的兩百年之間，最偉大的九位總統，如何在美國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做出最勇敢、最具爭議的決定，因而戲劇性改寫了美國的未來，使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你以為美國所有的總統都跟現代政客一樣，眼裡只有民調、焦點團體訪談與募款，整天追逐人氣嗎？」貝希洛斯質問。事實上，美國歷史每當走到關鍵時刻，都是靠著一位能夠展現「總統勇氣」的最高首長，帶領國家安度危機，邁向未來。他們都想變成杜魯門

　書中的典範之一，是杜魯門。
　《新聞週刊》美國版最近就以貝希洛斯的新書為依據，做了一個封面故事「徵求：新的杜魯門總統」，報導美國的總統初選掀起了一股杜魯門熱潮，幾個領先的候選人不約而同都把杜魯門掛在嘴上。
　希拉蕊搬出杜魯門的名言The buck stops here（責任到此為止，一切由我來承擔）為受傷退役軍人的福利發聲；歐巴瑪贊揚杜魯門是第一個大膽提倡全民醫療保險的政治人物；共和黨的朱利安尼則推崇杜魯門圍堵蘇聯有功。
　一九五三年杜魯門卸任時，很多人巴不得這個史上最不受歡迎（支持度只剩下二二％，比布希還低）的總統趕快走人。然而在往後的歲月裡，他的歷史定位愈來愈高。大家開始懷念他的坦率負責，更欽佩他有勇氣做出困難但影響深遠的決斷。
　貝希洛斯用了一整章的篇幅，生動描述杜魯門當年如何在壓力與掙扎下，決定支持以色列建國的經過。當時，從猶太復國主義者、反猶太復國主義者、想要吸收猶太選票的民主黨政客、不想觸怒阿拉伯人的外交官僚，各方勢力包圍在他身旁施壓較勁。反對的聲浪愈來愈高，連功勳彪炳的國務卿馬歇爾都放話，「你要是承認它，我一定反對你。」
　杜魯門雖然也不想把美國拖下水，卻也有同情猶太人的一面。貝希洛斯引用新的資料來源指出，杜魯門小時候的隔壁鄰居，就是鎮上唯一的猶太家庭，他經常跑去玩耍，建立了對猶太人的熟悉感。他熟讀聖經故事，也對被納粹屠殺的歐洲猶太人深表同情。矛盾的是，杜魯門後來娶了一個不喜歡猶太人的老婆，根本不准他帶猶太人回家。為國家做正確的事

　面對種種壓力，杜魯門幾乎快要放棄。最後一刻，出於人道的悲憫，他決定放手一搏。他告訴自己，所有總統抉擇的終極考驗，「不是這個決定在當時是否受歡迎，而是決定是否正確……，如果是正確的，就去做，受不受歡迎，日後自然會看得出來。」
　貝希洛斯大量引用了許多最近解密的文件，包括總統私人日誌、筆記與橢圓辦公室的機密錄音檔案，還參考幾位總統卸任後的媒體專訪錄音帶。從這些資料中，他發現，就像杜魯門，美國最成功的幾位總統都具備了勇氣與智慧的特質。
　「但他們都不是完美無缺的聖人，」書中的主角們都是性情焦慮、自我保護、充滿痛苦的政治人物，極度不想鋌而走險。讓我們為了原則而下台

　甘迺迪在一九六○年競選總統時，承諾要提倡黑人民權，但當選之後卻毫無動作。他為了連任，不想因此失去南方白人的選票，所以整整兩年半，不敢把民權法案送入國會。火大的金恩博士開始到處施壓，一九六三年春，阿拉巴馬州伯明罕發生暴動，甘迺迪面臨了抉擇：繼續無動於衷，討好白人選民，還是不再逃避，勇敢做出改革，讓人民不分種族一律平權？
　最後，正義感戰勝了選票，他終於把百年來規模最龐大的民權法案，送進了國會。後來，他忍不住抱怨，「這真的會毀了我，會讓我輸掉連任的機會。」但接著，甘迺迪對他弟弟說，「如果我們會因此下台，就讓我們為了原則而下台吧。」
　另個有趣的例子是雷根。剛就任的雷根，採取與蘇聯直接對抗的強硬路線，甚至公開把蘇聯稱為「邪惡帝國」。然而，連任成功的雷根卻在一九八六年語出驚人，「我認為戈巴契夫有誠意要追求和平，我會開始跟他合作。」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轉變？貝希洛斯說，最新解密的雷根私人日記，透露了原因。
　遇刺重生後的雷根寫道：「刺殺行動讓我有所領悟，上帝賜我不死，是為了一個目的，我在人間必然有任務，或許那任務就是要為世界帶來和平，也就是要設法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廢除核武。」從這一刻起，雷根開始思考：「我該怎麼做？」
　《新聞週刊》分析，美國人渴望看見像杜魯門這樣的政治人物出現，一個說實話、不推諉的總統；希望他們的總統展現勇氣，不惜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也要堅持為國家做正確的事。
　問題在於，當政治人物還只是候選人的時候，很難斷定哪個人會這麼勇敢──必須等到他當上了總統，但那時也已經太晚了。
　所以選民們要想清楚，貝希洛斯提醒。過去選總統，靠的是黨派大老的判斷。
　但到了今天，就得靠選民自己判斷，某個候選人當選後，能不能在關鍵時刻，像他的幾位前任那樣，挺身力抗政治壓力。
　他指出，即使我們無法預測一個人在當上總統以後，會有怎樣的作為，還是有線索可以分辨：候選人有沒有比追求總統大位更重要的人生價值或目標？
　例如，候選人是否堅持某種比政治更重要的深厚信仰。它可能是宗教信仰：傑克遜總統每晚勤讀《聖經》，常常讀到淚流滿面。林肯同樣努力要尋找「上帝的目的」。
　或者是堅定的哲學信仰。小羅斯福愛做總統，但他更愛捍衛自由。雷根寧願讓支持者罵他「傻子」也要告訴全世界，戈巴契夫是愛好和平的人。華盛頓的禮物

　撫昔追今，貝希洛斯指出，美國的憲法並未規定，人民必須選出一位有總統勇氣的領袖，但是「華盛頓建立了人民對於總統勇氣的期待。」
　他與英國訂下和平條約，被各界認為喪權辱國，有人甚至威脅要暗殺他。即使在自己的地盤維州，當初力挺他的老革命派也怒喊，「一槍處死華盛頓將軍！」
　一七九七年，華盛頓在前所未有的公眾輕蔑中，卸任退休，兩年之後辭世。但他深知，自己任內的一切作為，必將成為後世總統們的榜樣。他寄望自己為和平條約的勇敢辯護，能讓所有繼任者領悟，領導人千萬「不要害怕」（Don’t be afraid）。
　「這是美國所能得到的，最偉大的禮物，」貝希洛斯肅然歸結。美國歷屆總統
◎華盛頓

　任期：1789～1797
　面對獨立戰爭後的美英緊張關係，不顧被暗殺的威脅，派人與英國談判，簽訂和平條約。◎亞當斯

　任期：1797～1801
　對抗黨內強大壓力，透過外交努力，和法國達成妥協，避免戰爭爆發。◎傑克遜

　任期：1829～1837
　以違憲又腐敗為由，否決合眾國銀行（央行）的聯邦特許經營權延期。◎林肯

　任期：1861～1865
　無視連任的選票壓力，寧願不做總統，也要做對的事－－解放黑奴。◎老羅斯福

　任期：1901～1909
　對抗摩根等華爾街金融財團壟斷勢力。◎小羅斯福

　任期：1933～1945
　面對國內一片孤立主義聲浪，堅持美國要整軍備戰，對抗希特勒勢力崛起。◎杜魯門

　任期：1945～1953
　力排眾議，承認以色列建國。◎甘迺迪

　任期：1961～1963
　推動民權法案，勇敢作出改革，讓人民不分種族，一律平權。◎雷根

　任期：1981～1989
　與戈巴契夫合作，改善美蘇關係，結束冷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