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　非做「金融中心」不可 — 國家領軍的產業政策

　當全球正為韓國在製造、影視娛樂產業上的成就鼓掌時，四月中，韓國政府突然宣稱：未來，韓國要成為東北亞的金融中心。
　「我們希望韓國金融服務業，成為支援東北亞各國企業成長的基柱，首爾成為東北亞的金融中心，」財政經濟部次官權泰申，在首爾與《金融時報》舉辦的「金融中心高峰會」中說，「這是韓國政府目前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在韓國建立金融中心（financial hub），我們一定要成功。」
　台下外商金融業者紛紛撇嘴，外商荷銀的代表，甚至不客氣地當面向次官嗆聲，「韓國憑什麼跟香港、新加坡、上海競爭？」
　他們問得合理，要把韓國建成亞洲，即便是東北亞的金融中心，此時此地，真是匪夷所思。
　因為，「金融中心高峰會議」召開前一天，韓國新聞界突然大爆韓國外換銀行九七年故意低報銀行資本適足率，廉價將銀行賣給「禿鷹」龍星基金。當時的銀行負責人並收取鉅額回扣。
　第二天，韓國第二大家族集團現代會長鄭夢九，花千億韓圜賄賂官員、換取商業利益的新聞，接著爆發。
　兩個爆炸性的企業治理醜聞，不僅質疑韓國成為金融中心的監管能力，更幾乎一筆抹煞韓國是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後，「最快」復原的模範生地位。
　韓國企業治理大師、高麗大學商學院院長張夏成，一路領著韓國散戶挑戰大財團，雙手插在胸前不耐地說，「要成為金融中心，九九％的資產是信任，但韓國到今天，無論是銀行、企業，醜聞還是層出不窮，報紙每天頭條都是醜聞。要做金融中心？連我都不信任他們（企業、政府）。」
　但是，韓國政府卻堅持非做不可。為什麼非做不可？

　理由，財政經濟部次官權泰申說得很清楚，「中國經濟快速崛起，我們必須跟中國經濟有所區隔，而金融產業所提供的服務，有很高的科技、知識內涵，是服務業裡最重要的產業之一。」
　也就是說，儘管看來不可能，但面對中國強力的競爭，韓國政府決定要往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提升。
　面對中國，韓國政府與民間的焦慮，很明顯。
　「中國快速崛起，對韓國是機會也是威脅。但長期看來，威脅還是很大的，」《十年後的韓國》一書作者，韓國財經暢銷作家孔柄淏，旅途中在首爾的金浦機場接受《天下》採訪指出，因為韓國的主要產業：鋼鐵、汽車、造船與電子，都是用規模競爭的資本密集產業。韓國企業大量投入產能後，若是不能跟中國大陸的「規模」競爭，退場機制很困難。政府拚經濟的下一步

　憂心自己製造業優勢的韓國人，決定往服務業發展。政府大膽提出金融中心的產業政策。
　八○年代擔任韓國發展研究院（ＫＤＩ）總裁，九○年進入發展資訊電子業成立的財團法人任執行長，韓國產業政策老兵金基桓，二○○一年（台灣放棄「亞太營運中心」同年）開始思考韓國的下一步在哪裡。
　他跟今年全球最賺錢的投資銀行高盛連線，成立了「首爾金融論壇」（Seoul Financial Forum，ＳＦＦ），希望建立首爾為東北亞的金融中心。並連續五年不斷說服金大中、盧武鉉兩任總統，終於在去年，推出金融中心策略計劃。
　在首爾文化博物館旁，睥睨俯瞰皇宮的高盛銀行大樓裡，金基桓開宗明義就說明韓國為什麼非做金融中心不可，「當中國崛起之後，中國的低工資，快速學習到的製造技術，如果韓國要繼續成長的話，就需要趕緊往新的領域去，金融服務是其中很關鍵的一項。」
　顯然，韓國各界領導人對這個建議的「緊迫性」有共識。二○○二年十一月，ＳＦＦ提出第一份金融中心的策略報告，金大中總統就接受了這個建議。
　三個月後，盧武鉉當選總統，ＳＦＦ馬上進「藍屋」（韓國總統府）跟新總統的「交接小組」報告，說服發展金融中心對韓國的緊迫性。三個月後，盧武鉉決定將金融中心當成他拚經濟的重點政策，ＳＦＦ主席金基桓受聘總統經濟顧問。去年六月，總統帶著經濟官員開會，通過金融中心計劃書。
　為什麼兩任政治理念完全不同的總統，願意為同一個政策負責？為什麼政權的轉換，沒有打斷專業官員的策略規劃？政權轉移，政策繼續

　高盛證券董事總經理兼亞洲經濟研究部首席主管金瑄培，認為是韓國領導人對韓國經濟處境的現實感。
　「金大中多左派啊，他非常支持工會、社會主義。但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卻讓他體認，非用市場力量解決不可。我們必須開放市場，否則就無法生存了，」他說這種危機感、現實感，讓國家領導人放下個人意識型態，「早十年沒人會相信（金大中會同意金融中心策略），但金大中了解必須改革。」
　而盧武鉉新政府上台，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讓韓國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但馬上有人提出，要成為亞洲營運中心、研發中心，若沒有錢，這些事都不可能辦到，因此需要先建金融中心。
　去年六月通過金融中心策略規劃後，原先就是ＳＦＦ會員的副總理兼財政經濟部長韓德洙，也直接進總統府「向總統保證，只要他在位一天，就要確保韓國能發展成為金融中心，」金基桓自信地笑著指出，連行政單位都已有金融中心的「死忠派」進駐。
　至少韓國國家領導人，對專業官僚提出的發展策略，有一致的尊重。
　四月《金融時報》舉辦的「金融中心高峰會」，開場致詞就是即將跟盧武鉉競選下任韓國總統的首爾市長李明博。他信心滿滿承諾，「我們一定要用首爾最優秀的條件，吸引世界一流金融機構，讓首爾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民主國家仍需產業政策

　政府一頭熱，但民間對「金融中心」這種高來高去、虛擬遙遠的國家經濟政策，卻一點熱度也沒有。
　反而，每天新聞中，企業、政府貪腐的故事，不斷提到金融危機時，韓國銀行、企業被凶猛的私募基金（龍星基金等）大量低價收購股權，讓韓國成為全球私募基金最大市場，事後又高價賣出而大筆獲利。韓國人民對「金融中心」的想像，就是外國人又來賺韓國人的錢了，因此對這個政策反感。
　到底在今天的民主化社會中，政府提出的「產業政策」還有沒有效？
　韓國投資人民主運動發起人、高麗大學商學院院長張夏成認為，民主時代的產業政策，雖然跟傳統由政府指定產業、直接投資、直接貸款的產業政策不同，但國家仍然需要有產業政策，是建設適合某種產業發展、公平、公開競爭的產業政策（例如符合國際標準、慣例的會計、法律、勞工制度）。
　「然而企業界仍習慣性地要求政府該有傳統的產業政策，但情境已經不同了，政府不僅不能如以往設立鋼鐵廠，也不能補助企業設立半導體工廠了，」張夏成望著高麗大學國際化的校園說。
　面對中國，韓國政府緊急提出拚經濟的下一波產業政策——亞太營運中心之「金融中心」，卻是台灣六年前放棄的產業政策。
　並不知道台灣總統府剛宣布解散總統府經濟顧問小組，韓國總統經濟顧問金基桓在結束採訪時，對台灣亞太營運中心計劃被停止，充滿關切。
　道別時，他用緩慢、疲倦的聲音說，「你們得有耐心，必須有耐心去推動，不可能一蹴可及，要不斷去溝通你的信念。」金基桓（首爾金融論壇主席）
韓國的下一步，在金融家手中

　金基桓是現任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ＰＥＣＣ）主席、韓國總統經濟顧問。他領導的「首爾金融論壇」一步步說服兩任總統，要在韓國建立東北亞金融中心。
　　　　　　
　問：為什麼韓國非做金融中心不可？
　答：韓國跟台灣，過去四十年都成功地締造了快速的經濟成長，兩國也同時在製造業上搶到很強的全球地位。但近幾年，我們愈來愈覺得不可能只靠這個優勢，特別當中國崛起之後。如果韓國要繼續成長的話，就需趕緊往新的領域去，金融服務是其中很關鍵的一項。
　以往政府決定經濟發展方向時，錢在政府手裡，但市場經濟中，韓國下一步要往哪投資的關鍵決定，掌握在銀行家手中。因此需要好的金融機構，來做好的選擇。資本市場已悄悄萌芽

　問：韓國可以做到嗎？
　答：當然。我們的人力教育程度很高，韓國大學畢業生已經佔我們勞動力的三分之一，比例也一直上升中。而且韓國十個高中畢業生，九個都會上大學，這大概是全球最高的比例，稍可比擬的是以色列，但也只有七成。
　另外，我們也發現，韓國資本市場已經悄悄地發芽，特別在金融衍生性商品上。私募資金在韓國的成長也很驚人，韓國私募基金規模在亞洲是最大的。
　問：金融中心的政策方向是上個政府提出的，新政府上任又決定繼承上任的政策，為什麼沒有因政權轉移，而政策斷裂？
　答：我們的確在上任總統（金大中）任內就提出這個想法，但盧總統（盧武鉉）二○○二年一月上任後，我們馬上就跟他的幕僚（所謂過渡團隊）接觸，他們都是年輕的政客，雖然有些人是生平第一次聽到這種建議，但同年底，他們就結合了總統府的重要閣員，把這個政策、策略拿到手中去實現了。
　問：為什麼不排斥上個政府的想法？
　答：事實上，金大中最後任期的幾年內，覺得韓國有必要成為金融中心，但當時還停留在談的階段，並沒有進入執行。新政府上任時，我們還蠻緊張到底他們會不會繼續推動我們的建議，結果我們竟然說服他們了。現在盧總統覺得這是他想出來的策略，（笑）我覺得一點關係都沒有，因為唯有他覺得這是他的想法，他才會很努力去推動。
　問：金融中心要成功，你最大的憂慮為何？
　答：這是個民主社會，利益團體都想保持原有的利益，其中之一就是律師，因為財務交易需要很多法律服務，但我們律師業還沒開放給外商，而本國律師也是很有權力的一批人。
　另外雖然我們成功說服了政府，但人民對這個議題不了解，大部份人民只覺得讓那麼多外國人進來，賺那麼多錢，感覺很不好，因此還需要我們繼續溝通。我們未來更要說服民意代表，他們通常不專業，且一心一意要去順應民情，是我們要花很多時間說服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