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喝玩樂賺大錢 — 借鏡西班牙

「舉世滔滔，為名利奔忙，以為找到錢就找到快樂。他們不相信快樂需要錢做媒介，直接了當在日常小事裡吸取人生樂趣。」——徐鍾珮《追憶西班牙》

　踏進在西班牙馬德里帕蒂亞大街十七號六樓，安靜的辦公室，頓時會忘記外面車水馬龍。製造高速鐵路車廂（可以隨軌道尺寸寬窄而換軌）的卡夫公司（CAF），四十六歲的總經理康士羅滿懷自信地說：「很多公司會做鐵路車廂，但是沒有公司能做這種可換軌車廂。」
　在灑滿陽光的地中海旁的雅致陶瓷（Lladro）公司，三兄弟合夥，經過近半世紀的努力，將西班牙傳統陶瓷業現代化與藝術化，行銷到全世界，至今已達五億美元規模。董事大衛指著或坐或臥的少女人體，或各種動物雕塑品說：「他們不只是商品，我們工作人員給了他們靈魂和生命。」
　再往南走，陽光愈烈。馬拉戈科學園區，營業額只有我國新竹科學園區的十分之一，世界科學園區組織總部卻定居在此。三年前，管理局長荷西帶著兩位隨行，在北京舉行的世界科學園區總部會議，一一說服一百多位代表投票給馬拉戈做總部基地，三天會議中幾乎沒有睡覺。「我們愈是小，才愈要讓別人知道，」他忍不住興奮地說。
　走一遭西班牙，常會發現這樣的公司和領導人。十年來，西班牙在國際眼中是新起之星，平均每年經濟成長率都達四％，高於歐盟鄰國，已經在歐盟十五國裡，躍居第五大經濟體，成為世界第十大經濟體。
　雖然只有四千萬人，遠少於德法等國，但他們有大國的抱負和行動。兩年前，西班牙主辦中東和平會議，因為了解回教傳統（西班牙曾為回教統治過七百年）的西班牙是中東各國最信任的西方國家。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納主辦奧林匹克世運會，把巴塞隆納的高第式建築與達利美術館帶到世人前面。

豪情萬丈 站上世界舞台

　雖然不是地處歐洲樞紐，但西班牙馬德里正在豪情萬丈地規劃新機場，一年將可容納七千萬人次進出，希望成為拉丁美洲進入歐洲的門戶，與世界第二大德國法蘭克福機場並駕齊驅。「他們總有一天會追上英美等國，」在西班牙開電子公司的張平怡說。
　我國駐西班牙代表處前處長歐鴻鍊觀看歷史走向，認為過去兩百年，是英美代表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的國家出頭，現在則是中國大陸出頭。再來，就要輪到物富民豐的拉丁美洲出頭，同文同種的西班牙將居重要地位。
　西班牙語在國際日形重要，全世界說西班牙語的人約十億。如果會說英文、中文、西班牙語，將可與世界四分之三的人溝通。美國很多地方已將西班牙文列為第二官方語言。在最近舉行的《Fortune》企業高峰會議中，很多經濟專家看好拉丁美洲，認為他們是下一波促進世界經濟成長的引擎，與俄羅斯、東歐與中國大陸同列新興市場，「台灣應該有計劃培養西班牙語系人才，以打進中南美洲市場，」去年底調任駐瓜地馬拉大使的歐鴻鍊說。

民主轉型較順利

　台灣和西班牙雖然相距遠，但兩國發展之途有如姊妹國。西班牙二○○一年平均國民所得一萬四千美元（但根據《經濟學人》預估，二○○三年可達一萬八千美元），相當於我國二○○○年國民所得。兩國在一九七○年代末，也分別走上民主化之路。在此之前四十年，西班牙有佛朗哥元首獨裁，台灣有蔣中正總統強人專政。但二十多年發展以來，西班牙仍然欣欣向榮，大部份人民樂觀開朗，而台灣似乎失去往日的鬥志和風華，渦旋在政黨鬥爭和省籍情結中。
　深入探討，西班牙經濟發展背後最重要動力，來自穩定的民主轉型。不像在亞洲，一有政黨輪替，即醜聞頻傳，造成社會不安、經濟倒退，如台灣、印尼、菲律賓。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甚至稱這些亞洲國家「小丑治國」，認為徒具民主形式而無實質，政黨缺乏政治紀律，法治癱瘓，民主素養不是一蹴可幾。
　但是西班牙已經過兩次政黨輪替，民眾黨（Populist Party）公元兩千年二度執政，國會裡由兩大政黨（反對黨為社會黨）互相制衡。
　雖然民主，卻不混亂，更不會癱瘓。根據IMD世界競爭力報告，西班牙政府對政策走向的共識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新加坡（台灣為三十五名）；政治安定居世界第十（台灣排四十一名）。英國《經濟學人》也製作特刊，稱讚「他們民主走得踏實而堅穩」。
　也許西班牙人民不喜歡政治鬥爭（寧願看足球、聊天），也許西班牙比台灣更早開始民主化，西班牙人民民主素養較高。但是引導西班牙政治順利轉型卻是一連串從專權者手上接任的領導人，他們有的無私，有的善於審時度勢。「你只能說，他們國運很好，」一位久居西班牙的台灣人士帶點感慨。
　例如佛朗哥指定的繼承人，現任國王卡洛斯，和我國前總統李登輝從蔣經國手中接棒幾乎同出一轍。由於氣度和見識，本可專權的卡洛斯在佛朗哥死後，卻馬上任命新總理，促成自由選舉，產生新憲法，確立自己為虛位元首。至今每天還到馬德里皇宮上班的他，多為接見賓客，接受駐西班牙大使呈遞國書，立下不干政傳統。
　雖然沒有實權，民眾對這位六十三歲的國王依然尊敬，很多私人企業會議室掛著他的照片，報上絕少皇室八卦。閱兵大典裡，他代表西班牙人民檢閱升旗，「他幽默、沒有架子、有著西班牙的國民性，是西班牙團結的象徵，」國家傳統財產管理委員會主任藍基羅說。
　正因為他不干政，使卡洛斯在關鍵時候更能一言九鼎，隻手挽救國家危機。一九八一年，三百多位軍人衝入國會，企圖發動政變，一時街上軍人荷槍實彈，風聲鶴唳。國王卡洛斯出現在電視上，命令叛軍放下武器，退出國會。六小時後，軍官退出國會，政變結束。「從此西班牙各黨各派手連手、心連心，為民主運動而共襄盛舉，」大衛恩格爾在《知性之旅︱︱西班牙》裡寫著。
　其實，綽號「國中之國」的西班牙，要達到和諧社會本來比台灣還難。他們族裔比台灣複雜，語言文化各異。例如北部的巴斯克族，語言文化已在世界失傳（《經濟學人》說，令人懷疑是從火星來的），族群也十分特殊（此巴斯克激進組織主張以暴力取得獨立）。巴塞隆納所在地加太隆尼亞自治區，長久與法德貿易來往，認同西歐，更甚於認同首都馬德里；南部又有回教和猶太教居民。但政治人物絕少挑撥族裔和省籍。選舉時，候選人辯論都集中在經濟與教育政策，更不會對對手人身攻擊，「我們有共同目標，就是要國家發展，」前經濟部長波爾斯說：「只有理念不同，做法不同。」
　自從一九八○年民主化後，西班牙以寬容的制度及做法，使族裔和平共處，更進而將多種族裔化為西班牙資產及競爭力來源。例如廢除中央集權，全國有十七個自治區，自治區稅收、教育、經濟發展都能高度自主，甚至區裡的皇宮等歷史遺物，都由地方政府維護管理。西班牙內閣裡，各族裔及各自治區裡都有代表。
　西班牙公主夫婿是巴斯克人足球明星。皇后蘇菲亞欣然將女兒送到北部的巴斯克完婚。「西班牙已達到政治上新的成熟度，」總理艾斯納說：「左右極端都已不存在。」
　一九八○年代末期，西班牙加入歐洲共同市場，開始融入大歐洲，走上繁榮之路。經過兩次政黨輪替，民眾黨一九九六年執政，四十三歲的總理艾斯納率領一批年輕班底，走中間路線，與英國首相布萊爾同樣信仰第三條路，兼顧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例如為促進西班牙經濟活絡發展，必須去除多重勞工保障，以減輕雇主負擔，更必須鼓勵創新。
　去年他通過法案，減輕雇主解雇勞工時須付的賠償金額，也不再強迫雇主與勞工簽訂終身契約。
　在他任內，西班牙每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都達四％。二○○一年，台灣經濟成長率衰退二％，西班牙卻成長至三．五％，失業率更從二○％降到二○○二年的九％。「四百年後，他們重新能在世界上抬起頭來，」《經濟學人》在二○○○年西班牙專刊中稱讚。
　政治及文化上寬容，卻意外在經濟上開花結果。例如容許各自治區發展自己特色，使西班牙經濟發展多元而平衡，例如南部有農業（橄欖油產量世界第一），北部有工業、航太業和高科技業。「各區域發展重點不同，可以避免互相殘殺，」大前研一在《中國，出租中》寫著。

觀光創奇蹟

　鼓勵各種文化並存，使西班牙文化遺跡特多，基督教、回教、猶太教教堂和宮殿羅布。吉普賽人跳出生命滄桑和活力的佛朗明哥舞，每年吸引七千七百萬人次造訪，將西班牙拱上世界第二大觀光國，僅次於法國。觀光及相關產業收入幾達九二○億美元，相當於台幣三兆一千億台幣，等於台灣《天下雜誌》五百大服務業總營業額，更高於《天下雜誌》一千大裡三大明星產業（電子、資訊、半導體）的總產值。
　和我國蒼白著臉，加班趕工，擔憂「過勞死」的工程師及管理階層相比，「他們只要吃吃喝喝就能賺這麼多錢，不可思議，」台北駐西班牙經文處新聞局組長劉培說。
　西班牙文化創意更挽救傳統產業於狂瀾。例如強調舒適、自在、悠閒的西班牙設計，正趕上世界渴求解放壓力的潮流，繼義大利設計成為世界新焦點。
　休閒鞋Camper廣為年輕人喜愛，短短五年就發展成世界名牌，營業額已達五億美元。年輕人喜歡它的大膽色彩及設計，如鮮綠、鮮黃；有時兩隻鞋看起來是不同圖案，但合在一起卻是一幅延續的圖案。台北安和路上的Camper專賣店裡，一隻鞋上繡著「針」，另一隻繡著「線」，合起來就變成叫「針線情」的鞋子。
　「我們比不過米蘭、紐約、巴黎，就必須發展我們自己特色，」全國創新研究協會主管設計的主任梅芭黛說。
　因為能用特色競爭，使得西班牙人民不必辛勞加班，趕完工期限。例如卡夫花費三年，集上百人研究出可以隨軌道尺寸變化的高鐵車廂，使卡夫立於不敗之地。
　和我國企業家超時工作不同，「我不必加班，」總經理康士羅氣定神閒地說：「除非有緊急情況，我照常休假。」Camper台灣代理商馮亞敏說，總公司雖然重視業績，但更重視她了解Camper的特性和哲學，與消費者做心靈溝通。
　雖然西班牙國民所得只居中間，但西班牙人民更重視生活品質。下班後打網球、游泳、與朋友家人聚會，晚間舉家在大街上散步。根據IMD報告統計，西班牙人民認同自己生活品質的程度高居世界第十五名，遠高於台灣，更高於國民所得比西班牙高一半的日本。連問起十二歲的小女孩將來選擇職業時，最重要考慮點是什麼。「生活品質，」她斬釘截鐵地答道。「舉世滔滔，為名利奔忙，以為找到錢就找到快樂，」多年前居住西班牙的作家徐鍾珮寫道：「他們不相信快樂需要錢做媒介，直接了當在日常小事裡吸取人生樂趣。」
　劉培說，西班牙外交官都不願派往國外，也很少人願意移民。相反地，根據一項英國所做的研究指出，英國人最想退休的地方卻是西班牙。西班牙這種價值觀，已在西方世界引起反思。《過勞的美國人》一書中，作者史柯發現美國人與二十年前相比，平均每年多工作一個月，每週多工作七個小時。公司為了節省開支，希望減少雇用人數而延長個人工時，「這種為錢而出賣時間，是浮士德式交易。」
　走在馬德里大街上，雙排停車，駕駛人爭先恐後；小飯館裡，人聲喧嘩；吃完飯，客人爭著付帳。台灣訪客來到西班牙，常會升起一股熟悉感。
　西班牙也和台灣一樣，處在新興國家力爭上游的轉型期。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曾指出，一個國家國民所得從三千到一萬美元很容易，但是一萬到兩萬（躍升至已開發國家，台灣已連續六年徘徊在一萬四千美元上下）卻最困難，需要國家全面轉型。
　西班牙也存在大塊陰影。靠觀光帶動的經濟到底能維繫多久，是個問題。資訊科技不發達，會減損國家潛力。西班牙長期孤立，英語能力和國際觀仍待加強。
　但它由政治、法治，乃至社會、文化經濟發展，西班牙可提供台灣轉型參考，更可供新興國家往前邁進的借鏡。「他們在延續和現代間找到平衡點，」《經濟學人》在西班牙專刊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