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級學校 — 世界級人才

　香港打造下一波全球競爭力，從教育開始。
　一月下旬，風景優美的沙田山坡校園裡，「歡迎哈佛大學丘成桐教授」布條在微風中輕輕地搖曳。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說，這是中大一連串爭取國際學者駐校的成果之一。「可惜另一位學者被史丹福大學搶去，」這位國際知名社會學者，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聲音，透露著惋惜。
　前新竹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一退休，馬上也被香港商界延攬，並到香港科技大學、城市大學授課。
　在香港，國際競爭力的發展，正從傳統大家熟悉的物流、金融、法治，一路延伸到教育。
　例如，根據一九九九年美國經濟學期刊論文統計，東亞地區前十名大學中，香港佔了四所，日本三所，其餘三所分別是新加坡、台灣和韓國。香港只有八所大學，但是大學師資學歷已經趕上美加澳紐。
　「要做國際大學，重要的是，你有多少世界性活動？你的教授怎麼來？學生怎麼來？訓練出來的學生，能到外國找到工作嗎？」關心台灣現況的金耀基，輕輕地點出香港的大學思考方向。

難得的共識

　這也是香港人回歸後，在各種分歧的發展路線、立場、聲音中，難得的共識。一九九七年特區政府成立後，各項政策變來變去，唯一不變的，就是教育興革。
　「我們所有投資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去年十月，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董建華斬釘截鐵地說，「若我們要踏上新經濟列車，做好教育是每一個人的事情。」
　不同於台灣的政治人物，喜歡把改革當成口號，香港特區政府的行動很具體。過去四年，原本小學入學「面試」取消，中學成績由五級分三級，義務教育從九年延長到十一年。大學教育定位為菁英教育，但是更著重領導能力。
　更重要的，特區政府不惜撥巨款配合行動的落實。
　相較台灣，發展教育喊得震天價響，預算始終停留在總預算的15∼16％之間。香港儘管景氣低迷，二○○○年的特區政府開支中，最大項目就是教育，佔整體經常性開支的五分之一，總額達450億港幣，相當於香港當年度GDP的4個百分點。
　同樣的，二○○一年的教育預算中，高中以上領域佔了34.7％，其次是中學階段（33.3％），以及學前及小學階段（22.9％）。
　「從幼兒園到大學，都在動，工程很大，」幾乎兩、三天就要跑一趟學校，與教師進行座談，解釋特區政府政策的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說。

從檢查競爭優勢出發

　這一波教育熱，與香港人更自覺地檢查自身競爭優勢有關。
　根據特區政府最新的人口普查顯示，670萬港人中，大學畢業生只有12.7％，另外近半數勞動人口是從事酒店、飲食、零售等低附加價值的服務業。儘管香港人熱衷補習、上課，每年約70萬人次的香港人自費進修，但是特區政府依然認為不夠。因為「未來的競爭要靠腦力，不是勞力，目前的香港人力素質並不利於未來的經濟發展，」坐在寶馬轎車後座，按規定扣上安全帶的羅范椒芬說。
　因此，儘管教育政策一如其他政策，引發社會很大反彈，特區政府依然強力推行，只是做法上有急有緩。例如，為了推動正常生和智障生的融合教學，教統局的做法是先開5班，效果好再增加為10班，循序漸進，目前達到100班。
　同樣的，有所學校因為輔導智障生的成效頗獲好評，引來更多智障生報名，造成該校教師員額明顯不足，教統局立即增加該校的教師和助理員額，比起正常學校多出38人。
　教統局也積極改善教師的薪資與學習條件。在香港，剛到任教師的起薪有1萬3000元港幣（約6萬台幣），資深中學校長待遇則高達8萬餘港幣。學校也不斷派教師到台灣、新加坡觀摩。

長遠的發展動力

　另一方面，為了刺激香港學生努力，特區政府還開放大陸優秀學生到香港讀書。以中文大學為例，它每年就開放20個北京大學新生改獨中大的名額。而兩年前，一個由大陸到香港的女孩，參加大學檢定考試，六科成績全部拿Ａ，成為當期女狀元。
　「這件事，給香港人很多刺激，」祖籍上海，香港出生，能用廣東話、英語外，為了跟上普通話的趨勢，還請北京大學教授擔任家教學普通話的羅范椒芬說。
　不過，這一波教改爭議最大的，則是特區政府為了強化愛國意識所提倡的母語教學。九七年回歸後，為了提升香港人的普通話能力，特區政府提出「兩文三語」教學，將原本英語教學學校減少為100所（後來增為113所），而母語教學學校則由77所增為300所。政策一出，學校、家長一片嘩然，英語教學學校也立刻成為大家擠破頭的「明星學校」。
　四年下來，根據今年初「香港明天會更好」基金會發布的調查顯示，香港商界認為香港員工英語能力變差的廠商，從前年的59％增為65％。「很明顯，香港要持續世界級城市的地位，還有很多提升英語的空間，」一月下旬，《南華早報》的一篇報導說。
　「其實，爭議再多，香港都必須提升人力資源的競爭力，」香港浸會大學經濟系教授曾澍基指出，「假如我們走的是服務型經濟，人的素質最重要。這也是我們長遠發展的動力。」
　同樣論點，也可以應用在台灣。
　問題是，執政當局是否有這樣的前瞻與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