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盪在過客與歸人之間 — 台商心情故事

　從上海虹橋機場出發，一路經過昆山到蘇州，需要一個多小時車程。這條原來是許多台商奔向工作崗位的路，卻慢慢變成愈來愈多人回家的路。
　不論是借重資源、或覬覦市場，台商踩著風險與機會交織的鋼索，前進大陸。他們個個意氣風發、懷抱一闖天下的雄心壯志，但是談完了策略、目標與願景，掩不住的卻是個人投入前途與時間的掙扎、交戰在事業與家庭間的兩難。
　中午時分，遠見科技昆山廠的員工開始分批進餐。跟著廠長蔡文化走進廠房旁的幹部宿舍－特別仿台灣公寓格局的五層樓建築，公用客廳裡，桌上散落著《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電視上，TVBS正播放颱風逼近的消息。
　大家一面吃飯，一面聊著今天的台灣股市，然後趕在一點半前小憩一下。熟睡的蔡文化微微張開了嘴，工作的疲累自然寫在臉上。再兩個月，蔡文化隻身在大陸工作就滿五年了。他已經習慣直接在大陸轉換跑道，之前的兩份工作，也都在大陸的台商企業。
　雖然理智上，對有些人來說，到大陸發展是大勢所趨；但是放眼望去，這裡每件事物都傳遞出掛念家鄉的訊息。在整個大蘇州地區，蔡文化像是數十萬台商的一個縮影：每天大部份的生活，就化約成廠房與宿舍之間短短的移動軌跡。

一條不歸路

　而不論是否在當初意料之內，對許多台商來說，一旦踏上大陸，就是一條不歸路。
　蘇州聯建科技管理部課長張明信，一開始接到外派，也是兩年一任。但簽第二個兩年約時，他確定自己要把事業生涯押在對岸。「我發現自己對大陸愈來愈熟，台灣丟掉的愈來愈多，」張明信坦言。除了眼見有些同事回台已無合適的位子，他也感受到：「即使換了別的公司，還是會被派來。」
　去年下半年，台灣景氣急轉直下，對照大陸持續是全球發燒的經濟體，更成為許多人抉擇的轉捩點。
　凌達光電是台灣凌陽科技的轉投資企業。廠長吳德村從去年三月起，銜命到昆山建廠。十個月中，他一直來來回回、兩岸奔波，到今年一月才做下決定，常駐大陸。吳德村的朋友笑他走過了一段「血淚交織的心路歷程」。
　「在這裡，有機會像在台灣重新創業一次，」吳德村說。雖然捨不得在台灣的太太、小孩，每隔兩個月才能見面，但是他更不願錯過大陸市場就要崛起的契機。
　事實上，很多人都跟他抱持同樣的想法。「去年真的進來非常多，」吳德村形容，「今年進來購地的台商，廠區都到兩公里以外了。」
　「台灣是移民的國度，」他忍不住接著感慨，手上牢牢戴著的結婚戒指彷彿也透出無奈。
　隻身在海外打拚，台商幹部共同的精神支柱，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感與自我實現。在這裡，隨便一家台商廠房、規模都是台灣基地的數倍到數十倍，對專業經理人，是最誘人的馳騁場域。
　蘇州明電通行銷總監曾文棋，來蘇州之前，在台灣明擔任產品經理。而在大陸深耕七年之後，現在他手下掌有大陸五百多個經銷商，各地有十五個分公司暨辦事處。每個辦事處的轄區，都比一個台灣省還大。
　作為一個行銷人，他認為這裡是打品牌絕佳的練兵場：「跟十幾億人溝通，產生的feedback（回饋）非常有趣，」他說話時神采飛揚、充滿自信，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另闢天地的代價卻絕不輕鬆。台商幹部住處就在廠區裡，工作與個人生活完全失去界線，加班到三更半夜、週末假日趕進度開會，等於家常便飯。

低信任社會

　除了要背負經營成敗的責任、忍受離鄉背井的寂寞，台商的心理負擔，更來自於面對一個信任度低、不確定程度高的社會環境。
　許多台商異口同聲指出，相對於台灣，在大陸做生意，對方急功近利的心態更強，關係很難談長久。
　「他可以把所有生意都放下，只為了搶到你的單，但一旦做完，就完全不理你。」
　「還是打工心態，不在你這裡做，頂多到其他地方做。」
　「錢放第一位，他不損失比信用更重要。」
　短視、物化，甚至被坑被騙……，隨便跟在大陸的台商聊聊，很容易就聽到這些用語與抱怨。
　秉誠國際投資公司總經理胡蔡安，到蘇州近七年，提供台商投資、設廠諮詢。他經營的人脈廣泛，台灣許多著名的上市公司，來到華東地區，都要透過他的引介。
　胡蔡安觀察，大陸「企業國營」的概念改變還不夠徹底。有些企業就算與中方合資，做決策時，還是能感受到「他是在『用』你的錢，不是真正當合作夥伴看，」他說。
　對當地的幹部，台商心裡因此多少存著提防。「可以用他，不能信他，」一位電腦配件公司副總經理說。九五年，他收起台灣的工廠到蘇州落腳，六年來雖擴充成五百多人的公司，但他持平評估，身邊可以推心置腹的人只有三個。
　就連一些生活細節，台商最好也要懂得明哲保身。蘇州明總經理吳清模舉例，當地人用一千元人民幣解決的車禍糾紛，遇到外商或台商，恐怕就要一萬元。所以他不輕易自己開車，儘量請司機代勞。
　在人與人缺乏互信的狀態下工作，台商所承受的壓力與苦悶可想而知。為了穩定員工情緒，愈來愈多台灣企業鼓勵幹部把眷屬也帶到對岸，由公司提供小家庭式的宿舍。
　然而，只有夫妻兩人，問題還容易解決。若是帶著子女，尤其在學齡階段，要不要讓孩子進入大陸的教育體系，成為許多人頭痛難題。
　即使蘇州不乏國際學校，主要癥結仍在於價值觀與身分認同。一位台商主管舉例，美國紐約發生九一一事件後，不僅媒體報導少，「我問本地人，十個裡面有十個叫好，」他對大陸政治意識超越人道關懷的現象深感不以為然。
　也因此，他寧願繼續辛苦地當空中飛人，穿梭兩岸。他說，至少等到小孩高中以後，才會考慮全家在大陸團圓。
　眼看著企業西進是時代潮流，原先單純為了工作跨海的台商，繼續當過客？還是當歸人？正負因素加加減減，台商各自在心中的天秤上掂起分量。
　而有別於南方的深圳、東莞多外來謀生人潮，由上海到蘇州的長江三角洲一帶，歷史上一直是魚米之鄉，文風鼎盛。蘇州的小橋流水，「拙政園」、「網師園」等庭園樓閣，更是遊人流連忘返的景點。

自成族群

　蘇州市也特意維持良好的生活環境。比如，在蘇州無論坐計程車出城，或深夜進城，都要經過崗哨登記，以掌控人口，維持治安秩序。
　在中國大陸與新加坡政府合作開發的蘇州工業園區裡，一排排嶄新的「商品房」正在趕工。走到區內湖面水平如鏡的人工湖「金雞湖」畔，前方有綠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旁邊有音樂台，微風徐來，視野遼闊，感覺就像在新加坡。
　這些都強化台商落地生根的意願。儘管有人仍在遲疑，但也的確有愈來愈多台商，眼見事業生涯在此，於是置產、定居，自成族群。
　他們有第一線管理大陸員工的經驗，儼然是一種新興專長，成為後進台商眼中炙手可熱的人才。所以他們直接在大陸台商企業間更換跑道，不想也不必再繞道台灣。
　胡蔡安就指出，建立台商人才資料庫，為區內台商提供「獵人頭」服務，成為他蓬勃發展的新業務。
　不過，對照大陸本地幹部也在快速成熟，沒有人知道台灣經理人的優勢還能維持多久。蘇州明總經理吳清模舉起雙手比畫，現在台灣與大陸幹部的薪資╱績效比還是兩條平行線，等到兩線交叉了，「就是真正競爭的開始，」他說。
　值得注意的倒是，在矽谷一波波裁員風潮下，不少台灣出去的留學生，已經直奔大陸就業市場，甚至不再過境台灣。
　去年，台灣一家著名的半導體製造公司進駐蘇州園區，開始設立辦公室，招募人才。這家公司執掌中國區業務的總裁說，他最近找了兩個台灣人，「都是直接從美國來，願意到大陸，不願到台灣。」
　台灣是否需要對此感到憂慮？他笑笑補充：「他們願意來，當然還是因為這個品牌。」
　雖然沒有正確數據，但估計整個大蘇州地區，台商加上眷屬，每年來來去去的人潮，已接近百萬人。
　華燈初上，蘇州新區外的上島咖啡，人聲逐漸鼎沸。這家標榜「源於台灣、香聞世界」的咖啡廳，在蘇州有五家分店，一杯咖啡都要二十元人民幣（約台幣八十元）以上。上島咖啡是台商最愛去的咖啡店，裡面擺滿了台灣的報紙、雜誌，晚上都是台商企業的經理人在此談生意或消磨時光。
　另一方面，趕在大陸十月第一週的長假前返家，上海機場與香港赤角機場，都已經擠滿了手提大包小包，焦急地團團轉，四處補位、登機的台商人潮。而晚上九點，胡蔡安才剛坐定，簡單引介幾位台商給記者，就馬不停蹄要走。「還有兩個客戶在等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笑，今天一天，他有六個約。
　夜色漸深了，擺盪在過客與歸人之間，台商離去的腳步聲與接近的腳步聲不斷交錯，卻沒有止息的時候。

上海台商的心聲：

法令不透明，大家玩政治

　面對WTO後大陸市場開放，台商是不怕競爭的。過去幾年來，很多跨國公司大多水土不服，很多已經不構成威脅，甚至出局。
　台商真正的威脅，其實是大陸本地企業，還有就是經營上的問題。在這裡發展，除非台灣幹部非常強，否則會有人才斷層，青黃不接的困擾。這不是說大陸沒有人才，而是在經營面，大陸幹部很努力在起來，但是還需要時間和磨練。
　法令不透明是這裡經營上的另一個困擾。加入WTO可能會促進大陸的法令透明化，不過現在除了中央的文件外，各級政府都有所謂的「紅頭文件」。
　也就是說，同樣的領域，各級政府有不同的規定，搞得外商常弄不清楚要照哪套規定行事。
　我記得，有一次，浦東新區政府辦外籍企業座談會，會中有位官員宣布高新技術產業的退稅規定，台下有同業要書面資料參考。結果，那位官員居然說，「這個傳出去，影響不好。」如果在台灣，怎麼可能這樣辦事？
　還有，當天沒有參加的外商，可能連這個規定都不知道，那就無法享受地方政府的優惠。
　這也逼得你必須和大陸官員結交。如果自己把持不住，甚至被引導到巴結，送紅包，違法的地步。
　今天的大陸，有點像十九世紀的美國西部。或更準確地說，其實正處於一個解構的階段，也就是由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系，轉變成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但是很多官員還未被培養成依法行事，尤其是過去習慣聽命行事，一下子開放了，不成文的遊戲規則就是，「你得按照我的方法做事。」在鄉下，比的是誰的拳頭大，在城市，大家則是玩政治。
　我常感慨，這種地方主義橫行的情況，對政府其實是有很大的副作用。中共應該看到，地方各行其事，整個社會交易成本提高，結果可能超過中共的意料之外，而且社會風氣也會被污染。（李明軒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