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公眾知識份子」扭轉未來

問：傳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已經把人類的地圖都改變了，如何看待這樣的未來？ 答：網際網路的發展的確把全世界都連結了。但是雖然網際網路的連結力很強，排除性也很強。網路的出現也造成訊息的爆炸，卻不表示智慧的成長。 而且就學習來講，並不是暴露在資訊之下就可成長智慧。現在發現很多年輕人上網路的技巧非常熟，但最大的問題是人文科學（包括語言、文學、歷史、宗教、哲學）的不足。這些學問都需經過「體知」（體驗的知識）學習，是成長智慧必要的條件。 例如，學生和老師之間的關係、你和一本書之間的關係、你有沒有思考的能力、有沒有歷史記憶，這些在網路上都不能提供。有這些再加上網路，你的力量才會很大。完全沒有這些，而想用網路來取代這些體知所必須有的智慧，就很糟糕。 問﹕遺傳與生物科技的大幅突破，對未來是福是禍﹖人類應如何應對﹖ 答﹕關於生物科技，現在有一個非常大的錯覺，因為複製羊的出現，大家認為將會有複製人。有趣的是，我們能做的事情，跟我們能知道的，中間的差距非常大。雖然現在生物界對人的理解，還在一個非常粗淺的階段。但生物科技能做的事情卻已經很可觀。 社會工程心態 令人焦慮的是，人類是站在極大的無知基礎上，來做很多以為可以做成功、但實際上會造成很多禍害的東西。我稱這是「社會工程」心態。這是十九世紀出現的人類過度自我膨脹的心態。 中國近七十年來，為了超英趕美，於是出現了膚淺的科學主義，它跟西方的工具理性有很大的關係。以為只要透過現在所有的知識，就可以做一個大型的設計，而這個設計可以為人類創造新的條件或環境。 這在生態環境的平衡上，就可以找到清楚的證據。因為不了解生態的互動，就進行種種社會工程，例如工業發展，會造成很大的悲劇。像現在大陸三峽的工程，都可能是社會工程的心態，導引出來的危機。 問：經濟全球化這個趨勢，已經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強烈的挑戰，應該如何看待？ 答：全球化的趨勢的確是無法抵擋的。但是不是因為有全球化的趨勢，全球經濟的力量愈來愈大，國家本身的力量會被削減，卻還值得爭議。 毫無疑問，從跨國企業、資本市場的發展看來，國家能夠「宏觀調控」的能力愈來愈小。例如，中國大陸如果加入WTO，它對貨幣調控的能力相對減少。 國家主權的概念在經濟上是過時了，但是在人權、公民權、移民資格、社會福利方面，它的力量還是很大的。今天不是想做中國人、美國人都可以，國家仍然可以設種種限制：移民、教育、福利制度、民主發展的進度、人權各方面，國家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因為無論針對傳播、資訊、媒體，國家機器所掌握的現代技術，已經無孔不入，特別是對人民隱私權的介入更是如此。 所以我們不要因為在經濟上所出現的情況，而忽視了在政治領域裡國家的角色。而且很明顯，國家主義的激情在上升，而不是下降，每個社會還有不同族群或文化認同的問題出現。 問﹕民主自由取代獨裁的全球趨勢，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答﹕民主的確是一個全球化的力量。但民主會不會多元多樣，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課題。 西方世界目前就面臨這個課題。一般講西方是指西歐與美國，但是現在西歐，特別是法國，非常憂慮美國的文化侵略，德國就憂慮美國的經濟霸權。於是最近西歐開始花很多力量與東亞直接溝通，就是希望不要整個東亞的窗口，都需經過美國。這是追求西歐的相對獨立性，也是在追求一種世界的民主化。 現在台灣碰到的困境，不是能不能民主化的問題，因為台灣已經充分民主了。而是到底這民主化是為黑道、暴力、金權創造條件？還是為台灣應有的人文精神創造條件？ 如何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充分發揮社會本身有的資本？除了創造經濟資本以外，一定要創造社會資本。也就是在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領域，形成不是由上面壓下來，而是草根性的共識。台灣現在這方面很健康，有各種不同的Call-in、談論。雖然，危險的是比較走向政治化、激情化、商業化與庸俗化。但是只要能夠溝通，它比以前好得多。 除了發展物質條件，還有精神價值的問題。台灣現在兩種書最暢銷，一種教你怎麼賺錢，一種教你怎麼修身養性，表示兩種都有強烈的需求。 這個趨勢可以發展出一種惡性循環——連修身養性都變成是工具性﹕讓我修身養性所以能賺更多的錢。甚至很多宗教團體，都可以被市場腐化。 但它也可以發展出健康的良性循環——因經濟資本的提高，讓人的責任心提高，在精神文化上的需求也提高，可以進行一個健康的互動。 誰來促成正向轉變？ 促成正向的改變，需要有一種人出現，我們稱為公眾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s）。他有三個條件：第一、他雖不一定參政，卻要關切政治；第二、要參與社會；第三、要有文化的敏感度與素養。他們一定要具備人文科學的素養，因為人文科學是群體與個人的自我反思、自我理解最確切、也最直接的學問。 例如文學是人最細緻的感情，通過最精巧的符號來表述。歷史就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哲學是人類對自己認知的思考與反思，宗教是對我們終極關懷的理解。文化人類學是對人現在所處的條件、環境的理解。公眾知識份子應該和人文科學有密切的關係。 但是現在的情況，在大學裡從事人文科學教學的，大部份是專家、學者，他們不是公眾知識份子。他關切政治時，也不是從人文學的觀點來關心，而是直接就投入政治的漩渦。學術界裡只有一部份人願意、或能夠扮演這種公眾知識份子。 公眾知識份子第一個領域是在學術界。第二個最大的領域就是媒體。 現在媒體在世界各地都被高度「私有化」了，就是受到各種不同的壓力團體控制，只顯示某種利益集團的利益，它不是公眾的。本來報章雜誌是屬於公眾的，但是今天很多報章雜誌已經不屬於公眾了，已經不再扮演公眾知識份子。 再來是政府，政府大半的官員是屬於政黨機制的運作，但裡面總會出現一些聲音，不會完全是政治利益的主導。這些就是屬於在政府服務的公眾知識份子。 再來是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職業組織、專業團體。雖然大半專業團體裡的領導人，是為他專業的利益而服務。但是還有一批人除了專業的利益之外，對更寬廣的公共領域有一種認知、承諾，他也可以扮演公眾知識份子。 更大的力量來自社會運動。例如環保運動、婦女運動。這可以說就是市民社會的出現，公眾知識份子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西方發展出公眾知識份子的歷史文化資源很薄弱。因為今天西方的知識份子，只追求「真理」，是不管事情的。這個和公眾知識份子不同，公眾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良知、社會責任。 傳統上，真正符合這種公眾知識份子條件的典型，我認為是儒家的「士」。他們無恆產而有恆心，所以他不代表某個經濟利益。以前認為儒家的士不能發揮現代化的意義，是因為他們完全認同現實政權，沒有自己的風骨。但是你翻開中國士的傳統，絕對不是如此，他們一直有批判、抗議的精神。 問﹕你認為台灣未來還可以為人類做些什麼﹖ 答﹕現在看起來我們在國際上不再被人家欺負，台灣站起來了。但是，我希望這不只是一個經濟、政治現象，我希望這後面有一個更深刻的文化訊息。 就是透過一個古老民族的再生，為國際社群的遊戲規則，提供一些新的資源、新的洞見﹕希望改變國際上幾百年來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情況。現在的全球化趨勢，讓這種趨勢更明顯，以前是有錢的變得更有錢，現在是有資訊的更有資訊。 如果公眾知識份子沒有出現，而完全以個人、家族或國家的利益為主導，就會變成絕大數的人類，都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吳迎春採訪，許芳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