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八歲,民國三十五年來台灣,台灣很乾淨、很漂亮。最近我翻開傅良圃神父出版的「Faces of Taiwan」相冊,覺得衡陽街好乾淨,小孩子很乾淨,雖然很窮,大家光著腳,可是都很乾淨。以前看我沒有這個感覺,最近大概因為台灣實在太髒了,太亂了,以前的照片提醒了這種感覺。
這是我們付的代價吧!雖然現在回過頭去要整治我們的河川,清理我們的空氣也許晚了一點,可是在當初,我們要換取我們的進步時是非常自傲的,那種終於趕上人家而有出頭天的感覺,但是我們沒有盡力過,我們就不知道。事實上我覺得這是個教育的問題,我有朋友對台灣的駕駛完全不能忍受,一提到台灣的交通就想到無法無天的形容。我的解釋是當台灣剛剛有車時,在空曠的道路上常可以像開裝甲車一樣,如入無人之境長驅直入,像路是你家的一樣。那是我們第一代的駕駛,我們以前沒自己開過車,只坐過大公車。所以你到紐約去,他們也塞車,大家卻好像心平氣和的在等,那是因為從福特開始大量生產汽車以來,他們已經開了四、五代的車了,小孩子從小就已經坐著爸爸的私家車,開車已經是生活的一部份,所以他們有駕駛人的基本倫理。可是我們還沒有,所以我常說,你等一等,等我們的第二代駕駛出現。現在差不多就有第二代駕駛在開車,到時大家就會知道不守規矩帶給所有人的不便,就會開始守規矩,這是幾乎沒有辦法用什麼政令。用宣導來解決的問題,顯然是需要時間來教育。
無可救藥的樂觀派
我基本上是個無可救藥的樂觀派,再不如意的事,我都可以睡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說既然事情已經這樣,我應該如何往下走。過度樂觀的缺點,就是你會高估了自己真正的能力,好處則是不至於有持續的無力感。但是不光是為自己,為下一代,我還是覺得應該樂觀一點,因為總不能說我們走了讓他們去承擔黑暗期。(吳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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