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童：拍自己的人自己的地方

一開始拍電影時不是很選題材，只是因為在台灣這麼久，還是比較關懷自己的人，自己的地方，於是想拍台灣的東西，因為對台灣的感覺比較清楚，比較親切。
我特別不喜歡在電影裡分省籍問題，因為我根本就是個在台灣生長的中國人。我最感動的是台灣人很「會拚」，好聽的是說台灣人很努力，難聽的是說台灣人很鑽營。這表示台灣人達到目的絕沒問題，但過程就讓我無法喜歡，因為常常會顯得太取巧，太功利。像台灣投資拍電影就像在賭錢，這次虧本下次一定要翻本。未來台灣要拍電影一定要打破西門町巿場的心態，不能再以西門町院線是否賣座為唯一的投資標準。黑澤明早期的電影到現在還在賺版稅，他當初在投資拍電影時，第一件事應該不是為商業價值。
台灣目前最大的危機是所有人都在累積個人的財富，而不是著重大家共同的財富，大家對家門裡、家門外是完全不同的態度。這種自私自利，我完全不知道為了什麼，人活著的目的沒有搞清楚。若是對社會沒有貢獻，賺那麼多錢做什麼？電影跟社會非常有關係，非常反映社會，所以我仍認為拍電影可以改變台灣社會，但是今天真正有影響力的是電視。
我有個計劃，就是拍身邊的小人物，周遭的小老百姓，他們的痛苦與心聲沒有人說，我就應該拍出來。像「香蕉天堂」中的人物，那兩個北方小孩根本不懂得什麼是三民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曉得他們當兵是為了打誰，他們只是為著過比較好的日子。我仍然記得「八千里路雲和月」中一段訪問影象，一個北方放羊的孩子，主持人問他︰「你放羊幹嘛？」他說︰「掙錢。」再問︰「掙錢幹嘛？」他說︰「存起來娶媳婦。」再問︰「娶媳婦幹嘛？」他說︰「生娃娃。」再問︰「生娃娃幹嘛？」他說︰「放羊。」我的感動是，為什麼我們念了這麼多書的大人，對人生的理解，還不如一個屬於大地的孩子？（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