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豐：不是０與一的關係

兩岸關係發展，我認為未來五、六年內有兩個重要的變數。
第一個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地位的改變。這個改變和兩岸之間彼此的定位，或是我們國家自己的定位有密切關係。
香港是個很特殊的地方。在主權上，兩岸都認為它是屬於中國的，可是實際統治是英國政府。要跟香港往來，要用國際慣例。所以我們透過和香港的往來，就把兩岸定位模糊掉了。如果沒有香港，我們應該是先搞清楚定位，然後才有交流。
現在透過香港把這個問題延遲了，所以一九九七會逼使這個問題重新浮上檯面。
第二個變數就是鄧小平過世以後，中國大陸領導層結構的重新調整。
另一個比較長期，無法預測的變數，跟台灣民主化有關。台灣民主化之前，對台灣的大陸政策比較有影響力的是意識型態。但是去年立法院改選以後，情況是有些改變了。

兩岸經貿問題成重點

立法院有兩個特色，一個是兩黨的雛型慢慢出來了，民進黨已佔五十一席。第二個是國會議員的年齡平均降到四十六歲。一個四十六歲的人看統獨問題會比較務實。因此對兩岸關係的主導，經濟利益會取代意識型態。
在這個情況下，未來台灣領導人面臨最大的智慧考驗，就是怎麼樣一方面跟大陸保持經濟性往來，一方面還要維持政治上的自主。
至於未來大陸和台灣的經貿關係，我有以下看法︰
第一就是，很多人在談彼此的經貿關係，常變成０與一的關係。不是說不准往來，就是完全贊成往來。事實上情況不是如此。
如果不是０與一的話，應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經濟學上有一個觀念是外部性的問題。跟大陸經濟上的往來，因為有政治考量，所以就形成外部性問題。
外部性問題中最重要的就是依賴度危害到台灣安全。國際貿易理論上有一個定理，依賴度的另一方面就是貿易利得，也就是與大陸從事經濟往來所取得的利益。這個利益在台灣二千萬人口中，不是平均分配的。
譬如現在大陸農產品走私進來，種紅豆、花生的農民可能是損失，而另些人得到非常大的好處。在經濟學上，我們可以利用投入產出表把這一部分估計出來，看那一些人獲得的利益最多。這些人就是未來從抽象的依賴度，變成危害台灣政治自主性的壓力團體。
另外一種壓力團體也是從貿易利得來的，是比較直接從事貿易的廠商。中共政府可能會用人為力量製造許多特權，產生特別的利潤，用這個利潤來收買商人。
像香港有一個非常出名的愛國商人，就是中共把所有香港砂石的代理權給他。這種事情未來在台灣一定會發生。所以一定要把這個管道弄清楚，才有辦法提出對策。
還有一個外部性的問題，是所謂的安全負擔。一九九七年以前，中國大陸對付台灣是用鯨吞，它的決戰點是是軍事。一九九七年以後，基本上改成蠶食，它的決戰點就在安全部門；也就是透過培養代言人，或利用各種分化手段。所以未來安全部門的負擔一定會加重。這都會表現在未來的預算上。
因此，處理時，經濟上的問題按經濟法則處理，外部性問題可能必須要政府介入。我想大概有四個方向可做︰
第一個是如何改善台灣的投資環境。台灣這幾年廠商大量出走，是因為投資環境被扭曲，比較利益無法顯現出來。政府不必要花太多精神去管那些跑到大陸上的中小企業，管也不勝管。最重要的是中大型企業如何在台灣生根的問題。
這其中有一點很重要，就是國營事業民營化。事實上很多大型企業在國內空間不夠，是跟國營事業有很大的關係，中、上游有很多都是國營事業掌控。
第二個部份就是分散投資區域。政府應更費精神去經營東南亞地區，譬如台商子女的教育問題。
第三個方向，就是怎麼樣把到大陸的廠商組織起來。組織可以結合力量，保障他自己的利益，即使中共要收買也不容易。
第四個方向就是外部性問題的處理。譬如說壓力團體可以從選區規劃去防止，過去職業團體代表的取消，就是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做法。還有就是安全部門的訓練現代化。
另外，很多人說台灣和大陸的GNP相加，可以排名到世界第幾。但經濟或社會問題，往往不是一加一等於二，因為加起來可能有調整成本和調整時間的問題，德國是最清楚的一個例子。（蘇育琪、郭大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