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高失業時代

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世紀最後一個耶誕夜，漆黑的天空閃爍著繁星，距離日月潭南方五公里的地利部落卻是罕見的熱鬧，周遭三個部落的教徒，都湧進地利，擠得水泄不通。
　子夜，天主堂燈火通明，耶誕彌撒開始。
　「記得五、六年以前，只要你努力工作，肯接案子，怎樣都有錢，可是現在不一樣了，」望著台下肅穆的教眾，裡頭不曉得有多少是失業人，祭壇上的幸朝明神父不禁感嘆。
　幸神父說的沒錯，五年前的民國八十五年，的確是個轉折點。
　那年，東洋、福昌、聯福一系列的紡織廠關廠倒閉、外移，全年失業率達二．六％，當時創下十年來的最高峰。此後幾年來失業率就一直居高不下。

被遺忘的教訓

　根據原住民委員會的調查，民國八十八年原住民的失業率達七•五五％，在這一波的失業潮中，受害最深。
　回顧歷史，上一波失業潮發生在民國七十二到七十四年這三年間，不時逼近三％的失業率，搞得全國上下一片恐慌，當時《天下雜誌》還以封面故事「陌生的現象，棘手的難題」，做了大篇幅的報導，其中提到了一個對台灣當時社會相當新穎的名詞－－結構性失業。
　文中提到：「由於經濟轉型，目前台灣需要的人力跟以往不同。……換言之，當勞力密集產業衰退，技術密集產業取而代之時，原先不具特殊技能的就業人口就容易失業。」
　這段話，放在現在一樣適用。
　然而，隨著全球經濟景氣的好轉，隔年失業率馬上降回一％，往後十年，股市倍數成長，社會氛圍一片樂觀，「結構性失業」似乎成了一場虛驚，消逝在眾人的記憶中。
　這回，「結構性失業」再現江湖，大家才驚覺，問題原來只是一時被繁華的表象給遮住。而且，一拖就拖了十幾年，現在已是病入膏肓。
　「要解決問題，我們為時已晚，」台北縣副縣長、著名社會福利學者林萬億說。

未來失業率只會高，不會低

　現實是，未來幾年的失業率只會高，不會低。
　根據經建會的推估，台灣失業率仍持續攀升，十年後將達到三•五％。
　「高失業率的時代來臨了，」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表示。民國七十四年的失業潮，因為全球的景氣復甦，加上當時台灣經濟還能符合世界產業分工的情勢，所以很快的振興起來，「以前是美國把台灣當工廠，那不太好了嗎！現在沒那麼好了。」
　主要的差別是，鐵幕打開了。
　「以前是好像世界只有一半在競爭，」經建會人力規劃處處長劉玉蘭說，隨著蘇聯解體，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和東西德統一，幾年間，全球產業分工的版圖擴充了將近一倍，「一下子多了幾十億人搶我們的飯碗，」郭吉仁做了註腳。
　更諷刺的是，盼了好幾年，眼看今年就要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然而，入會卻又使得失業問題雪上加霜。
　農委會估計，加入WTO後，逐年會有十萬農民失業。
　勞委會委外的研究更顯示，加入WTO的第一年，我國失業人口增加將近兩萬人，其中大部分將是中高齡和低教育程度的勞工。
　雖然還未加入WTO，這現象已在蔓延。
　劉玉蘭指著圖表，「大學失業率下降，你看看，是增加基層的。」
　這是結構性失業的的主要特徵︰低學歷、低技能、高失業。

中高齡失業潮來臨

　這一波失業潮的另一個特徵，便是中高齡失業。
　五十歲到六十四歲的所謂中高齡，民國八十四年失業率不到○．五％，但在八十五年卻一舉倍增超過一％，去年年底更增到將近一．七％的歷史高峰。
　最近才被特赦的曾茂興，在民國八十五年率領惡性關閉的聯福成衣廠幾百個員工臥軌抗議。他說，當時的員工都是從花樣年華的二十歲，一直做到「兩三個孩子的祖母」，剛好到了要領退休金的階段，企業就拋棄他們了。
　勞基法規定，雇主應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存在專戶中，然而真正遵守的企業少之又少，「我們這樣說好了，它的提撥率不到一○％，但可以照顧到將近一半的勞工，」勞委會企畫處處長龔文廣含蓄地說，因為守法的大多是大企業。
　民國八十九年十月的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是八％，而三十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則只有五％，幾近沒有提撥。
　五十年代興起的台灣中小企業，走到八十年代中期，許多員工已經到了可以領退休金的年齡，不想一舉付出龐大退休金的企業，面對大陸廉價勞工的誘惑，便外移去了。「過去那麼好用就拼命用，現在人老珠黃了，就丟下不管了，」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忿忿地說，
　那些人，當然從此就失業了。
　主要原因是轉業困難。「人家本來是做鞋子、做成衣的，你想他做甚麼？」曾茂興說。
　因此待業的時間特別長，根據主計處統計，中高齡的平均失業期超過七個月，和其他年齡階層的四到五個月相比，明顯過長。

企業該負更大責任

　雇主對退休金的恐懼，再度成為中高齡就業的障礙。
　政大勞工所教授成之約解釋，中高齡勞工五年、十年就要退休了，雇主用了，「怕會有最後一擊致死的壓力。」
　要消除中高齡就業的障礙，剛閉幕的全國經濟發展會議的學者、官員都有共識：首先要做的便是修法，將勞基法的退休金制度改為個人退休金帳戶制，讓退休金帶著走，雇主雇用中高齡勞工時，不用擔心五年、十年後要負擔高額退休金。
　許多人覺得，在面臨產業轉型的關頭時，企業應該負起更大的責任，而不是一走了之。
　致力研究歐洲國家福利政策的林萬億舉瑞典為例，過去，瑞典是靠礦業、造船、木材獲利，但面臨日本、印尼等亞洲國家競爭、喪失競爭力時，產業界早已看清現實，做好準備。
　於是他們一邊上班，一邊學新技能。
　「企業評估發現，獲利率很低，兩年後要放棄生產，所以接下來這兩年，就要做轉業訓練，」林萬億解釋，經費由政府和產業公會提供，工人領的薪水沒變，「白天製鞋子，下午學電腦。」
　「企業家應該以發展人的角度來用勞工，而不是倒過來，想怎麼用人，把人當生產工具，」從工運界轉入政府的台北市勞工局局長鄭村棋說。

失業，在歐洲早已是常態

　失業，在歐美早已是常態。然而，同樣的失業率，放在台灣卻會顯得更嚴重。
　成之約認為，歐美國家的產業結構是慢慢演變，長久以來所建立的社會安全體系和台灣不一樣，「我們從農業、工業再轉到服務業的歷程很短，壓力相對來講就很大。」
　林萬億以他長年研究歐洲社會的經驗預測，「犯罪率提升，那是必然的。」
　鄭村棋更擔心，失業率不降，未來中南部失業的民眾，會像中國大陸國營企業裁員的「下崗」民眾，潮水般地湧進台北，尋找想像中的工作機會，製造更大的社會動盪。
　若要減少動盪，社會福利將是筆可觀的支出。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出版的《觀察家》指出，亞洲金融風暴後，南韓為了照顧財團大規模裁員的失業勞工，開辦大規模的失業福利和職業訓練，全年花費了超過三％的GDP（國內生產毛額），將近一百七十億美元，比起台灣的二十億就業安定基金，簡直是天壤之別。
　在台灣，三％的GDP便超過兩千五百億台幣。
　未來，或許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