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辦企業　科技發威 — 新中國儒商

五月的北京很高科技。
新開幕，規劃每天容納六千人次的中國科技館，短短八天，擠進十三萬人次。館方緊急叫停，閉館三天維修擠壞的展覽器材。
一年一度的「高新技術產業國際週」，萬頭鑽動的展覽會場中，諾基亞（Nokia）總裁親自拿起麥克風，對往來參觀者介紹產品。日本軟體銀行北京代表暢言網路概念股的風險與未來。瑞典易利信董事長承諾，未來三年投資一百億人民幣，參與打造北京中關村高科技園區。
大會明星，還包括陸致成，一個台灣產業界聽來陌生的名字。身為大會十六場專題演講主講人之一，五十出頭的陸致成，職稱是清華同方公司總裁和教授。
說話坦率直接的陸致成，十一年前，還是一名月薪兩千多元的清華大學熱力工程系教授。四年前，清華大學成立同方公司，他轉為教授兼經理人。三年前公司股票上市，他又成了這家中國十大新興企業之一的代表人。
當年，他結合六位同好，湊出六萬元經營的「企業」，去年底，已經成為擁有兩千名員工、近十家子公司、營業額達十六億元人民幣︵人民幣對台幣匯率約一比四︶的集團企業。
「我們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成長，」三十五歲，清華同方企劃總經理徐林旗表示。
教授兼企業家，成功致富。在中國大陸，陸致成的故事並非孤立的個案。過去幾年，中國大陸飆起一股大學辦企業的風潮。根據統計，截至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共有二六五四家大學的校辦科技企業，年營業額二九五億人民幣，產品遍及生物科技製藥、資訊軟體、電腦、網際網路、化工、醫療器材、能源設備和材料等領域。

二六五四家校辦企業

這些緊鄰著名學府的校辦企業不僅成長迅速，規模也相當可觀。像北京大學的方正集團，清華的同方公司、紫光集團，上海同濟大學的科技實業公司，或西安交通大學的開源公司，東北大學的阿爾派公司等，或已闖出國際知名度，或是上海、深圳、香港股市的上市公司。
它們在高科技產業的起步雖遲，卻各擁有獨門而扎實的技術實力，成為從台灣到國際企業不可輕忽的競爭對手。像營業額七十多億人民幣的北大方正，以電腦中文排版系統，席捲近八成全球華文報業與印刷市場。「方正在台灣報業的市場佔有率也超過七成，」幾個月就要跑趟台灣，香港方正公司總裁助理兼亞太區總經理施朝陽笑著說。
這些校辦企業背後，也各自擁有不可輕忽的人力優勢。清華同方強調，公司的後盾是校園內五千名優秀科研師生的「虛擬研究院」，而北大方正旗下的方正研究院，本身就擁有六百名研究人員。
去年底，北大青鳥集團，在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芙清領軍下，與北大計算機系直攻電腦心臟的微處理機技術，推出嵌入式微處理機的原型機。清華同方則與清華計算機系做出「探索一○八」，每秒運算達一百六十億次的超級電腦原型機。
「我們的重大開發案，如果不是（中科院）院士級老師領軍，至少也是系主任級教授帶隊，」專長是汽車工程的徐林旗驕傲地說。

中國大陸複製矽谷

表面上看，中國大陸校辦企業一如新竹科學園區或美國矽谷，先由學校研發技術，再衍生出公司繼續發展商品，進軍市場。校辦企業家們身著剪裁合宜的西裝，駕駛進口轎車，使用寬敞現代的辦公室，滿口企業管理，專注公司成長，努力擴充市場，甚至關心股價漲跌的作風，也與西方企業家沒有兩樣。
但是撇開這些表面的類似，校辦企業和學校的關係，錯綜複雜有如連體嬰。校長或副校長，往往就是校辦企業的董事長，企業員工同時也有教職身分，企業賺錢，學校分紅，企業出問題，校方要過問。企業內部爭議，校方既是調解、仲裁人，又是法官。
「這邊不像個教授，那邊不像個企業家，兩個不像的東西放在一起，就變成我自己了，」坐在黑皮高背座椅上，一位校辦企業家自我解嘲。
為了與傳統上談「錢」就臉紅的知識份子有區別，社會大眾一般稱這批帶著高科技下海賺錢的知識份子「儒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李春玲解釋，「所謂儒商，指這些企業利用知識智慧，而不是金錢資本賺錢，另外就是這些人與國外接觸多，能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知識。」
無論是棄儒從商，或亦儒亦商，校辦企業的崛起，涉及中國大陸經濟改革怎麼走的嚴肅課題。
早在中共政權建立後，大陸學校就有勤工儉學的實做活動。文化大革命期間，各級學校為響應「學工學農」號召，普遍在校內成立「校辦工廠」或「校辦農場」，人人參與體力勞作。

拿掉政治包袱

但是，讓校辦工廠變成校辦企業的推力，其實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國有企業改革不利。
例如，中共大力推動國有企業競爭、購併、甚至破產等動作，但是截至九八年，國有企業的虧損仍高達一千餘億人民幣。「先把國有企業的政治包袱拿掉，才能談國有企業到底有沒有競爭力，」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
國有企業生產力起不來，時代腳步卻已走進知識經濟的競爭潮流，中共因此提出「科技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教興國」戰略，並將希望轉向大學和研究機構。
在中共國家「十．五」計劃（第十個五年計劃）中，大學在科技產業領域的「收入」，二○○五年時將達到一千億人民幣。
政府高度重視下，校辦企業的身價如同天之驕子。像北大方正被列為，中國進軍《財星》雜誌調查的世界五百大企業的種子。一般大陸企業還有資金不足、借貸無門的難題，校辦企業卻能憑著名牌大學的信譽，輕易敲開銀行貸款的大門。
另一方面，知識份子重新自我定位，也促成校辦企業家的出現。
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俞吾金觀察，知識份子棄教從商，其實是市場經濟下，知識份子出現主體意識，想以行動證明自己的價值。
在過去，中國大陸一向以科研人力資源充沛，實力傲人著稱，也是成為全球不敢小覷的條件。
這股龐大的學校和研究機構的科研人力，曾在五○年代為中國大陸發展出「兩彈一星」（核子彈、彈道飛彈、人造衛星），也讓改革開放，外商進駐後，紛紛選擇大學附近落腳，以便就近應用廉價而優秀的研究人員。

千萬科技大軍

去年，中共科技部統計，中國大陸科研領域的人力達一千萬，其中，進行先進研發的就高達五萬人。
「這個國家將來強，就強在這裡，」台商，研華（中國）公司總經理石秉玗觀察。他分析，相較於台灣，自動化工程系寥寥無幾，中國大陸幾乎每所大學都有自動化工程系，企業找人，根本不成問題。
儘管中國科研人員受到外界高度評價，在社會主義中國內部，卻並未受到同等待遇。
一位退休的科學家就記得，改革初期，政府開會，大學校長，所長等幹部因為有配車，來去不成問題，一般學者、研究員卻要搭公車，「有時還得下車走一段，以免報出差時，票價超過規定額度，財務單位囉唆，」回想那段一毛、兩毛都計較的時光，這位學者感慨地說。
北大方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二十五年前，當時北大教授，目前中國科學院院士，北大方正董事會主席王選，每天靠著紙筆思考模擬，每週工作六十五小時，沒有週末假日地進行研發，終於靠著過人的數學能力，發明漢字壓縮技術，與領先國際的電腦中文排版。
另一方面，北大物理系副教授，北大方正創辦人張玉峰，不甘於持續每天自行車送女兒上學，再到校園上課的生活，毅然走出校園，集資五萬人民幣，成立北大方正前身「北達科技服務部」。
後來張玉峰與王選結合，兩位優秀教授下海，全力推動電腦中文排版，電腦中文卡等系列產品，終於打造出北大方正這家風雲企業。

企業內的民主作風

在經濟改革的道路上，校辦企業家明顯有他的貢獻。這些出身學校的教授企業家，不僅迅速將中國企業帶進高科技產業領域，也樹立不必喝酒跳舞唱歌應酬的新作風。
另一方面，以老師、學生關係為主體的校辦企業，一方面避免國有企業的官僚作風，同時又減少新興個體戶家族事業的弊病，展現清新的管理風格。
以同方總裁陸致成為例，他喜歡員工喊他老師，而非老總，既管大事，也管小事，小到內部刊物的文字校對。
「我常說，我在同方可以做總裁，到其他地方可能就不行，」開會時脫下西裝，拿掉領帶，一派輕鬆的陸致成笑著說。
北大方正則延續北大自由校風傳統，內部運作強調民主化，遇到大事，不乏開放幹部投票的情事。
儘管如此，作為「有中國特色」的實驗品，校辦企業也面臨各種嚴峻的挑戰。一位清華大學教授就指出，過去五十年，軍隊辦企業，搞出一堆腐敗，國有企業效率拉不上來，現在要分開。「長遠看，搞不好還要來一場學企脫鉤。」
校辦企業要真正過渡到現代企業，更是問題重重。最表面的問題就是經營定位不明確。
例如，全民所有制的框框，使得校辦企業，仍是另一種型態的國有民營企業。以清華同方為例，雖然已經是股票上市公司，但是清華大學仍握有五三％的股份，董事長就由常務副校長兼任。而北大方正，儘管在香港上市，觸角也延伸到北美、日本和東南亞，但是所有權卻在北京大學校辦產業管理委員會下面的校產管理部。

創業熱情消退後

經營管理權責不明確，一旦知識分子創業熱情消退後，馬上面臨嚴峻的考驗。
一位產業界人士指出，以北大畢業生為班底的北大方正，開頭幾年基於榮譽感，人人每天早出晚歸，不計報酬的工作，「沒有說拿下哪個案子，要求什麼獎金這回事。」
這種憑熱情，而非管理運作的情況，遇到理念衝突，馬上轉換為內部問題。半年前，被視為中國個人電腦第一品牌的聯想電腦、北大方正等「校辦企業」，紛紛傳出「家變」。原本技術專業的指導人紛紛下馬，同時也形成「老幹部」離職的人才流失。
「表面上看，是重大研發未見成果，造成公司虧損，有人要負責，」一位熟悉內情的學者指出，「關鍵點其實是，校辦企業究竟應該忍受失敗，形成真正的技術領先，還是先在商品市場中站穩腳步。」
進一步觀察，校辦企業強調科研，但也容易流於目標分散，過早發展多角化，力量不集中。
同樣的，儘管條件良好，絕大多數校辦企業仍以國內市場為主，眼光企圖心都有限。「有幾十億的經營規模，就叫得很大聲，人家比爾蓋茲有上千億美元，還是戰戰兢兢呢！」一位跨國企業高階主管冷眼旁觀分析。
這也引發近來校辦企業自我轉型的新動作。像北大方正從去年請來中國惠普科技總經理李漢生擔任副總裁，進行管理制度大改革。「就從最基本的『職務定義』開始做起，」一位方正員工指出。
以精明幹練著稱，去年九月上任的北大方正新總裁、香港商人張旋龍更指出，「科技人有創造力，也要容忍他們的缺點，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盡快創新，趕快把研究換成錢，」面對近兩年的連續虧損，即使是週末，照樣開會的張旋龍斬釘截鐵地說。
清華校友、同方常務副總裁王錫清談管理，也一反輕鬆神情。「我們嚴格考核，員工自己要有生存能力，不是進來就行了，」曾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的王錫清嚴肅地說。
橫在他們眼前的，其實是儒商的再定位。成不成功，還有待時間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