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需要更多文化良知 — 余秋雨看總統大選

問：身為一位文化觀察研究者，親逢台灣總統大選，有何觀察？
　答：我是非常想多看看這次選舉，但是很遺憾看的還不夠。不過，我是一定要再到台灣來，而且我相信很快就會過來。因為大選後台灣各方面的心理狀態，以及一個百年老店的更替等，都相當值得觀察。
　問：下次來到台灣，你希望觀察的有那些？
　答：就是在權力交替過程中，社會中上階層的承受能力，他們的心理狀態，以及如何避免短暫失序的惡性效果產生。我更大的興趣是，觀察社會結構內部要如何進行改革。選舉結果換了領導人，這反映出社會要求變革的慾望，但這股慾望如何與權力順利交接連結，又不會產生過大的衝撞，導致惡性效果、失序或無序狀態？社會轉型應該是政治家、社會家所須面對的問題。

從激情到有序

　我對歷史比較了解，對一個一個朝代，以及歐美各種社會結構的轉型期感到興趣。例如我花很多心力研究法國大革命前後，那是許多文化人認為重要的事情。法國大革命當時非常亂，到處打巷戰，還亂到殺了皇帝，但整個社會慢慢走向有序。
　問：從激情走向有序的關鍵在哪？
　答：法國是一個非常激情的社會，而激情帶來的自我傷害很多，也建立不了秩序，但法國慢慢納入英美民主政體，過渡的很好，過程很有價值。
　從激情到建立理性秩序，關鍵是在法國大革命前後，有一批文化良知，像伏爾泰、雨果等人。這些文化思想者的理性訴求，先影響巴黎、再影響整個法蘭西，有一段時間，絕大多數的法國人聽得到他們的聲音。法國人是激情的，容易有偶像崇拜，會很關心他們尊敬的思想家的思惟方式，就像當時就有一句話形容伏爾泰：「整個法蘭西注意聆聽他每一個聲音。」
　高層思想者的引導，對於人心起了很好的安撫作用，對於建立秩序，也起了很好的作用。這些思想家並不想做官，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真正的清流，為法國現代的思想奠基人。
　文化良知這樣的群體很重要。台灣的民主實驗做得很好了，若說有所缺的話，台灣是一個容易情緒的地方，她的歷史、她的現實，容易情緒化、激情化或用誇張的手法表達出來。
　每一次我到台灣來，都有學者問我對台灣群體情緒有什麼感覺？我覺得和大陸相比，大陸是「遼闊而漠然」「深厚而保守」，台灣是「狹窄而敏感」、「純淨而脆薄」。
　如果借用龍應台形容文明像細瓷，容易敲碎，那台灣更是細瓷，文明的積累不是很多，比較薄、對事情容易快速反應。愈是這樣，台灣愈是需要更多的文化良知，以他們的智慧、邏輯、理性，來讓大眾明白很多事情，透過現象，了解問題的本質。老百姓往往是看現象、信耳語、受鼓動。

有個人立場 無文化立場

　問：做為文化良知，又要與政治維持怎麼樣的關係呢？
　答：我倒不希望文化人完全投身於政治勢力，這樣他們發言的影響力就小了，比如明確說我是什麼黨的。
　應該有一批人超然的，不激動地談、想問題，而不是某某陣營的，也不定要在很關鍵的時刻作秀，平常就應該不斷發表對改革的意見，大家也知道他發表的是真知灼見，而不是到關鍵時刻才出來誰挺誰，這種情況就變成有個人立場，而沒有文化立場。
　問：你說你特別關注社會轉型的問題，為什麼？是因為轉型過程若不當，社會會走入悲慘的命運嗎？
　答：如果構架很現代，但裡邊的文明程度不高的話，轉型就會出現我剛去過的幾個國家，如巴基斯坦、印度，他們對民主議會制度、對政黨輪替應該說很熟練了。但你到那裡，你一定不會感到滿意的。
　為什麼不滿意？例如，巴基斯坦的老百姓教育程度很低，你根本不知道文化人、知識分子在那裡？政治就變成狹小的政治俱樂部遊戲。印度也是這樣，由於人口爆炸，人民素質不高。儘管它的電腦軟體搞得不錯，但那是小的層面，多數人處於赤貧，造成民主政治選舉一直選，也無法解決這塊土地上赤貧、擁擠、骯髒的問題。
　社會轉型是好的，但我會非常想了解轉型的方向，也就是文化與文明。因為再先進的制度也不過是個籃子、是個殼，如果裡頭裝的東西不好的話，有何價值呢？
　問：文化與文明的內涵又是什麼？
　答：低層次來說，是全民的教育素質，與基本生活的水準。但更重要的是在文化良知指引下的一種理性的精神。這種文化良知指引下的一種理性的精神，在巴基斯坦、印度說不清楚在何處。我們往西邊看一點，像伊拉克、中東他們也是議會民主，情況卻更糟糕。
　從印度到中東，我們可以發現對社會轉型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因素，例如社群與社群間、團體與團體間、陣營與陣營間的衝突，不要達到惡性的程度。這是很巧妙的，如果不衝突，就不叫民主，但什麼時候衝突能夠變成美國、歐洲那樣，不會產生巨大惡性的效果。

有我就沒有你

　在中東，立即感受到宗教和宗教之間，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時間一長，就到了有我就沒有你，你死我活的地步。一個社會到了這地步，要重新和好是不可能的，只能談判，而且連談判都很艱難。
　現在台灣有很多的社群會出現，例如新的政黨出現，也有外省人與本省人的區分，但這種衝突千萬、千萬不要走向惡性。
　問：要如何避免走向惡性？
　答：我在《千年一嘆》有關中東的日記裡寫的一種感覺，他們的歷史學家不斷地火上加油，阿拉伯人不斷地考證，要肯定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的，對方也是不斷考證耶路撒冷是他們的。考證來考證去，無非要證明對方是強盜，要來爭奪耶路撒冷，我們一定要把對方趕走。好多文化人就做這種文章，本來族群的對抗只是生態的對抗，比如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過的日子規律完全不一樣，有了這批史學者，使得一般性的對抗，變成學術性、高層次的對抗。
　因此我希望文化人能起化解的作用，而不是惡化的作用。

拿槍談戀愛

　問：你看過這麼多國家，是不是有那個國家具備了全民教育水準以及生活水準，像今日台灣，卻還難以避免走向惡性衝突？
　答：中東就很顯然了。例如以色列人的教育水準與生活水準都非常高。可是以色列時時要戒備，連談戀愛都要揹著槍。這很嚴重唉，千萬不要搞到有這麼一天。
　有一些文化人喜歡激化矛盾，提供本來就是比較極端的思惟，揣摩完了以後，再加好多材料，我覺得這是不合適的。
　問：有良知的文化人若直接從政，企圖改革社會呢？
　答：傑出的批評家，實際上腦子當中是有建設的藍圖。如果沒有建設的藍圖，就像我知道大陸的一些批評家就只知道罵人、作文章。我最怕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什麼事都能做，但什麼也幹不太好，能夠開會、能夠處理上下關係，這我在大陸體會很深。
　與其他文化相比，中華文化延續特別長，不像埃及文化等其他古文明中斷、敗亡。這是中華文化值得高興、驕傲的地方。但也因此它的老年病特別多，就是人際關係的複雜，培養出一批善於處理人際關係、長袖善舞的人，而這批人就是我剛才講的可能沒有任何藍圖、沒有文化良知，純粹是人際關係中的「專家」。
　這種人在西方歐美社會活不下來，人家是很直接的，什麼就是什麼。那像我們有這個「專家」，很煩哪，這個關係很好、那個關係很好，打個電話就有很多朋友吃飯，到底做了什麼事情，也沒人知道。
　問：是不是中華文化的改革較難？
　答：有關係啊。中華文化能延續下來，很了不起，它有很多避開滅亡的方法。但它確實也有方向性的問題，它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把精力投在人際關係上。
　西方文明把精力投在人與客觀事件上，比如要從物理角度、化學角度來了解外部世界。印度則投入在了解人和神的關係，不太去想和人的關係，也不想和客觀世界的關係。強調人和人的關係，這是中華文化健康、現實的地方，而不像強調人和神的關係，把日子過得一蹋糊塗，因為想的都是前世、來生，現世過不好，很糟糕。

文化苦旅在哪裡？

　問：但在中國社會制度裡，善於經營人際者容易存活，但像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思想家反而不易生存啊?
　答：是啊，這就是我「文化苦旅」中的「苦」。簡單地說，這就是君子與小人之分，君子過日子困難，小人過日子方便。可是我們還是要努力擴大君子的隊伍，也就是擴大文化良知，固守社會理性的人的隊伍。
　問：為什麼要在跨千禧之際，進行世界古文明的千禧之旅？
　答：在千年過度之際，如果用千年的眼光，就像站在千年山梁上，發現滿世界的熱鬧都發生腳底下最近的山谷裡，就像我們絕大多數的話題也只在千年內，可能經不起時間的檢驗。
　走過世界古文明發源地，我想尋找這些文明是如何衰敗的？尋找出舊文明的怪圈與宿命？以及新文明有沒有能力擺脫舊文明的怪圈與宿命？
　問：你的結論呢？
　答：沒有辦法，我很悲觀。現在比以前更嚴重，文明本身的膨脹、爆炸氾濫、擁擠，我現在無法知道未來二十年後的日子，但我可以預知人類的前途不會很好。
　一路看過來，宗教衝突沒有緩和、化解的可能，領土不到中國三分之一的印度，人口爆炸已經十億，即使美國發展的很好，也無法完全解決高科技發展後所產生一系列的倫理問題。
　那些科技文明與巨大的利益連結，以幾何級數瘋狂的成長，我完全無法想像二十年後人類會過什麼樣擁擠的生活。也因此當我們走到尼泊爾的時候，特別感到神清氣爽，在哪裡感到有些希望，不像之前走過的地方，到處都是戰場，到處都是戰場的遺留。
　尼泊爾那裡沒有什麼文明，在佛教文明的邊緣，在喜馬拉雅山的南麓，那裡的山、原始的森林比人類的壽命還早，我們在那裡感到一些希望。我們才發現人類最喜歡的，不是人類所創造的，而是大自然。
　文明走向野蠻是很容易的。現在的野蠻，不是原始叢林裡的豺狼虎豹，而是大城市裡的互相踐踏。對這樣的發展方向，我一點也不樂觀。
　（楊瑪利．林玉珮採訪， 林玉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