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 ，何時跟上台灣電影的腳步？

　一九八○年代初，台灣電影醞釀著一股改革的氣氛，如同民主政治的改革一般。先從評論界開始，以文字逐漸引導新的觀念與新的風氣。到了八○年代中期，新電影運動終於蔚然成形，如同民主運動一般，它先經過各種辱罵、排斥，以及知識分子的先後投入及灌溉，到了九○年代及世紀末，終於發揚光大，成為台灣在世界上最上得了檯面的代表性文化之一。

跌破眼鏡的肯定

　根據北美洲最近在世界評論、學界及各種文化電影機構所做的民意調查，以國家而論，九○年代，電影整體表現最佳的是法國，其次是美國，排名第三的，竟然是台灣（與伊朗並列）。這份令人驚異的民調，還排出九○年代最佳的二十五部電影，其中侯孝賢的《海上花》排名第六，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名列第九，侯孝賢的《南國，再見南國》與《戲夢人生》並列二十四名。
　這項民意調查令人跌破眼鏡。尤其台灣電影雖然一直在歐洲頻頻獲獎，在美洲卻幾乎從無發行商買下公開放映。北美洲的學者及評論界這次以世紀末十年為考慮對台灣電影的肯定，來自於有限的影展及回顧展，年前，芝加哥藝術中心的「楊德昌電影回顧展」曾轟動了美中的學界，而十月間林肯中心「侯孝賢電影回顧展」更在美東的知識分子圈耳語頻傳，包括在思想界居領導地位的蘇姍．宋妲也公平表示，「侯孝賢是一九九○年代世界最好的導演。」
　歐美學界和知識分子對台灣電影的肯定，使我們進一步看清台灣電影的本質。整個新電影運動徹底顛覆了中國電影百年來的通俗劇傳統和娛樂取向，它是清楚的藝術運動，是結合歷史、知識和美學的革命性文化。

自己人不了解的變化

　可惜這項本質性的變化，在國內不但未被大眾理解，而且與現行社會的民粹及物質消費主義扞格不入。
　業界對這個現象全然跟不上，所以，整日以悍然的票房數字及落後的發行策略對電影文化做嚴厲的挑釁及批判，公開確認自己的反對立場；大部份媒體對這個現象也沒有跟上，傳統的報紙影劇版和新興的有線電視，都將電影百分之百定位於娛樂，將台灣電影委屈的夾在大篇幅港星緋聞、唱片宣傳和好萊塢資訊當中；政府對這個現象更跟不上，早期依賴電影為政治宣傳，突然電影轉為商業時，政府將自己鎖定為管理者、業界仲裁者，等到電影文化運動興起時，他開始手足無措，左支右絀地扮演文化界怒吼和片商砲火間的熱鍋螞蟻；最不可思議的（當然也因為媒體的偏向而成為最可思議的）是，台灣知識界也沒追上這個現象。
　太久了，電影從來就是大家心目中的休閒和娛樂，藝術只屬於西方的柏格曼、費里尼和東方的黑澤明。當藝術家以超乎時代的創造力出現在我們四周時，知識分子抬起他們長年專注西方學術，及忙於爭奪社會、政治現象解釋權的疲累雙眼，懷疑地說：「有嗎？」
　台灣電影悄悄地進行了一種文化革命，默默地替台灣在電影史上佔了一個重要地位，西方知名電影機構搶著與我合作各種回顧展，然而，台灣電影仍是所有文化藝術中委屈的小媳婦，它不能像戲劇界、舞蹈界、文化界一樣，大聲疾呼著文化策略與改革白皮書，因為它被劃歸為扮演政府發言人角色的新聞局範疇，文建會管不著也不想碰。（作者為台灣電影資料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