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百年變奏曲 — 自尊自重的搖籃

　一九○九年，日本奈良。「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救援你們，最好效法愛爾蘭人抵抗英國的方式，走議會路線！」說話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到日本、清末維新運動領導人梁啟超，聽者是台灣霧峰的「阿罩霧三少爺」林獻堂。
　奈良入夜雨霏霏，梁任公字字鏗鏘解釋，最初愛爾蘭人如暴動，英國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隊，終究鎮壓撲殺，無一倖免，後來愛爾蘭人改變計策，勾結英國朝野，漸使英國放鬆鎮壓，繼而獲得參政權，愛爾蘭人才與英人分庭抗禮。

台灣前途靠教育

　「身被奴隸，而不自知，身為殖民地人民而不知被殖民的可哀，該如何喚醒同胞？」這是林獻堂最耿耿於懷，當面求教梁啟超的大問題。
　奈良一席話，林獻堂茅塞頓開，回到霧峰豪宅，捧著梁啟超贈送的墨寶：「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遇誠非偶然。」滿腔民族情緒，令林獻堂不由激動，對台灣前途的思考，有了解答︰延續漢族文化的認同，只能靠教育。
　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爆發，台南百姓被日軍屠殺，被判死刑的達八百六十六人。
　也是這一年，台中開始以教育抗日。林獻堂和堂哥林烈堂捐了一萬五千坪土地，聯合全台二百位仕紳，共同捐資約二十五萬銀元，成立台中一中——培養本土文化菁英的搖籃。
　「吾台人初無中學，有則自本校始。」捐贈紀念碑上，烙印著歷史紀錄。在這之前，台灣人讀完小學後，要升學，只能到中國或日本留學。
　台中一中風雲際會：日後的副總統謝東閔、台大校長陳維昭、高雄市長吳敦義、音樂家呂泉生、詩人陳千武、作家李敖、企業家許雲霞、張添根、張堅浚，以及張啟仲、林柏榕等數十位政界名人，囊括整個世紀三代的政商學界名人，都是台中一中的校友。
　每天清晨，早班火車把鄰近農村的一中學子，載進哥德式的台中火車站。一張張青春的臉，帶著菁英的自信走出來。那時一中的錄取率約只有一成。
　一九二三年，總督府改變教育法令，准許日本人和台灣人一起讀中學，台中一中開始有日本學生。「他們很看不起台籍同學，我們也由於民族意識增強，便常打起架來，不過他們人數少，總是落敗，」第九期校友、日後成為副總統的謝東閔，記起台中人特別強烈的自尊，從青少年時期就已經發軔。

自重自尊，大鳴大放

　彷彿呼應台灣人自重、自尊的渴望，一九二０年代的世界大趨勢，走到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鳴大放」。
　日本也開始「大正民主時期」，修正對殖民地的高壓政策。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台灣人要尊嚴，從這個角落大聲喊出。以林獻堂為首，選出醫生蔣渭水、賴和，地主林幼春、留日學生連溫卿等四十一位理事，四十四位評議員，會員多達一千零三十二人。
　他們開始全台各地成立支部，設立讀報社、辦夏季學校、組織青年、婦女團體，同時串連台灣仕紳領袖，向殖民政府要求，讓台灣人有現代民主政治體系的議會，甚至組團到日本遊說日本國會議員，前仆後繼，一共發動了十二次的議會請願運動。
　此後長達半世紀，台中一直是台灣人凝結自重情懷的大本營。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總督府見蔣渭水、林獻堂等人影響力日大，為了反制文化協會的活動，慫恿辜顯榮等商賈組織「公益會」，舉行全島「有力者大會」。
　一群硬骨頭的知識份子聚集台中，反制「有力者」。
　七月三日，彰化火車站汽笛聲響，開業醫生賴和手舉「無力者大會」大三角旗，從車窗外向送行者致意。
　他將到台中，參加「無力者大會」。當時，賴和的「一桿秤仔」等短篇小說，描寫台灣人被殖民政府官僚欺壓的故事，已經贏得「台灣的魯迅」之名。
　賴和終生堅持漢文創作，行醫時總是濟貧救苦，家鄉人尊他為「和仔先」、「彰化媽祖」；行醫之外，他經常奔波台中、彰化兩地，擔任文化協會的理事。
　現年八十七歲的巫永福，當時是活躍於台中的記者兼小說家，回憶他拜訪賴和時的景象。
　只見到一個四、五十歲模樣，穿著樸素的白色圓領內衣和長褲，又無留髮的村夫模樣，在患者待診處、診察室、藥局走動打掃，以為是男佣人。想不到他奉上茶及菸後，穿著整齊的洋服，很謙恭禮貌地點頭說，他就是賴和。
　像賴和這樣的中台灣文化人，莫不以弱勢代言人的角色自居。卻兩度被日警羅織罪名下獄，尤其第二次，受到可怕的刑求，「種下他五十歲就英年早逝的病根，」半世紀後，賴和的次子賴　追溯往事，如此懷疑。

現代精神，追求進步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霧峰萊園，夏日遲遲。文化協會主辦的第一回夏日學校開學。
　講師集一時菁英：有連橫（台灣史）、台灣第一個留學美國長春藤名校的教育博士林茂生（倫理哲學）、黃朝清（精神療法）等六位各有專精的教授。
　進步的學問，不斷引進；為台灣人謀福利的知識分子，前仆後繼。
　不只在文化上力求提升台灣的知識水準，在經濟上，台中人也力求領導全台，擺脫日本殖民的控制。
　第一位台灣籍的金融家，也在台中出現。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擁有經濟學碩士學位的陳炘，在台中成立「台灣人唯一的金融信託機關」大東信託。引起日本籍的資本家妒恨，極力排擠。
　陳炘毫不畏懼，他到處招兵買馬，希望台籍菁英會合，共同抵抗日本的金融剝削，連學文學的巫永福也被羅致。
　「我經營現代化企業的經驗，是在大東信託學的，」光復後當過中國製藥化學公司總經理的巫永福說。
　政治、經濟之外，文學、藝術等啟迪民智的活動，更如雨後春筍。

以文學改造心靈

　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台中市的小西湖餐廳，台灣文藝聯盟成立，發行「台灣文藝」雜誌，幾乎集結了全台灣的文藝健筆，連信奉社會主義的楊逵也加入。
　台中的文化影響力輻射甚遠，遠從東京，近至彰化，當時出身台灣中部的知識分子，近悅遠來，形成台灣最突出的人文薈萃之地，「文化城」的美稱自此開始遠揚。
　一九三五年一月隆冬，曾在日本創辦「福爾摩沙」文學雜誌的巫永福，從東京回台奔父喪。四月，考上台中的「台灣新聞社」，成為唯一的台籍記者，開始接觸中台灣的傑出文星。
　風雲際會，全台的文藝菁英，聚集台中。
　巫永福加入這一群知識分子，鼓吹以文學改造台灣人的心靈，啟迪台灣人的思想，他們還在台中市開了一家「中央書局」，進口大量的中、日文書籍。
　現年七十七歲的台中詩人陳千武，當時才讀高二，放學後總是在這個書店流連，看免費的書。一日書店經理張星建贈他一本《台灣文藝》雜誌，裡面刊登了醫生作家賴和、社會主義者楊逵、小說家張文環、張深切的作品，他一向著迷於日文小說，這時才大開眼界，知道台灣也有現代文學。
　人文薈萃的環境中，他開始寫詩，投稿在《台灣新民報》，並且認識了大他十八歲的小說家張深切。「為了台灣的前途，要開拓鄉土文學，不能像那些附庸統治者，賣弄優越感，醉生夢死！」張深切的警語，半世紀後他仍能背誦。
　連續發表九首詩作後，當時台灣人唯一的喉舌——《台灣新民報》的副刊主編黃得時注意到他，一九三九年在他赴台中時，特別打電話到一中，要陳千武去看他。
　十二月的寒天，陳千武見到了崇拜的黃得時、張文環、葉步月三位作家。他立正聽完前輩鼓勵：「多寫作，為了台灣人，多留下一些新的文學遺產給後代！」只覺一股熱血澎湃。
　日後，二次大戰期間，他被徵調為日本的志願兵，在印尼帝汶島，三度險些喪生，這些台中的文學記憶，支撐他熬過兵燹的煎熬。

更自愛、更自發、更自覺

　如今年逾古稀，陳千武的小說代表作「獵女犯」、「求生的慾望」，成為二次大戰時期的戰爭文學的經典。「台中是我最心愛的文學故鄉，」南投人陳千武說。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人自尊自重的精神，在高壓統治撤離後，更顯得活力四射。
　因為戰時物資缺乏，禁止人民交易，戰後恢復自由市場。從中正路候車站到中華路，都是攤販市場，中部四縣市的日用所需都在此地交易，攤販任意棄置垃圾，以致垃圾堆積如山，連寬大的中正路都因垃圾堵塞，腐臭氣息沖天。
　楊逵和妻子葉陶，決定要組織「新生活促進隊」，他們要掃的，不只是路上垃圾，還要進一步掃除台灣人的奴隸劣根性，要台灣人醒覺，不要因為沒有統治者日本人的壓制，就公德心敗壞，社會日益混亂。
　負責「新生活促進隊」宣傳的，是二十年前「台灣農民組合」婦女部部長葉陶。她少女時代就把裹腳布丟到家鄉高雄旗後的海裡，是日據時代的一位新女性。
　八月十八日，早市剛開始，四十歲的葉陶站在椅子上，把掃帚舉起來，然後以她慣有的動作拉了拉她的黑色長裙，引人注意。
　她對穿梭不息的人群，先報上自己名字，說她就是市場上大家都認識的賣花婆，然後開始演說。她反問群眾：「日本人已經戰敗了，我們也回到祖國的懷抱了，台灣人是否能在沒有日本人的統治下，過得更好？更有意義？沒有日本人的刺刀頂在背後，我們是否能更為自動、自愛、自發、自覺？」
　聽眾的情緒很快的就被帶動起來，參加清潔工作的人越來越多。
　但是二年後，二二八事件蔓延全島。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台灣共產黨領袖謝雪紅，在台中成立全台唯一有組織的武裝民兵，發動所謂的「人民革命」。一週後，陳儀領導的行政官署從大陸緊急抽調軍隊，開始全島鎮壓。
　謝雪紅兵敗後逃往大陸，緊接二二八而來的清鄉、政治綏靖，卻使楊逵、葉陶在四月中旬被捕。

和平宣言

　牢獄生活並沒有讓他們從此意志消沈，反而對倡導人民自尊自重的理念，有更深、更廣的思考。
　楊逵出獄後，認識不少文學圈的外省朋友，楊逵和他們都有感於二二八事件後，省籍問題造成嚴重傷害。於是，一九四八年籌劃組織文化界的聯誼會，由文化界來影響民眾。
　於是，由楊逵執筆，他們共同發表一份「和平宣言」。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上海大公報出現這篇「和平宣言」。
　「陳誠主席在就任當日的記者招待會宣布，以人民的意志為意志，以人民的利益為利益，……但人民的意志是什麼？不能憑主觀決定，……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可以泯滅省內外無謂的隔閡，省內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道，成為樂園。因此我們希望，不要再用武裝刺激台灣民心，……」
　五十年前的台中，曾經孕育出這樣前瞻的視野和遼闊的胸襟。
　但是，這篇動機單純的「和平宣言」，顯然領先時代太多，楊逵被國民政府視為共產黨同路人，關進現在的綠島十二年。
　二十世紀的前半段，台中以文學、社會運動等各種方式，和文化霸權對抗，隨著台灣進入白色恐怖時期，沈寂了。
　同一年九月，秋涼時節，年近七旬的林獻堂飛往日本療病，一去不復返，七年後病逝日本，文化協會的年代的所有豐功偉績，隨著他的過世，走入歷史。

伸出文化新芽

　戰後，美援時代。清泉崗機場戰機時而呼嘯而過，但掛的是星條旗。
　碧空下的大肚山，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的、雙手合抱祈禱狀的基督教堂，正在施工。
　一九五二年，台中東海大學開工。
　這所位在大肚山上、種滿相思樹的私立教會大學，校園優美，小班教學，全台菁英慕名而來。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作家鍾玲，當年就不以台大為第一志願，而改填東海外文系。
　東海的捐贈人——美國基督教聯合會，特別邀請了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舉行破土儀式。
　「為了迎接他，我們整整勞動了一星期，把竹林砍掉，整理清爽，而尼克森只來幾分鐘，握握手！」和尼克森握手的照片，仍掛在農民陳坤松家中的神廳。
　「文化城」的根，似乎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即將重新發芽，但是，大時代的挑戰卻緊接而來。
　大戰後全球經濟起飛的步伐，輪到台灣。一九七六年，農耕近三百年的大肚山麓，轉型為台中工業區。工商潮流、物欲誘惑，台中徹底質變。
　「中部五縣市四百萬人口的物欲需求，需要一個出口，板塊擠壓之下，形成台中超級消費城市的性格，」一位文化界人士認為。

物欲風潮，消費大城

　一九八七年，解嚴。大家樂賭博先由中台灣風行，台中就是發源地。每到簽賭的開獎日，整個大台中的電話，完全打不通。
　接著中港路拓寬，房地產飆漲，台中的啤酒屋出現埃及金字塔、人面獅身的造型。
　色情業開始氾濫。午夜牛郎、泡沫浴、裸露的電子花車、木瓜秀、檳榔西施，一波波襲向台中。
　「我們曾一步一步，以田野方式調查，在色情業最密集的民族路和自由路一帶，如果用紀政的百米速度（十一秒）跑過去，紀政每三秒鐘就會跑過一家色情行業，」台灣生態研究中心的陳玉峰、陳月霞夫婦指出。
　一九九三年，衛爾康西餐廳一場大火，燒出台灣空前的火災傷亡紀錄。台中又創下公共安全最差的第一。當時，市長林柏榕險些因本案被監察院彈劾。
　台中遺忘了先人曾有的文藝復興時代的光芒。
　「很多人以為台中又名文化城，是因為大學多，」大學主修歷史、台中市立文化中心的鄭淑瑤加重語氣，「其實是因為有文化協會、台灣文藝聯盟，但是年輕人知道的不多了！」
　一九九六年春節，在冷冽的大肚山風吹拂下，中央研究院人類學家胡台麗，隨著前市議員張國輝尋訪「青埔」舊地。
　連綿的工業區廠房，掩蓋了農村的痕跡，流徙多年的土地公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在原居地找到棲身處，興建成「大福宮」，也成為工業區廠商與居民祭拜的對象。「美好的農村就這樣不見了！」張國輝感慨。
　包括胡台麗的婆家劉厝，也都因東西向快速道路的割裂，被迫廢村，當年她寫人類學的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地，從此消失。
　文化城已經轉型為工商大城。昔日凝聚台灣人自尊自重意識的大本營，今天卻不堪回首。
　連大肚山上美麗的地標——東海大學相思林，也可能被學校大片砍掉，改建大樓。「東海的美是昨日黃花了！」賴和紀念館總幹事、東海中文系畢業的羅遠感嘆。
　不甘「相思林傳奇」一去不復返，羅遠和東海的學弟妹，串連起來，在校園爭民主，要阻止東海繼續變醜。
　台中的人文執著，在此看到一些星星之火的傳承。
　星星之火，如何成燎原之勢，再創文化城的風雲際會？世紀末，每個讀過台中傳奇的後人，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