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奧運,台灣原住民的歌聲撼動全世界。
在全球矚目的運動競技場,世人突然發現,擷取自德國樂團「謎」的歌曲,「Return to Innocence」中,最震撼人心的歌聲,竟來自亞洲小島上的台灣阿美族。
郭英男與馬蘭吟唱隊,以迴腸盪氣、遼闊深邃,令人彷彿置身山林與海之巔的歌聲,令全世界屏息聆聽。像是人類在經歷二十世紀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掠奪後的一場世紀末覺醒。
而對郭英男這位台東馬蘭部落祭典中的領唱人而言,在年屆八十站上國際音樂舞臺,是「連一點敢想都沒有(指想都不敢想),」郭英男用母語說。
神祕的力量
台灣原住民的藝術表現,早已贏得國際讚賞。
本世紀中,一九五三年,日本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於巴黎國際民俗音樂大會中介紹布農族的「祈禱小米豐收歌」,曾經轟動國際。
一九九八年,台灣第一個專業的原住民舞團,「原舞者」,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贏得掌聲。
一九九一年成立的「原舞者」,由台灣各族原住民青年組成。他們在經歷一場出國表演的騙局後,因為團員不願放棄發揚原住民文化的夢想,以及文化界吳錦發等人的努力,意外地在台灣社會發芽生根。
一九九一年,原舞者首度巡迴台灣各地,進行十八場演出。當初義無反顧跳出來擔任藝術指導的崔國強說:「原舞者是台灣人心靈返鄉的嚮導。舞者們的舞蹈開啟城市塵封的天空;他們能夠帶領觀眾看到蔚藍的天、蒼鬱的林野和無際的海洋。每一次的歌舞練習,我的心都是這樣狂野地馳騁在台灣的山川大地。」
孕育自山林的歌聲,也在二十世紀末,原住民歌手張惠妹、動力火車走紅流行音樂歌壇之際,嶄露「原」音的魅力。
直到一九九○年代,許多人才發現,原來還有更多原住民曾紅極一時,例如民歌時代的名作曲家李泰祥,也是來自台東馬蘭部落的阿美族。
肢體的能量
千百年來,福爾摩沙美麗之島,孕育原住民迴腸盪氣與空靈深邃的歌聲,這種不可思議的能量,過去也讓台灣原住民爆發出驚人的運動能量。
翻開台灣體壇發展史,原住民堪稱台灣二十世紀躍上國際體壇、揚名立萬的主角。
一九六三年,原名Misun的台東阿美族運動員楊傳廣,以九千分改寫世界十項運動的紀錄。
一九九四年,同樣是台東阿美族的郭源治,在日本名古屋職棒中,完成他職棒生涯中,勝利與救援均破一百場的「雙一百」紀錄。
大家更不會忘記,一九六八年,以布農族為班底的紅葉少棒隊,也為台灣打響國際知名度。
原住民在體壇的表現,與歌聲同樣令人心醉神迷。
「飛躍的羚羊」田徑女傑紀政曾說:「原住民運動員最大的特色,是節奏感強烈,這是天生的。他們只要聽到任何音樂,很快就能掌握住節奏、速度,這種節奏感正是一個好運動員必要的特質。」
原住民,彷彿擁有神祕力量。
世紀末,原住民在音樂、舞蹈與體壇的驚人表現,逐漸被重視。但是孕育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土壤,也在經歷一個世紀,資本主義與兩個政權交替的過程中,出現部落瓦解、文化式微的危機。
百年巨變
在詩人楊牧的作品,《山風海雨》中,楊牧回憶本世紀中,那段政權交替,躲避戰火的日子,也記下他與花蓮阿美族的第一次接觸:「那是阿眉族(阿美族)特有的氣味,我知道,它粗獷、勇敢、純潔、樂天,在青山綠野中生長,而似乎又帶著一種宿命的欠缺。」
在詩人眼中,原住民吸引人的生命情調,卻同時染上一絲惆悵與無奈。像是過去百年歷史,原住民生活的寫照。
二十世紀上半葉,日本殖民政府進駐台灣,開始原住民一頁滄桑史。
一九○三年,日本成立「蕃地事務調查委員會」,將原住民事務歸警察管理,日本積極闢道路、開發山地森林、礦藏與樟腦等資源。
一九○六年,日本開始在「蕃害」嚴重的地方,沿「隘勇線」築電流鐵絲網,區隔山地原住民與平地人,防止剽悍的山地原住民潛伏偷襲。
時隔近百年,花蓮縣秀林鄉加禮宛山下,走過一百零五個年頭的泰雅族婦女比揚.拉航,面容滿布歲月刻痕。少女時代,泰雅儀式留下的美麗黥面,使比揚.拉航成為世紀末僅存的泰雅文化象徵。十七歲黥面時的腫脹與疼痛,比揚.拉航記憶猶新,即使身軀已老邁,她手上仍不停地韻動著族人的編織本領。
今日緊鄰山腳而居,昔日故鄉,卻在雲深不知處的高山叢林間。比揚.拉航遙憶當年,日據時代,日本人立下阻隔泰雅族與平地人接觸的隘勇線,竟就在咫尺之隔的草皮石礫間。
比揚.拉航七十歲的兒子金子明回顧發生在隘勇線的情事:「隘勇線中間有一個入口,一邊往平地,一邊往山地,往山地的路口就有一個交易所,原住民帶著山豬、鹿皮,來交換鹽巴、槍砲。」
悲壯抗日
原住民抗日事件頻傳,大小戰役不斷。日本總督府則祭出各項理蕃政策,以便順利以原住民的勞動力,進行對台灣山林資產的掠奪。
而霧社事件,無疑是日據時代原住民抗日最悲壯的一頁。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利用霧社公學校舉行運動會的日子,泰雅族霧社馬赫坡頭目莫那魯道,發動鄰近霧社群六個部落的族人,一舉襲擊日本警官與住民,造成一百三十四名日本人死亡。
持續五十幾天的霧社抗日事件,最後在日本政府投下糜爛性毒瓦斯之後,征服泰雅勇士。
經過隔年第二次霧社事件,日本強迫霧社附近六社僅存的兩百多名泰雅遺族,遷移至川中島,也就是今天仁愛鄉的清流部落。
在征討與交戰的史頁中,長期與山林為伍的台灣原住民,終於在日本殖民政府強大的武力征討與皇民化運動下,改變部落文化,甚至開始離開他們賴以維生的祖居地。
一九四二年,日本實施志願兵制度,徵召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日本對高砂義勇隊評價很高,美國人很怕他們,因為他們會爬山涉水,日本人用皮鞋,他們用布鞋;日本人用槍,義勇隊用刀,摸黑到營房,把美國人的頭砍掉,」阿美族太巴塱部落頭目周廣輝回憶這些擅長打獵、捕魚、游泳的族人。
戰火下,幸運的原住民在戰後重返部落,一些原住民則不幸與部落永別。慈濟醫學院原住民健康研究所講師,泰雅族的廖守臣,叔叔與岳父都是高砂義勇隊。
廖守臣的叔叔被送到婆羅洲,一九四五年被俘,因為會講印尼話,使這位花蓮的泰雅族在婆羅洲被抓後,又被送到新加坡的英國俘虜營當翻譯,後來輾轉被送到日本。「到日本,美軍審問他要不要回台灣,叔叔決定回來,回來的時候,太太已經改嫁,」廖守臣回憶這位失而復得的家人。
戰後,整個台灣社會全心投入經濟發展。沒有人仔細注意過,這群語言文化與漢人不同,對資本主義的商業邏輯如此陌生,甚至沒有土地私有制觀念的原住民,如何在台灣社會邊陲生存。
失落的族群
國民政府一連串的政策,對長期仰賴台灣山林、活躍在台灣山川百岳,卻沒有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原住民,是不斷遠離土地的歷史。
「日本政府來、國民政府來,阿美族的土地都沒登記,我們文字不通,語言不通,主辦人也不是阿美族,」太巴塱國小退休校長李來旺說。
經濟上的弱勢,使不少原住民陷入不得不的沈淪。
一九八六年,阿里山十九歲的鄒族青年湯英伸向警方自首,承認殺害台北市新生北路洗衣店老闆一家三口。
在受盡歧視的環境下,湯英伸非常悔恨犯下殺人罪刑,最後被判處死刑。
湯英伸事件,震驚台灣社會,在都市底層,原住民不為人知的生存故事,終於受到矚目。
一九八七年,尚未解嚴,一群婦女、原住民、人權及教會團體,步入華西街,遊行抗議人口販子販賣雛妓。而許多墮入黑街的少女,正是來自貧窮原住民部落的少女。
這一次,台灣社會驚覺,價值崩解、經濟弱勢的原住民部落,已從根本發生變化。
「當老鴇打開營業燈吆喝的時候
我彷彿就聽見教堂的鐘聲
又在禮拜天的早上響起
純潔的陽光從北拉拉到南大武
撒滿整個阿魯威部落」
一九八○年代尾聲,排灣族盲人詩人莫那能,寫下這首「鐘聲響起時」、一首對原住民少女處境的悲吟。
懷念年祭
一九八八年,台東卑南南王村民謠創作家陸森寶過世,在書房的白板上留下最後的創作曲「懷念年祭」:
「我在遙遠的異地工作,
不能常返回探視親友,
我沒有忘記傳統習俗,
年祭時母親為我戴花,
我來到集會所前跳舞。」
從氣勢壯闊的「卑南山」、描述卑南青年男女生活的「散步歌」,到慰勞八二三砲戰遠赴前線的族人,創作「美麗的稻穗」,以及流行全台灣的「我們都是一家人」。陸森寶,以卑南傳統古調創作二、三十首與南王村生活有關的歌曲。
這位日據時代畢業自台南師範學院,在日本天皇的弟弟來訪時,代表所有中等學校以鋼琴演出迎賓,同時運動成績耀眼,日後調教楊傳廣的南王部落傳奇人物,用綿長悠遠的古調,道盡對族人外出工作,無限的思念與疼惜。
市場經濟介入,原住民無法自外於大社會,土地喪失、傳統農作、漁獵不足以因應生活所需。
一九六○年代,大量原住民湧入都市,從事低技術、高危險、勞力密集的工作,成為社會底層的勞動力。同時在都市邊緣與河床地,搭起聚居型態的「都市部落」。他們的生存故事就在基隆八尺門、汐止花東新村、三鶯橋下上演。
根據《從部落到都市》一書的記載,一九八○年代,分布在各大都市謀生的原住民超過八萬人,等於每四個原住民就有一人離開部落。原住民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一九九四年,在原住民知識青年多年的奮鬥後,台灣「原住民正名運動」終於獲得李登輝總統的回應。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終於積極運作,加入原住民條款,原住民跨出擺脫「蕃仔」、「山地人」污名的大步。
世紀末,國際間日益重視原住民文化,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文化珍貴之處的認識,才剛起步。
南島文化豐富台灣
「如果沒有原住民,台灣這個小島不知道有多貧瘠?」一位文化工作者相信。
台灣原住民屬於南島語族。在關於南島語族文化發源地的爭論中,澳洲學者貝爾伍德(Peter Bell-wood)發出驚人的主張:「台灣是所有南島民族的發源地。」
南島語族超過兩億人,分布於非洲馬拉加西、東南亞的島國、台灣與大洋洲。這些地區分布遼闊,佔地球表面三分之二。
學者蔡百銓指出,儘管在歷史上,南島語族個別經歷不同國家的殖民,文化生態不同於過去,但是語言仍保有許多共同的字根,使用人數之多與分布之廣泛,僅次於印歐語族,包含八百多種語言。
一九九六年,一張名為「檳榔兄弟」的CD,以音樂證明台灣原住民與遙遠的島嶼,巴布亞新幾內亞超布連島間,存在著不可思議的連帶。
一九九八年,蘭嶼達悟族啟航至菲律賓巴丹島進行文化溯源。共通的語言與舞蹈、儀式,至少證明,台灣原住民與南島語族其他原住民間,跨越歷史時空,仍保有的文化臍帶。
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多樣性,猶如台灣的瑰寶。
向原住民學習
二十世紀末,原住民與自然共生的價值與哲學,似乎對二十一世紀全球的永續發展,提供一面明鏡。
一八五一年,華盛頓政府欲向西雅圖杜彎密希族收買土地,西雅圖酋長的演說,留下原住民對於人與人,人與自然共處的生命哲學,酋長說:
「你們怎麼能夠買賣天空、
土地的溫柔、羚羊的奔馳?
假若空氣的清新與水的漣漪
並不屬於我們所有,
我們如何賣給你們?
當野牛已死盡,你們還能
再把他們買回來嗎?」
世紀末,永續台灣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百年來,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掠奪與開發,減損了福爾摩沙的美麗。
而原住民過去與土地、山林、海洋共存,部落文化傳統中,諸多關於自然的禁忌,不可對大自然強取豪奪的社會規範,正是原住民千百年來,能與自然和諧共舞的原因。
嘉義縣阿里山鄉山美村,鄒族部落。曾文溪上游支流,達娜伊谷,瀕臨絕種的高山u魚竟出現在清澈溪流中,溯溪而上。
九年多前,山美原住民巡河護魚的行動,杜絕了電魚、炸魚,挽救了當時宛若死溪的達娜伊谷,創造復育高山u魚的奇蹟。解說員高德生相信,山美村的成功是因為:「先改造受主流社會價值污染的心靈,恢復了鄒族傳統中,和大自然共生共榮、和諧的生活方式。」
或許,原住民與自然共生的「生態智慧」,以及在自然環境下激盪出的美好歌聲、體魄與性格,是下個世紀地球永續發展的一道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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