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院長翁岳生：我要挽回人民的信賴

問：過去曾傳出你婉拒出任司法首長，這次為何願意接下司法院長？
　答：我的年紀已經不小了，我想在最後階段為司法制度做一些事。過去在大法官會議中，我的理念有些獲得實現，但我希望在服公職最後階段，儘可能把理念落實到司法各層面上。
　問：你的好友楊日然大法官去世，是不是促成你接任司法院長的原因之一？
　答：是的。我們兩人的出身、教育背景相同，追求的理念一致。我們認為一個國家要自由化、現代化，一定要法治化，要法治化，一定要健全司法。這也是我們從大學時代、教書到大法官，數十年一直堅持的理念。我們情同手足，在大法官會議上，他是我最親密的戰友與諍友，我們一同度過了一大段艱苦而充實的人生。
　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病床上的他，聲音已微弱到聽不清，但他仍掛念台灣的司法。

早就關心司法問題

　問：才上任兩個多月，就提出了司法改革藍皮書，這些想法已經由來已久了嗎？
　答：我老早就重視司法的問題。從在台大法律系念司法組時，就知道我們的司法制度並不健全，那時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是在司法行政部之下。
　民國五十五年我回到台大教書，開的第一門課就是「比較司法制度」。六十一年到司法院（出任大法官），成為司法的一環。從前院長黃少谷、林洋港、施啟揚等人所舉辦的司法改革會議，都有我的參與。
　雖然我過去沒有司法行政經驗，但二十幾年在司法大廈，聽了很多，也知道一些事情，對司法存在的問題並不陌生。
　因此就任兩個月後，所提出的司法改革措施，可以說是許多前輩的經驗累積，與同事的協助，以及我個人理念綜合而成，也代表我個人在就任以後想要完成的工作。
　問：推動司改的關鍵在哪理？
　答：有人的問題，也有制度的問題，但最重要的是觀念：對人的尊重。我在西方國家看到的司法是由下而上，人民與人的尊嚴受到重視，這是民主最為可貴的地方。
　我們社會過去是由上而下，而且早期司法是統治者的工具。這是我期期以為不可。行政可以是國家的工具，因為行政是國家為了達成其目的之工具，但是司法不是工具。為了要把行政與司法弄清楚，早年就一直推動「推檢分離」這個理念。
　司法、法院與法官，與一般行政機關、公務員不同，但大家常常弄不清楚。例如，大眾媒體就常把法官與檢察官弄混了，大家印象中兩者一起受訓，甚至在法院並列一起坐，就誤以為法官就是檢察官，檢察官就是法官，兩者一樣。

法官應該中立

　問：檢察官與法官定位清楚，對民眾有什麼影響？
　答：我的司改措施中，提出刑事訴訟中實施當事人進行主義，就是要檢察官與人民或被告的律師是對等的，而不是高於他們。民事訴訟法中也有規定，原告與被告要平等，這是訴訟的大原則。
　過去檢察官雖然是原告，是提起公訴的人，卻有一個特殊的地位。檢察官一旦認為行為人有犯罪嫌疑，就可以提起公訴，然後法官就要去調查有沒有犯罪的事實。台灣的法官也要扮演檢察官一部份的工作。
　法官應該中立，原告攻擊，被告防禦，法官站在中間，加以判斷。但是我們等於是法官、檢察官合起來對付人民。這樣，人民怎麼可能信賴法官呢？

折衷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問：在你提出當事人進行主義之後，不是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意見嗎？
　答：對。過去我們制度設計是這樣，要改為當事人進行主義，不是一天、兩天就做得到，還要有一些配套的措施，例如要增加檢察官的人力。
　而且不只增加檢察官人力，還要提高警察素質。例如日本警察素質很高，在證據調查方面，可以提供檢察官很大的協助。如果證據不足，就可能會被法官駁回了。
　改革不能不兼顧現實，原則上，現在要採的是「折衷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問：什麼是折衷式當事人進行主義？
　答：過去規定法官「應」調查犯罪事實，但現在改成「得」調查證據。
　究竟什麼時候要調查？為了被告的利益，法官可以進行調查，這是為了保護在法學素養與訓練上，較檢察官力量薄弱的人民。而對被告不利的就不調查了；除非是起訴後，有新證據發現，檢察官不方便調查，才由法官來調查，那是很例外的情形。
　法官要扮演中立的角色，人民才會相信法官是會保護他的權益的人，而不是代表國家追訴他犯罪的人。
　將來被告要盡量有指定的律師或公設辯護人，尤其是沒錢的弱勢被告。我們原則上傾向不增加公設辯護人，而是課以律師公會義務，或編一些預算補貼他們派人義務辯護。

終身為司法獨立奮鬥

　問：目前，檢察官有無獨立行使職權？
　答：檢察官不應成為政治的工具，檢察官應該要有獨立性，但也有「檢察一體」的適用性。不過，我現在只能講法官部份。
　現在大法官可以說是做到獨立行使職權。我們的大法官很有權威性，如果你要干涉他，他可能在不同意見書把你名字寫出來，這項干涉也就被公布出來了。所以大法官不可能接受干涉。
　至於各級法院法官，過去有很多揣測，也有一些案件確實令人懷疑。但從施啟揚院長以來，法官審判獨立已經有一定的成果。
　我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一直在為司法獨立而奮鬥，我保證司法院絕對不會干涉審判。現在司法獨立的問題，要操心的不是司法行政干涉，不是司法院長或法院院長干涉，而是法官個人的問題。
　法官生活圈複雜，或為了個人升遷而特別經營關係。像過去，有些法官喜歡結交民意代表，做為後盾，早期也曾風聞法官認資深中央民代為乾爹。現在這種問題比較少，因為升遷有一定的軌道，不是誰能隨便干預。
　如果司法不公平，就會傷到很多司法人員的士氣，過去我聽了很多，也知道很多。所以我對這方面相當注意。
　問：有一些公眾人物所涉及的重大司法案件，一審與二審判決相當不同，往往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
　答：這是一審、二審法律見解不同的問題。為了促進各級法院、法官有比較一致的看法，我們讓所有的判決書都公開上網，就是希望讓每一個法官可以找到類似案件的判例來做參考比較，慢慢減小司法的差異。
　從人民請求救濟來講，二審輕判是制度的問題。因為二審是被告請求救濟，請求救濟的結果，當然不能比第一審更重、更不利於被告當事人，否則愈判愈重，怎麼算是請求救濟？這是一般人不太理解的地方。

司法要靠人民的信賴

　問：二審制度的立意良善，但有些二審判決讓民眾認為有政治力介入或政治考量？
　答：一審上訴過來，上級審又發回下來，二審像夾心餅一樣負擔很重，但二審功能很重要。與一審、三審相較，我們的確聽到對二審的批評比較多。這也是我為什麼一再敦請司法界為人清廉、值得信賴的吳啟賓，來出任高院院長，由院長開始慢慢產生影響，建立人民對高院的信賴。
　司法絕對要靠人民的信賴。司法最重要的是判斷，如果對法官沒有信賴感，法官做出任何判斷，都會受到懷疑，司法的功能就不能發揮。
　問：司法的威信一再受到公眾人物的挑戰，例如選舉時訴求「當選過關、落選被關」？又如伍澤元案？
　答：對，但有很多已經不是司法的問題。例如法律對議員行使職權期間有些保障的規定，以及保釋就醫的問題。礙於規定，司法會很無奈。
　現在要修改法律，行政院已經通過修正草案，規定保釋就醫不得從事哪些行業，或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叫他們回籠。
　問：近年來從政治、社會到經濟、出現一些危機或風暴，與法治不健全有關嗎？
　答：當然有關。我只能說，要能夠自律的人，才能享受充分的自由。每個人應該清楚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如果自律不夠，那就要由外在法治環境來協助他；而法治則有賴健全的司法，值得信賴的司法。

朝向專業法庭

　問：你曾說司法權就是做出最有可能正確的權威判斷。法官要如何做出權威判斷？
　答：目前法官的案子實在太多，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寫很長的判決書，沒有時間來充分思考案情，做判斷。因此，要減少他們寫判決書的時間，簡易的案子可以用勾一勾、簡便填寫的方式來辦理，然後做到大案大辦，小案小辦。
　要如何做出正確判斷？法律是客觀的東西，雖然不至於像茶杯那般明確具體，一看就知道，但實際上每一案件，在現行法律的規定下，經過一定的程序，可以說「冥冥之中有一個客觀答案在那邊」。
　問：但新觀念、新爭議、新犯罪型態不斷發生，恐怕就不是那麼容易抓得住冥冥之中的答案？
　答：沒有那麼明確的答案，因此我們要增加法官專業知識，同時最好是採取專業法庭。
　我們最近增加了很多研討會，邀請證期會、經建會等財經部門官員來幫我們上課，因為有關經濟犯罪類型，法官不一定懂。
　我們是比較傾向採取歐洲的專業法庭。就像專門辦理竊盜案的法官，對於竊盜犯罪類型和心態、做法就會很熟悉，做出判斷的正確性就會很高。目前國內沒有這樣分，我想往專業法庭方向走，但有人反對。
　問：你有很多理念要推動，但如何落實？如何面對反對？
　答：司改千頭萬緒，要做的事很多，我只能抓重點，慢慢來推動。
　現在比較簡單可以做到的，例如法官名牌、職員名牌，實施各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及電腦化便民措施，這些幾個月內可以做到了。
　可是一些牽涉到法律修改的，例如訴訟制度的修改，就要花一些時間，這也是我為什麼對於當事人進行主義先提出折衷方案。
　我希望每一法庭走專業法庭，但就有人說，專業法庭會讓人很快知道哪一個案子到哪個人手裡，他們對我們法官是不大信任，所以我們最高法院到現在還有所謂「祕密分案」。
　社會對法官那麼不信任。如果我們的法官道德高尚，我們的社會信任法官，我的做法就又會不一樣了。沒有人民對司法的信賴，我們這一代的法律人，要推動司改，比別國的法律人還要費力。
　對於我想要做的事，不能全照我的理想去做，有一些仍然要顧及現況。但我會想盡辦法去溝通，到各法院辦座談，寫信給每一位法官，我不會因為有人反對，就覺得挫折。

法官來源多元化

　問：民主國家的法官，通常由有聲望或資深律師、檢察官出任，但我們的法官顯得過於缺乏歷練？
　答：我們也希望能請到有聲望、資深的律師、檢察官來擔任法官，這樣法院就不需要有庭長。
　但現在的情況不是這樣，這也是為什麼庭長制一時還不能廢除的原因。法官的升遷現在還是官僚式的升遷制度，是要靠資歷一級一級升遷。在這種情況下，庭長豐富的經驗，可以來指導這些年輕的法官。只是過去制度沒有上軌道，才發生許多人主張要廢除庭長。
　法官太年輕的確不太合適，將來法官來源會朝向多元化，包括法學教育的改變。要如何增加年輕法官的歷練，然後才讓他們擔任獨當一面的審案法官？我們考慮要延長候補期間，或者考試資格作一些要求。我一直很重視法官培育這個問題。
　問：法界向來認為你是「溫和型」，但你處理庭長任期制的問題卻相當明快。
　答：我是講話很溫和，但對於原則，我很堅持。我們對於落實庭長任期制的立場很堅持。我們在他們舉辦「衛憲護法」聯誼會之前，發布十五位免兼二審庭長的資深法官的名單，就是希望其他庭長不要因為不清楚是哪些人被免兼庭長，而受到少數帶頭的人的影響。
　問：在你的司改藍皮書中，第一優先順序為何？
　答：實現司法為民的理念。例如建立法院形象，讓人民到了法院覺得很方便，不會覺得官僚。我希望法院能像台北市戶政事務所般親切，雖然不至於要倒茶水，但法院接待人員，要有同樣的服務心情與態度。民眾到法院來，通常都有麻煩事，我們應該協助他。

改革需要傻勁

　問：二十多年大法官生涯，你覺得有何成就？有無遺憾之處？
　答：我在大法官會議上，有許多滿意的事，例如一些有關保障人權的事項，有關司法獨立，以及一些行政法學上的理念獲得實現，大法官會議功能逐漸獲得發揮。例如憲政問題透過憲政法庭言詞辯論來解決，讓我們的國家與其他法治國家沒有很大差別。
　但觀念有時候很難改變，常常讓我有些挫折，到現在很多人還是不清楚司法、法院、法官是什麼？這是幾千年來根深柢固的觀念，很難改變。
　問：你卸任司法院長後，最希望看到什麼？
　答：看到人民對司法比以前更信賴，對法院不會那麼排斥，讓人民覺得法院是保障人民權益的地方，而不是要來這裡受苦受難。
　我熱愛大法官工作，本來可以等著退休。現在來接這個工作，當然知道會很辛苦。但我抱著一股傻勁，想做這些事來實現個人對司法的理念，也希望對國家做最後一段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