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一座希望之橋 — 美麗台灣　希望會談

殷允芃：在各位的心目中，什麼樣的台灣才是美麗台灣？如何恢復台灣的美麗？在下一個世紀來臨時，我們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台灣呢？
　李遠哲：台灣還是農業社會的時候，人口只有六百萬，走向工業社會之後，人口增加到兩千一百萬。從六百萬到兩千一百萬，想要恢復農業社會的情景，我想是做不到的。但台灣還是有美麗的可能，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內容呈現。
　首先生態環境要健康。沒有心曠神怡的環境，我們不會看到美麗的台灣。美麗的感受，往往不是單一個體能展現出來的。現在台灣社會很多人追求個人的幸福和美感，但卻常忘掉整個環境的和諧。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是，如果要有美麗台灣，必須想辦法衝破自己小小的領域。大家一起從大環境，從高山、河水，和我們生活的房子、交通、道路，好好仔細來規劃。

福國淨土在人心

　聖嚴：我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那時候台灣的物質條件、生活水準都很低，但是台灣的人心很純樸。拿大陸和台灣做比較，我覺得台灣真是個佛的國土、菩薩的世界，一般人都非常純樸而不狡猾。
　但是最近這幾年漸漸在改變。大家追求著虛榮和滿足，是一種沒有辦法形容的渴望，不知道在追求什麼。從地位的追求到名的追求，特別是物質的追求上，變得很可怕。房子愈來愈大，但是生活的空間愈來愈小；大家的感受愈來愈焦慮，彼此為了追求安全感，讓人與人之間更多的衝突。現在台灣是人和人爭、人和天爭。我們自然的環境發生問題，是價值觀念發生問題。多少年來，我們急於在物質方面追求豐富，於是在人文方面變得欠缺。
　因此，我在二十年前開始，提倡建立人間淨土，人間淨土必須從人的觀念開始改變。觀念不改變，整個世界是亂的，生活是痛苦的。如果我們能少一些執著，想要的東西少一些，但這並非不求進步。我不反對科技的發展，但我不贊成無止境地追求物質的享受。人類社會的幸福，精神面的追求，要比物質面重要。
　如果人心充滿了不滿足、怨恨、懷疑，那這個世界就是地獄。如果充滿了希望、光明、充滿了未來的憧憬，淨土就與我們很接近了。
　一般人認為，環保就是自然和生態環境的保護，但如果不從內心的觀念改變，生活和自然環境再好，也是臨時、不可靠的，痛苦和衝突還是繼續增加。
　龍應台：題目如果是「你心目中美麗的台灣是什麼」，我的回答是，我心目中沒有一個美麗的台灣。
　因為一個美麗的台灣，代表一個固定的、已經成形的狀態，這個狀態裡，有青山綠水、國泰民安，既有自由又有民主。我基本上不相信烏托邦可以以一種已完成的、既有固定的形態存在，而且如果有那個形態存在，我也不願意成為其中的一分子。那個已完成的美麗新世界，對我而言太無聊、太可怕。

仰臉向陽光走去

　已完成的美麗新世界，對我而言代表著一種終極和停滯。更何況這種狀態，在人類歷史上還沒存在過。當然我心目中有一個美好的台灣，那是往某一個方向走去的社會，不是一個既定的形態。
　那個方向是美好而我所嚮往的。那種感覺就像在冬天，一輪旭日東升的時候，你仰臉往陽光的方向走去，眼睛閉著，你可以感覺眼瞼裡的紅光和皮膚上溫暖的感覺，那是一個美好的方向。所以，方向之於我，比目的地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什麼是美好的方向？你往哪個方向走，首先要看你的起點在哪裡，要不然都是空談。這世界上大多數社會都會說：我們所憧憬的美好國家，有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有經濟上的富有和公平，有科技上的先進和不斷突破，以及文化上的豐富和多元等等，結果都一樣。那台灣到底有什麼特色？
　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特定的、不可擺脫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因素，決定了這個社會特定的背景和出發點。由這些背景和出發點來談方向，才有意義。
　在我心目中，台灣的座標有三條軸線。縱軸是傳統和現代如何銜接，兩條橫軸，一條是東方和西方如何融合，一條是大陸中原文化和台灣本土文化如何共生共榮。在這三條軸線上，如果台灣能走得從容不迫，同時有反省或前瞻的能力，如果在過程中，沒有我們不願意看到的、突然的大倒退，我就已經心滿意足。
　所以，我心中憧憬的，未來十年或十五年後美麗的台灣，就是那三個大方向。那個大方向裡，只要我們路走得穩，朝那個旭日東升的溫暖境界稍微接近一點，我就能心滿意足。
　施振榮：台灣實質上是愈來愈美麗的。但是因為我們期待更美麗，所以我們就感覺到，現在比以前不美麗。所以這是期待的問題。尤其是和國外做比較的時候，我們就感到有許多地方有待改善。實際上，這和你取得美麗的成本、方便，也有絕對的關係。
　有很多人說，人生不美、不浪漫，也吃得不好。但我覺得我的愛情很好，也已經享受了美食。所以這和每一個人的期待有關。
　我所希望的是，十年、十五年之後，整個台灣在民主法治的基礎上，建設台灣成為人文科技島。
　我九年前也提出世界公民的觀念，因為我們在世界村裡，當然希望對世界的貢獻還要更多。中國人或台灣人，在過去一、兩百年來，對世界的貢獻實在是太少太少了。所以我們應該積極地對國際社會，做更進一步的貢獻。而我所希望的，是在一個體制之下，台灣中小企業不只有活力，還要加上創造力，能在國際上慢慢受到重視。
　在社會經濟體裡，每一個個人，也像是一個中小企業。也就是希望台灣有一個很好的體系，能夠生生不息，讓每一個人的潛能能發揮，這是我對台灣的期望。
　蔣勳：我讀大學的時候，常在衡陽街那邊逛，街上有個算命攤子告訴我說，你和出生地沒有緣份。
　我一九四七年生在西安，不到一歲就走了。算命的一句話，變成我今天很重的心事。我和出生地是無緣的，那我和哪裡有緣？什麼是我住最久、最有緣份的地方？這是很無稽的一個開始，但從這樣的開始，慢慢去想我現在居住的環境。
　很長的一段時間，從我二十五歲到離開台灣去留學，我腦海中的故鄉是我父親的福建與我母親的西安。我好熟那個西安的家，要怎麼走進去，右轉左轉有什麼，我清清楚楚。但是我沒有仔細跑過台灣。
　一九七六年回台灣之後，才覺得自己應該好好去走這個島嶼。對我來說，不管你稱它為什麼國家或什麼省，之前，它是一個島嶼。我只認識這個島嶼。它在生態上怎麼樣被形成，東部有什麼樣的高山、什麼樣的地質；為什麼夏天來的時候一陣暴雨，之後就是洶湧得不得了的暴漲大河，而一到冬天，所有的水都流光了。我慢慢去看這個生態，從中去看是否和我們美的追尋和文化有關。

給美一個位置

　到了台灣以後，我小時候第一個記憶是過舊曆年。逃難不可能有祖宗牌位，但是過年一定要拜祖宗牌位。爸爸在一張紅紙上寫著：蔣氏歷代祖宗牌位，貼在牆上，然後用空的香煙罐裝米插香，那是我記得的第一個祖宗牌位。我忽然覺得我原來是移民。
　這種移民的暫時性，到最後有一部份很像是草率，覺得好像很快又要遷移了。因為不穩定、不安定，所以常常在想，我可不可能安定下來，可以更久地去感覺這個地方的生態、人文，都可能有它的秩序。
　事實上，在自己成長的過程，或是到各地講關於美術、文學，我還是很心虛。對經過這樣一個年代成長的我來講，經過台灣最窮困的物質條件、最草率的童年，這個社會可以給美一個位置嗎？一直到我自己讀大學，我還是沒有選美術系，因為家裡始終很憂心地說，你怎麼會去選美術？他們不敢相信，在兵荒馬亂的逃難年代，那個父母剛剛可以穩定下來、溫飽地把六個孩子養大的年代，覺得美多麼奢侈。

閱讀一朵花的開放

　前一陣子，社會裡發生一些事件，讓你覺得對人性徹底地沮喪，我就跑到產生這樣一個悲劇的地方，台北邊緣的三重、蘆洲、五股，看到好大的標示寫兩千萬懸賞這三個人。我忽然想，這兩千萬可不可能變成美的懸賞？如果他從孩子的時代，多一點點美的訊息、多一點點看花的可能，會不會今天不是一個歹徒的懸賞？
　這時候我覺得，美不是沒有用的東西。可以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做拯救的工作，也許是閱讀一朵花的開放，花的生命本身便宣告一個故事。
　有一次，在盛放羊蹄甲的東海樹林中，帶學生去講黑格爾的美學。每一個學生都不專心，每一個學生都在看花，不聽你講課，我忽然覺得那個分心真好。
　如果他可以分心去看一朵花的開放，如果他可以從更小的時候去看，他應該會知道生命不能隨意踐踏。我看每個孩子慎重地把花撿起來，夾在書本裡，那個動作，是一個起點。那個起點讓我們覺得，有些東西可以找回來。
　我常和朋友講，愛美的人沒有權利悲觀或消極，因為他必須用美去對抗很多挫敗或沮喪，使他自己有信心。
　今天在台灣，我們會特別談到美這件事，說你看這個城市多醜、你看這裡的人穿衣服多麼不懂得去找到和諧的顏色，我們找到太多的理由去講這件事。可是，我並不願意退回以前的時代。因為我的中學時代，每個人頭髮、制服都是一樣的，我覺得「美」不該是被命令下來的一致。所謂的和諧，是每一個個性充分完美之後的和諧，才成為美的條件。那是美的終點，但這是非常艱難的。
　在這個個性都在釋放的年代中，我們看到了失序、脫序、混亂，看到了醜，但那可能是調整出新的美的過程。解嚴之後，我們看到了打架、不和諧，但我相信這背後是在尋找一個充分的自我，這個自我完整之後，有一天他會和另一個自我，進行充分的溝通。
　我自己有這樣一個夢想，也感覺到這個島嶼的美麗會以這樣的方式，慢慢進行。


走出台灣自己的路

　殷允芃：離二十一世紀只有兩年了，面對下一個世紀，最重要的議題是什麼？
　李遠哲：二十一世紀不久就要來了，每個國家都在提升國家競爭力，也希望從事教育改革、不落人後。有趣的是，我最近參加第三世界科學院的討論會時，他們也一直想追趕歐美國家。已開發的國家，想保持他們的優勢，開發中國家一直想跟著他們走。
　我們一直追趕，但是有一天，真的等到開發中國家追到已開發國家的階段，整個地球還能住人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整個地球這樣盲目地競爭追趕，到了下個世紀，人類會走向滅亡的路子。
　為什麼我這麼說？因為我看到歐美的發展，他們對能源的使用、對環境生態的破壞、他們發展的模式，如果全世界跟著他們走，是行不通的。
　所以我常覺得，住在台灣這塊美麗寶島上，往前走的話，我們一定要問：這是一條能永續發展的路嗎？如果我們好好努力，在台灣找到人類能永續發展的路、這條路是全世界的人都能走的話，那我們一定是走在人家的前面。這是目前台灣面對二十一世紀最大的課題。台灣是有可能為人類走出一條康莊大道的。
　殷允芃：你心目中的康莊大道是什麼樣子？
　李遠哲：從能源的使用、交通問題的解決、生活的習慣，都要改變過來。
　例如，陳市長要解決交通的問題，但真正解決交通的問題，還不是交通建設，也許是很多網路，讓大家辦戶口謄本、買車票都不用出門，不要讓大家在街上亂跑。這只是一個方向，我們的農業發展也都要找新的路子。
　聖嚴：我是一個宗教家。以往一談起宗教，都是把我們的理念或嚮往擺在天國或是福國。一講起佛教的理論，都是讓人家不懂的，講得愈是神祕，愈有更多人來崇拜。佛教界有一句話：和尚不作怪，沒有人來拜。但是從我的體驗，宗教是為了人的需要而出現的，是為了人的生活、生存和希望而服務的，不是虛無飄渺、神奇古怪的東西。

送天國到人間

　宗教是為人服務，人要從個人影響到家庭、從家庭影響到社會。如果一個人自己的觀念不正確、生活行為不正常，要使家庭幸福，會有問題。所以我希望宗教、佛法，不是把人送到天國去，而是把天國裡的理想移到這個世界上來。
　清淨和美，一定是從心情的安定、平穩，才能欣賞。人要想體驗世界的美，必須生活是非常正常的。如果花天酒地、狂賭濫嫖，他看到的世界是混亂的、是醜的，他們追求的美是刺激，不是真正的美。如果生活正常安定，心也會平靜，才能體會到美。體會到美之後，自然而然會生出感恩和感謝的心。
　日本人開始吃飯的時候，會講一句「我領受了」。向誰感謝和領受不知道、不需要說，我能得到東西吃，就該非常感謝。
　我常和學生說，不要生氣，生氣的時候，去體驗你的呼吸。呼吸之美、呼吸享受的快樂，是什麼都不能比擬的。
　希望台灣的社會，會愈來愈安定、愈來愈美好。我相信這個事實一定會出現。
　施振榮：政治是眾人之事，所以政治家一定會說，他的施政是為人民福祉做最大的努力。所謂人民福祉，就是讓眾多的人，有美好的人生，這就是福祉。
　如果我們把他稱為「家」，不論是宗教家、政治家、企業家，「家」的出頭，是為了更多人類福祉做努力。所以關於李院長所說，經濟發展的結果會導致滅亡，我絕不同意。如果是正規的企業家，是為人類的發展而努力的，如果會破壞人類環境的，本來就不是企業家。

競爭力就是眾人美好的生活

　所以，整個競爭力的評估，生活品質是很重要的單項。生活品質就是當你在追求好的時候，你所花的成本是最低的，這就是有競爭力。
　所以，這些領導者怎麼樣為社會創造更好的環境、更好的機制，使更多人有更美好的人生，我想是大家的責任。
　因此，面對二十一世紀，我們最先要轉型的，就是從性惡的社會觀、性惡的立法精神，改成性善的社會觀和立法精神。這需要更多人不要用講，而用行為做轉型。物質享受的進步，很容易消化不良、達到飽和，而無形的，不管是科技、藝術等等的創造力，是永無止境、不會滅亡。
　現在是一個全球分工整合的社會。過去我們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今天不只是三百六十行，而是三百六十萬行，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都可以變成狀元。在當狀元的過程中，競爭是為了進步，而不是把你壓住，讓你當不了狀元。
　這樣的一個機制和社會結構，可能是我們各種「家」一定要去追求的境界，尤其是政治家。
　龍應台：我想先給李院長一點刺激，看他怎麼回答我的問題。
　我自己在思考未來台灣社會面臨的最大課題是什麼，我有兩個答案：第一是國際化的問題，第二是台灣這個島嶼和大陸的關係，包括政治、文化各種層面，講不完的。
　但李院長講到，台灣如何避開歐美的投影之下，走出自己的一條路，甚至為人類走出一條康莊大道，是非西方世界可以效法、追隨，至少做為先例的。
　這個問題是中國知識份子從鴉片戰爭以來，已經談論了兩百年的問題。也就是在西方投影之下，我們如何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來。這個問題在兩百年之後，並沒有解決。
　甚至於，李院長舉的網路，也是西方工業革命一路下的產品，李院長自己，做為台灣人的驕傲，有相當多的營養來自西方。但正因如此，當李院長說，我們要找出自己的路時，他一定有特定的出發點和權利，來說出這樣一句話。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夸夸其言，非常希望聽到他更深的見解。
　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第一是國際化的問題。大家都很切身感覺到這是一個地球村，在這個地球村，台灣人長久以來有一種邊緣意識，也是一種文化的、政治的自卑感。
　因為有這種自卑感，所以聽到法師去西方傳道，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或施先生說我們要對世界有貢獻，這是一種新的概念。當過去我們覺得自己非常弱小、不算什麼東西的時候，根本不會考慮到要對國際有什麼貢獻，這是新的國際意識的產生。
　但台灣這個社會是一輛拉得非常長的列車。在這輛往前走的列車裡，前幾列是完全與國際同步的，譬如電腦，甚至於雲門，他們與世界同步。但是因社會發展的形態，所以列車拉得很長，後面還有很多節。你如果去看後面那幾列的文化時，最後那輛列車可能還在三百年前。最後國際化的問題，可能是如何把列車縮短、如何以同樣的速度往前開。

做漢語文化的一束光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體會到，所謂國際化不等於美國化，也不等於西方化，這中間觀念的釐清，可能是我們比較成熟的階段該了解的東西了。
　另外一個階段，我們經過如火如荼的本土化過程，這個過程是絕對必要的。我所關切的是，在這會產生凝聚力、而且是必要的本土化過程中，如何保持最開闊的胸襟，這不是容易的事。
　如果沒有這個開闊的胸襟，使台灣仍舊是開放的、有包容性的社會，本土化就是回到井底之蛙的世界。如何在肯定自我的同時，不會虛妄的膨脹自我，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如何不踐踏別人，這可能是這十年中我們要面臨的最重要課題。
　這不容易做到。因為歷史的糾結，使我們產生各樣不清不楚的情緒，這種情緒會妨礙本土化和國際化。
　第二個我認為重要的課題，是我們和大陸的關係。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大陸的情況和發展，對台灣的禍福有決定性的影響。如何從歷史的糾纏關係中，保持冷靜客觀和智慧來面對這個巨人，是很大的課題，尤其大陸現在對我們還是很大的威脅，所以需要高度的智慧和冷靜。聖經中大衛和巨人的競爭，從來不是靠力氣，也不是靠宣洩性的感情。
　台灣如果能在認識自我的過程中和國際接軌，又有最開敞的胸襟，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紀裡，成為廣大的漢語文化、華人世界裡真正的一束光。這一束光可以往黑暗的地方發出去，這個地域裡創造性最強的力量、都會受它的吸引而匯集。
　在這樣的情況下，發揮一種發電廠的作用，使漢語文化、華人文化更豐富多元，甚至於使中國大陸也產生改變，這又是一種長遠的做法。當四分之一的華人漢語文化成為一個豐富的、從容的、自足有信心的文化時，它會自然成為對世界的貢獻。
　李遠哲：施董事長談到經濟的發展不一定帶來人類的滅亡，我也相信經濟的發展對人類是需要的。我講的是，歐美的發展模式，可能不是第三世界或全世界人類可以跟著走的。
　我們每次看美國的生活方式都感到羨慕。但是很少人想到，二十年前，美國以全世界五％的人口，消耗掉五○％的資源，現在還是在消耗三○％的資源。
　我們要檢討的是，人類對能源的使用。例如，在台灣，夏天在立法院開會，冷氣溫度開得很低，大家穿西裝。為什麼台灣在亞熱帶地區，夏天不能像泰國、印尼一樣，穿薄的短袖？溫度可以調低三度，也不會熱。我講的就是我們生活的方式、能源的使用、解決交通的問題，應該有一個新的方向。
　兩百年前，中國人說要走出自己一條路，那個時候，我們科技沒趕上，也不能接受民主。在那樣很大的矛盾之下，很多西學為用的觀念想走出中國的一條路，很多時候是逃避。
　現在和兩百年前不同。在科學家或科學界，台灣今天在很多方面是趕上西方世界的。宏電腦在全世界做到非常領先的地位，我們今天不是在後面追趕，也不是在排擠西方世界的東西，全世界所有科技文化留下來的東西，都在我們掌握中，我們要找出一條自己要走的路。

美是歷史的加法

　蔣勳：我的台灣史是被過去政治扭曲的歷史。荷蘭人來了這個島嶼，做了一些事，後來鄭成功來了，他其實不願意承認荷蘭人做過什麼。到了康熙二十二年，施琅帶領軍隊來了台灣，台灣是清朝版圖的一部份，在清朝的歷史裡，鄭成功被稱為偽政，否定鄭成功在台灣三代的貢獻。等到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日本，日本人來了，當然拆清朝的建築，不希望台灣人懷念清朝。
　台灣在一個歷史不斷否定的過程中，最後變成一個零，什麼都沒有留下來。
　美是歷史的加法。我希望這個島嶼裡，很多東西可以加起來，大家肯定每個階段、每個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到二十一世紀時，當然可以通向國際。如果一直減，會陷在本土也不倫不類、國際也不倫不類的尷尬處境裡。如果能真正面對自己歷史裡的特徵，本土和國際可能達到一個比較好的狀況。


英雄不等待

　殷允芃：邁向下一個世紀，台灣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價值觀，可以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施振榮：剛剛龍教授講到自卑感，我因為沒有文學細胞，也不喜歡讀歷史，所以就沒有自卑感。所以懂事以後，一直都想走自己的路。從小被教育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中國人是中央極權，所以我就覺得，我一定要把它突破，就拿自己來做實驗。
　走出自己的路是非常重要的。台灣當然是一個邊陲地帶，但是地球是圓的，台灣也是一個中心。如果世界分工那麼多，台灣做全球某一個中心，就是台灣走出來的路子。
　龍教授提到兩岸的關係，以及漢學文化的中心，怎麼樣來發揚光大。文藝復興是在一個不愁吃穿、貴族所產生的一個文化，台灣是華人社會中豐衣足食、自由民主、客觀上可以發揮漢學文化的地方，我們一定要給它新的生命。
　何況過去的藝術創作只有貴族才可以欣賞，以前是幾百個、幾千個人在享受，透過科技的發展，現在是幾百萬、幾千萬人在享受。所以漢學文化和科技的整合，是台灣可以走出來的路子。
　龍應台：如果我們體驗到，在我所說的歷史糾纏裡，有很大的成分是政治和權力的爭奪，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體認到，政治是膚淺和短命的，我們也就不會讓目前政治的情緒，來影響我們和國際接續的可能，也不會影響到和大陸長遠關係的可能。
　殷允芃：馬上就到二十一世紀了，請各位從自己談起，談談對自己的期望，以及對台下或其他人的期望，當做今天的結語。

人人都可當偉人

　李遠哲：我一直相信，如果社會要更好，每個人都要在自己的崗位上腳踏實地地工作。要做貢獻先要回到一個問題：我們社會的價值觀在哪裡？民主需要有知識的國民，但如果在義務教育的過程中，沒有建立共同的價值觀，社會也不會安定。
　如何建立共同的價值觀，我認為第一是要貫徹「人生而平等」的觀念。每個人都想成功，人們也常期待孩子長大後能得諾貝爾獎、當董事長，這不是很好的期待。
　社會上不一定有很多傑出的人，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偉大的人。偉大的的人是發展自己的才能，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我真的希望，每個人都下定決心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聖嚴：佛教有一句俗語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自己活一天，就要盡一份責任。如果台灣都像我和尚一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夠在別人需要時幫人，我們的社會是很有希望的。
　龍應台：我希望所有孩子都在愛與希望中長大。
　對我個人，我碰到一個精彩的時代。西方世界正處在價值轉變的當口，中國文化也在轉型，而台灣本身在民主實驗室中，身為作家，碰到這樣一個時代，我很幸運。我希望自已能對歷史有更深的認識、對現實有更敏感的接觸，能用最美麗的漢語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觀察。
　施振榮：我對自己的期許是，在這麼多困境中，能和一群人儘量尋求突破。結果可能失敗，但我們能告訴大家，我們失敗了，這條路走不通。若我們走通了，大家一起來走。共同的價值和共同利益，只有靠大家點點滴滴為未來三十年、五十年投資。
　蔣勳：有一次我到貴州一個很窮的鄉下，過年時那些鄉下人竟然拿出紅紙，寫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我很感動。「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能在一千年、兩千年內流傳，因為這就是我們共同的願望。其實社會、國家有秩序，就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而已。這也是我的願望。
　殷允芃：台上的五位都在天下選出的「影響兩百人物」之列，他們來自不同領域，但有個共同點：他們都聽到自己心中不同的鼓聲，然後站了起來、走出去，走出自己的路。這也是我們挑選「影響兩百」人物的標準。
　台上五位都成功走出自己不同的路，而今天的問題是，台灣是否也能走出不同的路？而這條路是對兩千一百萬人、甚至全世界都有貢獻的。
　今天的座談，天下只是搭座希望之橋。要為台灣走出不同的路，還要靠大家共同的努力。一句話可以形容台上的五位：「英雄不等待」，覺得該做，就站起來做。
　希望大家都是英雄，每個人都能為台灣的未來努力。（何琦瑜、王正勤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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